两枚抗战时期实寄封见证浙江大学四次西迁之艰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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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为1939年由广西宜山寄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方毓兰先生的国立浙江大学中式红框公函信封，背面贴伦敦版孙中山像单圈5分3枚、烈士1分2枚，销宜山廿八年七月廿七（1939年7月27日）中英文三格式日戳。封的正面盖有东川黄角树8月5日到达戳。
该国立浙江大学公函信封上印的寄件人地址为“临时校址：广西宜山”，收件人地址为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一个实寄封上出现两所著名的大学，不仅复旦大学是在重庆而非上海，而且国立浙江大学也到了广西的宜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再如上图所示，为1945年1月7日由贵州遵义寄法国的航空邮件。正面贴孙像票二枚，销贵州遵义三格式点线全中文日戳。封上还盖有一枚红色带框“O.A.T.”戳，该“O.A.T.”戳英文为Onward Air Transmission，意思是通过航空运递。加盖有此ＯＡＴ航空副戳的邮件相对少些，因为当时在寄发一整包航空邮件时，只有最上层的那枚封上会被盖上“O.A.T.”副戳。在加上二战时期寄全程航空信件的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因此，此类航空封并不多见。
该封寄件单位为大学图书馆，且国立浙江大学的地址又变为中国贵州的遵义。同样，此时之国立浙江大学也不在浙江，而是在偏远的西南省份---贵州遵义。
为什么浙江大学先是在广西的宜山，后又到了贵州的遵义？原来，上述两枚实寄封，都是国立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西迁过程中分别从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寄出的。
由此，也引出了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及国立浙江大学四次西迁的那段特殊而难忘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迹爆发，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在“八.一三沪淞抗战”爆发后，位于上海江湾的复旦大学校区被日军炸毁，复旦大学师生遂由上海开始辗转迁往重庆，于1938年2月迁至重庆的北碚，并于1941年改为“国立”。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方于1946年迁回上海江湾原址。
当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战火弥漫中华半壁河山之时，地处东部沦陷区的浙江大学师生在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理想，踏上史无前例的漫漫西迁之路。他们穿越江南六省，驻足6个地方，行程五千多里，历时两年多，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遵义、湄潭、永兴，在此办学七年，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
（浙大西迁路线示意图)
一、 第一次西迁浙江天目山、建德。
1937年8月13日，日军攻占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陆续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9月21日至26日，浙大将250名新生安置在浙皖交界的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并在那里推行“导师制”，开创国内教育先河。竺可桢对师生作《大学生之责任》演讲，勉励学生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求学路径，树立服务意识和为科学献身精神。
1937年11月11日起，在轰炸中坚持三个月教学的浙大二、三、四年级师生，趁夜间分三批从江干码头乘船出发，沿钱塘江逆流而上，经桐庐，于15日迁入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地处富春江上游的建德。11月底，一年级师生也经临安藻溪、于潜、分水、桐庐等地，历时5天，行程180多里，或乘车船，或步行，到达建德。
（图为1937年9月浙大一年级第一次迁移地点——浙江天目山。照片中为1937年秋竺可桢与浙大一年级主任潘承圻、舒鸿留影于天目山禅源寺。）
二、第二次西迁江西吉安、泰和。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大喘息稍苏，又被迫踏上艰难的赴赣历程，向吉安进发。师生组成若干队，由导师率领，分三批于12月24日至26日出发，或乘车船，或步行，顶风冒雪，艰难跋涉，分别途经兰溪、金华、衢州、常山、玉山、樟树等地，行程752里，历时25天，终于1938年1月20日抵达江西吉安。其间，饱受惊吓和饥寒。尤其是26日在浙江金华，遭受日军三架重型飞机轰炸，虽幸免伤亡，却导致700多箱图书仪器被抛锚金华河面，险些损失；一批师生乘坐火车被滞留在江西向塘的山间长达一周。27日，竺可桢校长到达金华，也险些被炸。
1938年2月18日起，浙大在吉安上完两星期课程，结束考试，度过寒假，又沿水陆两路前往吉安南面40公里的泰和县城。就在浙大离去不久，吉安白鹭洲便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在泰和期间，浙大师生遵照竺可桢 “教学与科研必须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办学思想，为当地修建赣江“浙大防洪堤”、创办“澄江学校”和建立沙村“示范垦殖场”。帮助浙江省图书馆，将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一部36000册139箱，从建德运往贵阳地母洞存放，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运回杭州。
（图为1937年12月浙大第二次迁移地点——江西吉安。照片中为浙大教师在江西吉安青原山书院的留影）
（图为1937年12月浙大第二次迁移地点——江西吉安。照片中为浙大教师在江西吉安青原山书院的留影）
（图为1938年2月浙大迁移地点——江西泰和。照片中为浙大教师在泰和县大原书院浙大校本部留影）
三、第三次西迁广西宜山。
1938年7月，日军沿长江南犯西侵，占领九江，直逼南昌。8月13日起，浙大师生分两路沿湘赣公路、湘桂铁路和赣粤水路分批出发，或乘车船，或步行，前往广西宜山。北路师生，有的经茶陵、筱县、衡山、衡阳、桂林、荔浦到达宜山，有的经茶陵、耒阳、衡阳、桂林前往。南路搬运图书仪器的师生，则经江西赣州、大庚，广东南雄、曲江、广州、三水到达。此次西迁，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行程1000余里，历时70余日，到10月底才抵达目的地。负责押运物资的20多名师生，直到1939年春天，才将200多吨装满2000多箱的图书仪器及行李安全运到。
在宜山，根据竺可桢的倡导和提议，浙大决定以“求是”作为校训。国学大师马一浮和音乐家应尚能在此完成《浙江大学校歌》的词曲创作。同时，浙大的规模也不断壮大。1938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6个系；1939年夏，将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和理学院，将农学院农艺系的农业化学组建成农业化学系。至此，浙大形成文、理、工、农、师范5个学院，同时邀请和迎来10多位著名学者前往任教。
在宜山，浙大师生除遭受疟疾病患伤害外，还遭受日军飞机连续多次轰炸。1939年2月5日，地处宜山标营的浙大校舍，遭受日军18架飞机猛烈轰炸，投下燃烧弹、爆裂弹达118枚之多。
（图为1938年7月浙大第三次迁移地点——广西宜山，照片中为浙大宜山标营校舍）
四、第四次西迁遵义、湄潭、永兴。
1939年11月25日，南宁陷落，浙大决定再次西迁。12月6日，首批教职员工离开宜山，前往贵州。次年1月9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同意浙大迁移贵州。浙大开始大规模经贵阳迁往黔北遵义。
1940年2月3日，竺可桢在遵义江公祠开始办公。2月9日，暂迁贵阳青岩的一年级和先修班360多名师生开始上课。2月22日，迁到遵义的二、三、四年级学生也开始上课。
1940年5月起，浙大按原计划又将农学院、理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系迁往湄潭。12月中旬，将一年级和先修班师生迁到湄潭永兴。
（图为1940年6月浙大二、三、四年级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系迁移地点——贵州湄潭。照片中为浙大湄潭分部办公室图书馆——湄潭文庙照壁校名）
从1939年9月一年级新生首迁浙江西天目山，到1940年2月至12月分别迁到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才终于得以停留、喘息，从而完成一支“文军长征”的伟大壮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宣取得最终胜利。西迁黔北的浙江大学准备复员东归。1946年5月，在湄潭、永兴的浙大师生员工及教学设备陆续集中遵义。5月11日，遵义文化界举行”浙大复员欢送会“。浙大师生员工取道贵阳、长沙、汉口，转上海回杭州。
浙大在遵义、湄潭，培养了一大批如李政道、程开甲、叶笃正等新一代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子，同时汇聚和保护了一大批如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为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事业的发展储备了一大批重要的人才资源。
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坚持办学，谱写了中华教育史上一页优秀而辉煌的篇章，是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为穷乡僻壤的黔北山区，播下现代科学文明种子，对日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其功盖过千秋，其泽惠及后世。浙大师生与遵义、湄潭人民相濡以沫、肝胆相照、共度时艰的情谊，被世人传为佳话，至今仍在延续。
参考文献：
1、《浙江大学西迁历史综述》，湄潭县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
2、蟠龙拍卖公司拍卖目录，2010年1月17日；
3、浙江大学---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