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巨大的争议：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家的形成是虚构的
虚构的犹太民族
作者：[以色列] 施罗默·桑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三辉图书
出版时间：2017 年 3 月
《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诉诸被改编过的历史。以色列人强烈排他的民族认同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始自19世纪下半叶，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人类记忆的代言者发明而成。这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极具胆量地批判了广为传布的主导性叙事和史学话语，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无论是了解以色列的过去、中东的现状，还是解决争端、构想未来，本书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一个巨大的争议：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家的形成是虚构的
曾梦龙
2017 年 6 月 1 日
作者简介：
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1946 年出生于奥地利林茨，是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波兰裔犹太人，幼年时生活在难民收容所， 1948 年举家迁往雅法。 1982 年获得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致力于民族与民族主义、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电影史等研究领域。其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虚构的以色列地》《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被称为“虚构三部曲”，在以色列和西方学界引起轰动与争议。
另著有《知识分子、真相和权力：从德雷福斯事件到海湾战争》（Intellectuals, Truth and Power: 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the Gulf War）、《词语和土地：以色列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神话》（The Words and the Land: Israeli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alist Myth）等。
译者简介：
王岽兴，历史学博士，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美国南部史和美国政治思想史。著有《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译有《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合译）。
张蓉，历史学硕士，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口笔译理论与测试。译有《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合译）。
书籍摘录：
绪论 记忆的重负（节选）
尽管历史地看，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兴起于大众义务教育之前，但只有通过大众义务教育这一套体系，民族国家才能巩固其地位。文化上建构的记忆牢牢地固守在国家教育的上层之中，其核心就是民族史学。
在现代，为了构建一个同质的集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要的是提供一个漫长的叙事，它要使人联想到目前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长辈和祖先之间在时空中存在着关联。因为这样一种据称在一个民族体内会令人热血沸腾的紧密关联，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从未存在过，因此，是记忆代言者们的苦心经营发明了它。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帮助下，各种发现物被搜集起来。这些都得到了随笔作家、新闻记者和历史小说作者们的润色。从这种经过了外科手术式的改进的过去中，民族之高贵庄严和气魄雄伟的画像浮现了出来。
每一种历史都包含着神话，但潜藏于民族史学中的神话则尤其无耻。人民的和民族的历史被设计得像城市广场的雕像——它们必须庄严宏伟、高耸卓绝、英勇雄壮。直到 20 世纪最后 25 年，阅读民族史恰如阅读地方报纸的体育版：“我们”和“所有其他人”成了平常的、几乎是自然的分隔。在一个多世纪里，关于“我们”的生产成为民族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终生的工作，他们成为官方的记忆祭司。
在欧洲，在民族这种枝条成长起来之前，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古代特洛伊人的后代。在 18 世纪末，人们用科学的方法调整了上述神话。受到职业学者们关于过去——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影响，现代希腊人把自己看作是与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大帝具有血缘关系的后裔，或者是拜占庭帝国的直系后裔。自 19 世纪末以来，有影响力的教科书把古罗马人改造成典型的意大利人。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学校里，在尤里乌斯·恺撒时期反抗罗马的高卢各部落被描绘为真正的法兰西人（尽管有着差不多的拉丁气质）。其他历史学家则选择克洛维（Clovis）国王在公元5世纪皈依基督教作为几近永恒的法兰西民族之真正起源。
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先驱们从达西亚（Dacia）这个古罗马的驻防人员居留地，推断出了他们的现代认同；考虑到这一尊贵的起源，他们称自己的新语言为罗马尼亚语。在 19 世纪，许多英国人开始把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ca），即凯尔特人（Celtic）的爱西尼（Iceni）部落的首领，视为第一位英国女性，她曾强烈地反抗罗马入侵者，她那被颂扬的雕像一直矗立于伦敦。德国作家们则热切地利用了塔西佗（Tacitus）对领导古代切鲁西（Cherusci）部落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的描绘，把后者描绘为他们国家的奠基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和众多黑奴的拥有者，他甚至也坚持认为美国的国玺应刻上亨吉斯特和豪萨（Hengist and Horsa）的画像，他们在克洛维接受洗礼的那个世纪，领导着第一批不列颠的撒克逊入侵者。杰斐逊给出的理由：正是“从他们那里，我们拥有了世代传下来的荣光，且拥有了他们的政治原则和政府形式”。
在 20 世纪，大体相同的情形仍在继续。在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 Empire）崩解后，新土耳其的居民认为他们是白种雅利安人，是苏美尔人（Sumerians）和赫梯人（Hittites）的后裔。一位懒惰的英国官员武断地绘制了伊拉克的边界图，画就了一条笔直的死亡线；那些一夜之间变成了伊拉克人的人们，很快从他们官方指定的历史学家那里获悉，他们是古代巴比伦人的后裔，也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是萨拉丁（Saladin）的英勇斗士们的后裔。许多埃及公民毫不怀疑他们的第一个民族国家是古老的异教的法老王国，但这没有妨碍他们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印度人、阿尔及利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和伊朗人甚至认为他们的民族一直存在着，他们的小学生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记忆漫长的历史故事。
对于以色列人，特别是有着犹太血统的以色列人来说，上述那类神话荒诞不可靠，而他们自己的历史则立基于坚实而明确的真相之上。他们确定无疑地认定自从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刻有法律的石板以来，犹太民族就一直存在；他们是犹太民族直系的和唯一的后裔（除了十支族外，他们是有待查明的）。他们坚信这个民族“出离”于埃及，征服并定居在“以色列的圣地”上，那是上帝给它的著名的允诺；它缔造了宏伟的大卫（David）和所罗门（Solomon）的王国，该王国后来分裂为犹太王国（Judah）和以色列王国（Israel）。他们还坚信这个民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迫流亡，在它的鼎盛期之后——公元前 6 世纪第一圣殿（the First Temple）陷落之后，另外一次则是公元 70 年第二圣殿（the Second Temple）陷落之后。不过，就是在第二次流亡之前，这个独特的民族还缔造了犹太哈斯蒙王国（Hebrew Hasmonean Kingdom），它反抗过希腊化的邪恶影响。
他们相信这些人民——他们的“民族”，一定是最古老的——在近两千年的流亡中颠沛流离，尽管长期寄居于非犹太人之中，但他们设法避免与人融合或同化。这个民族散居各地，那使人痛苦的流浪把他们带往也门、摩洛哥、西班牙、德国、波兰和遥远的俄罗斯，但它始终设法在遥远的各社区之间维持着紧密的血缘联系，保持着它的特性。
后来，在 19 世纪末，他们认为诸多罕见的境遇结合起来，使这个古代民族从它漫长的睡眠中苏醒过来，为它恢复活力和重返其古老的祖地做好了准备。此后，这个民族开始高高兴兴地、大批量地重回故土。要不是有希特勒那令人恐怖的大屠杀，许多以色列人还会相信，“犹太人的圣地”会被按自由意志“移民到以色列”的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所充溢，因为他们几千年来都梦想着它。
流浪的民族需要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疆域；与此同时，一处空旷的处女地也期望一个民族来使其焕发生机。确实，一些不速之客定居在这片祖地上，但是，因为犹太民族两千年里“在他们的大流散中坚守对它的信念”，所以，这片土地就只属于犹太民族，而不属于少数没有历史却碰巧来到这里的民族。因此，由一个流浪的民族为征服其故土所发动的战争被证明为正当，当地居民的暴力抵抗则是犯罪；只是由于犹太人的慈悲（非常不符合《圣经》的），这些闯入者才被允许留下和定居在犹太民族之中及其近旁，而犹太民族则重归了它的《圣经》语言和它奇妙的家园。
即便是在以色列，上述那些记忆的重负也非自发出现，而是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一些研究过去的天才的重构者们层层累积起来的。他们起初收集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宗教记忆中的诸多片段，他们富有想象力地从中建构了一个“犹太民族”漫长和连续的谱系。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之前，不存在组织化的公共“记忆”，自那以后，公共“记忆”几乎没有变化。尽管存在着犹太人历史研究的学术化——随着在英国治下的耶路撒冷和后来在以色列建立大学，且在整个西方都开设犹太人研究的课程——但关于犹太人过去的观念，直到今天仍大体未变，保持着它单一的种族民族特色。
每当偶然的发现威胁到那幅连续的和线性的犹太人历史画面之时，人们几乎不会引用它们；每当它们真的为公众所知的时候，人们也会很快忘掉它们，把它们埋葬于遗忘之中。民族的急迫需要创造出一种意志极为坚强的控制，它防止了对主导性叙事的任何偏离。那些提供了关于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过去材料的特殊架构——就是那些完全隔离于通史和中东史学科的排他性的犹太史学科——也对新的历史编纂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以令人惊异的麻木和顽固拒绝展开符合实际的对犹太人起源和身份的调查。“谁是犹太人”这个问题时时会刺激以色列公众，主要是因为它会伴随着法律争端。但它还没有搅扰到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他们一直知道答案：犹太人是两千年前被迫流亡的那个民族的后裔。
民族史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见树难见林。匆匆一瞥环绕的林地，就会展现出森林树荫令人恐惧的面积。职业的专门化把学者们隔绝在过去的具体部分中。要是没有成型的旁门左道的元叙事的话，叙事一般都趋向于包容。在一个多元文化中从事历史研究，有必要免于民族武装冲突的紧张状况，免于对民族身份和来源的不间断的焦虑。
就 2008 年以色列的现实而言，上述那种说法可以毫无争议地被称为悲观主义。在以色列 60 年的生存历程中，它的民族史几乎从没有发展过，也没有理由期待它会很快就在某个时候达致成熟。作者对本书能够被接受几乎不抱幻想。不过，他确实渴望一小部分读者愿意冒险对过去做更为根本的重估，从而有助于削弱充斥于所有犹太裔以色列人思想和行为中的本质主义的认同。
由于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特殊的民族性观念的支配，以色列国在立国 60 年之后，仍然拒绝将自身视为服务其公民的一个共和国。 1/4 的公民没有被归为犹太人，而且国家的法律暗示以色列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也不拥有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不但避免将当地居民整合进它所创造的上层文化之中，而且故意地排斥他们。以色列也拒绝成为一个组合民主（像瑞士或比利时）或多元文化民主（像英国或荷兰）国家，就是说，一个接受其多样性同时服务其居民的国家。相反，以色列坚持把自身视为属于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一个犹太人国家，即便他们不再是受迫害的难民，而是自愿选择定居国家的正式公民。这种严重侵犯现代民主的基本原则，并对部分公民进行恶劣歧视的种族统治的借口，端赖于最终必然会聚首在其祖先土地上的一个永恒民族的那个始终发挥着影响的神话。
透过犹太复国主义厚重的棱镜——穿过它的光线会继续发出夺目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会发现，构想一部新的犹太人历史是困难的。请注意：目前这部著作提出了犹太人始终包括出现并定居在世界各地的主要的宗教社团，而不是共享单一起源且在永久流亡中颠沛流离的一个种族，但并不直接论述历史。考虑到它的主要目标是批判一种广为传布的史学话语，它可能难免要提出一种替代叙事。作者以法国历史学家马塞尔·德蒂安（Marcel Detinne）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在民族史中去民族化？”——开篇，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引发了共鸣。我们怎样才能停止在主要由民族幻想伪造的材料所铺就的道路上跋涉呢？
确如在现代性的演变过程中一样，在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中，民族想象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自 19 世纪以降，它吸引了许多历史学家。但到 20 世纪末，民族认同之梦开始衰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详细解析和检查迄今为止遮蔽着历史写作的那些伟大的民族故事，特别是那些关于共同起源的神话。毋庸赘言，历史学的世俗化发生于文化全球化的锤击之下。在整个西方世界，这会不断地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显现。
昨天的身份噩梦不等于明日的身份理想。正如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易变和多样的身份组成，历史也是变动中的一种身份。本书试图从人和社会的角度来阐明内在于时间流逝中的那个维度。尽管这种对犹太人历史的冗长的尝试不同于通常的叙事，但它不可能免于主观性，作者也不声称会免于意识形态偏见。他意欲为将来的反历史提供一些纲要，这种反历史能够促进一种不同类型的从文化上建构的记忆，该记忆会意识到它包含着相对的真相，它会有助于兴起中的地方认同的形成和一种对过去的批判性与普遍性的意识。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