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荣琛：南北合演是非多

1985年南北京剧名家交流演出

转眼届秋（小编注：1985年），上海来人约请北京的袁世海、李鸣盛和我，天津的杨荣环、马少良等，到上海与当地同行合作，进行京剧南北交流演出。这是一件好事。虽然我本来已无意再做舞台演出，但上海方面情意甚殷，我不好拒绝，遂于11月登程就道。

上海的安排很周到，演出前先举行了电视见面会以做宣传，《文汇报》还发表了长篇报道《南北携手合作，振兴繁荣京剧》，详细介绍了俞振飞、李玉茹、童芷苓、袁世海、李鸣盛、张学津、马少良和我就振兴京剧的发言摘要，大家都表示要尽己所能、同心协力来振兴繁荣京剧。可是临近演出，却一再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

1985年南北京剧名家交流演出戏单

本来主办方面安排我们外来者住申江饭店(旧扬子饭店)，虽是中等也还不错，我们均无异议愉快地住下。可最后由北京来的参演者，却被安排住进国际饭店，从而同是被邀者却有了两种待遇。另外在票价上也有区别，这位参加演出的票价是三元;他若不参加，全由我们演出则是二元八角。这种做法在京剧界最犯忌讳，把同仁分为三六九等，十分伤人。早在1980年《人民戏剧》杂志庆祝创刊三十周年时，组织的几场纪念演出，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即票价不一，参加折子戏演出的高盛麟和我都感到这是不公正的对待，有受辱之感，盛麟一度曾不想参加演出。由于票已卖出，当事人又道了歉，我们顾全大局照常演了，结果我们这场折子戏却比《龙风呈祥》大戏卖座好得多。没想到五年后在上海又碰到同样情况，再加上食住、乘车的待遇都不一样，让人十分气恼。我这个人一向宽厚，不大容易激动生气，但如此明显地区别分等对待，实在是欺人太甚。我忍无可忍发了火，仅就票价不一之事提出抗议交涉。他们理屈，向我承认了错误，因为票已售出，不好更改，请我顾全大局。可是我在盛怒之下，嗓子却大受影响，失润异常(我向来很少闹嗓子)，致使次日我的《锁麟囊》“朱楼、盘诘”折，演得很不尽人意，座虽满堂，自觉非常对不起上海对我关心爱戴的观众，因我整整二十年未在上海献艺了。我力争的是人的尊严、平等相待，而绝非为个人收入之事。事后，上海方面曾寄来200元酬金，我分文没受原款退回去了。

赵荣琛

柳凤飞、陆玲娣

艾世菊、杨鸿康

《锁麟囊》（1985年）

事情已过去近半年，1986年春，北京的一家影剧报纸，以当时掀起的“反不正之风”为名，突然刊出长篇歪曲事实不怀好意的报道，集中全力攻击北京的某一位和我，拿那位和我当箭靶狠打狠批。我真不知我哪点算“不正之风”：我既没吃请又没受贿，更没提要多少钱和任何条件，纯为振兴京剧义务演出;只是因上海方面违反诺言而有欠公正合理，发了一通不平之气，无非为讨个公道而已，却遭到某些人不顾事实不遗余力地挖苦污蔑。此事本与北京方面无涉，上海方面虽当时已认错，却恼羞成怒要加以报复；北京这家报纸闻此派员赴沪，写出歪曲失实的报道，其恶劣做法分明是抱着“打名人自己才能出名”和“打笔仗报纸才有销路”的卑鄙心理，可说是竭尽损人利己、不择手段之能事。

赵荣琛《锁麟囊》

我几经交涉，他们不仅执意发表报道和短评，还启事公开征稿“讨论”，对此，我在气愤之余，又有些心灰意懒：现实怎么这样复杂呀?到上海是那样，回北京又遭公开诽谤攻击，哪里还有安静之处!事情发生不久还没了结，正好我在台湾的六弟约我在香港会面，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到大陆旅游探亲。我按时去香港晤弟，北京那家报纸又怕我到香港向海外记者道出受打击的事实真相，就赶紧设法托人致信给曾世骏，请他代为斡旋化解。我岂是那种不顾大体不识时务之人，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怎能随便对外道及呢？

《戏剧电影报》弥补性报道

我返京后，通过向北京市文联反映，交涉此事，之后他们的负责人来我家道歉，又在报纸上发表了我香港归来的一篇报道，作为挽回。既然如此，我也就得放手处且放手，不再深究了。不过，这事件对我的身体和精神影响很大，有很长时间，心情郁闷不舒。

赵荣琛著 《粉墨生涯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