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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充斥恐惧的时代，不仅是实际的恐惧，也是意识形态发明的各种恐惧。这也是技术的时代，技术目标与技术手段压抑着常识的运转，只有技术变得显眼。
因此对于运行在互联网中的司法体系，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民代理人的时代，在很多纠纷中，我们易于选边站，快进到互相审判和罪名的安排中，然后找到渠道，开始技术的对抗。
这恰恰成为对旁观者法律素养需要的迫切和难度。当一个有常识的人，比当一个看似追求正义的网络代理人要困难得多，需要大得多的勇气和审慎。
文 | 李厚辰
互联网彻底改变了公共正义的面貌，在很多领域，我们还认为，互联网的公共舆论似乎不产生实际的行动，而仅限于对人的观念的影响或意见的交换。但对司法和公正领域，互联网却产生着相对实质性的影响，提供线索的集体举报、集体报案、集体寻求行政处罚等行为已越来越多。在网上，众人一起挖掘证据，讨论，基于网络的蛛丝马迹拼凑案情，也成为一种众包“探案”模式。在一些立案受阻时，有些人也会通过涌入各种官微留言私信，或拨打相关征询电话的方式，产生舆论的施压。在某种图景里，这是一个热血沸腾，也有众人互助意味的，与司法系统打交道的方式。甚至，如果再添加上个体或群体面临整体的、系统性的司法困境的想象，这样的集体行为还显得有些英雄主义的情结。在过去这是难以想象的，不管是信息的流通，对远在外地的一件案情的掌握和当事人的了解，以及个人与司法系统的沟通窗口，都彻底被互联网塑造了，它让公民拥有真实感地参与到一个他人的正义诉求的过程中。
代理人与公民
我们先从律师，即诉讼代理人的角度来进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因为今天的网络公正参与，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诉讼代理人的方式高度类似。我想拥有基础法律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律师为当事人诉求权利是错误的，即便这个当事人的权利与公共利益违背。毕竟司法是一个对抗性过程，既然律师为当事人辩护，即在最大可能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利益。这首先得与诉讼的对手针锋相对，不管对方是公诉人，还是民事诉讼中的对手。其次律师也不必考虑对社会的影响，不管是实际功利的，还是对观念的影响。例如即使民众认为其当事人罪大恶极，打破人们的一切正当信念，律师依然有立场为他进行甚至是无罪的辩护。因此律师不必综观对整体社会的影响，不必考虑辩护的完全客观性，可以隐瞒，用修辞的手法拼接故事，可以用单向度的视角看待案情。有现代意识的公民不会称这样的行为“颠倒黑白”，反而会认为这是一种职业操守。
那么当事人自己呢？面临司法的对抗，我们是否会要求他充分共情和考虑对方，以及要求他综观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不会，在这样一个针锋相对的环境中，当事人可以完全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言行。在法律对抗的情境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还有当事人的亲属呢？我想如果他们保持与当事人一致的心态和视角，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当事人、当事人的亲属和当事人的代理人，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可以拥有一个完全单向度的视角。
那么当事人的朋友呢？同情当事人的网友呢？这将推及到所有的公民，我们可以因为职业、年龄、爱好、生活习惯的类似和困境的共鸣等因素，而选择加入这个联盟，加上互联网带来的参与可能性，投身到一个纠纷中，积极而单向度地支持一方吗？
保护你的，也在保护你的潜在对手
这种单向度的支持意味着什么？在我们面对一个实际纠纷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吗？答案是，会有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就从“立案”这个在网上最容易引起争议，也确实是最关键的流程谈起。在网上，我们经常就是否立案、如何能够立案、这个关于立案的决定是否公平产生巨大的争议。因为“立案”确实是司法系统的一个转折点。在普通人报案后，立案前的阶段叫做“立案审查”，这个阶段公安部门会做什么呢？最高检要求为：立案审查阶段只能使用一般性的，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调查措施，不能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也不能对被调查对象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调查核实一般不得接触被调查对象。这是个很轻微的过程，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公安部门依然对审查对象持“无罪推定”态度。但如果经过“立案”，那么公安部门就会积极介入调查过程，转而支持报案人的立场，努力搜集报案人有罪的证据。这就是“立案”的重要性，也是我们争执立案的原因。那么回到报案人、代理律师和家人的这个联盟里，在报案时，他们对报案对象持有罪推定态度，积极争取立案，以维护他们的权益，这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其他公民该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呢？这里有几种可能，我们可以说“无罪推定”是一个限制司法机关的原则，普通公民不必以这个原则自我限制，可以依靠自己的好恶和判断，积极支持他人立案，出谋划策，甚至对官微施压，反正立案审查部门维持“无罪推定”的标准就好。那么，“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仅仅是对司法部门有约束力吗？当然不是，最简单的例子即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这种张力被戏剧化地表现为电影《十二怒汉》（国内的翻拍版本为《十二公民》）中对嫌疑人的态度。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不管是直接由公民参与的英美法系审判，还是法官审判的大陆法系国家，司法系统都是社会共同意志的代行者，是公民集体契约的产物。也就是说，“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一个共识和契约，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明确的理由和证据，我们愿意以无罪的方式看待他人。当然，即便如此，还有一个理由在支持着积极立案，即没有立案后的调查，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一个人有罪无罪？我们可以说，我承诺，经过立案调查后，在拥有充分证据后，我将用“疑罪从无”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人，毕竟审判才是阶段性一锤定音的时刻。那么在审判前，是不是可以更积极地调查，免得放过了坏人呢？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地多立案，但是在审判时依然维持高标准的“疑罪从无”。很多人实际上持有这样的想法，希望公安部门可以更积极地介入调查。这里的道理不复杂，也可以比较抽象地看到无罪推动为何是个公民间的契约共识。我们借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退回到初始状态。现在发问，如果另一个人怀疑你，但没有充分的证据，你愿意接受刑事调查流程，以自证清白吗？我想常识性的回答当然是不愿意，尤其是你知道自己将面临刑事拘留，面临羁押，人身自由将严重受限，生活节奏彻底崩溃。我们都会轻松地得到答案，如果对方拿不出充足的理由，我是断然不会接受刑事调查的，我只有在最必要的情况下，才应该背负“自证清白”的重担。这就是公民间“无罪推定”合意的抽象形成过程。但你要明白，保护你的，也保护你的对手，或者你支持的人的对手。可见，在一个社会的纠纷中，采取单向度的视角，以积极证明他人有罪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这种例外项我们仅仅赋予当事人，其代理人，和诉讼流程中进入立案后的调查者。而广泛的公民，最好对他人，也持有“无罪推定”的态度。持无罪推定态度，并不代表你不可以支持你的朋友，或你同情的他人。我们当然可以在和他人并不完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提供情绪和情感的支持，比如鼓励、安慰和陪伴。当然，也不是说不会有例外的情况出现，比如那些毫无道理的非公开审理，以及当事人长久不配和，拒绝沟通的情况，我们也有道理在此时做有罪的推定。我明白，读到这里，诸位应该了解了法理上的重要性，但针对事实生活，尤其针对广泛的不公设想，你们可能还没有被我说服。
常识的重要性——生活的维持
什么是无罪推定的基础？我们当然不会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例如一个人画出了一张裸露的画作，或一个人在微信上暴怒威胁，要伤害另一人。
什么是这个情况下的无罪推定呢？就是针对前者，我们可以相信，那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情色创作，生理刺激只是一个手段；针对后者，我们可以相信，那是一时气话，而不会真的被实施。
这就是法律执行过程中非常依赖的“常识性判断”，在很多境况下，在证据不明朗的环境中，我们当然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种有罪的可能，也可以想象一种无罪的可能，而这个有罪无罪的分界线，就是我们的常识。
例如判断一个印刷品是否为色情印刷品，还是可以被容忍的情色，这肯定不会有可供标准化的数字公式；例如一个人威胁他人，这是真的要这么做？还是一时气话？我们也没有神经科学的方式可以一目了然。
当然我不是说常识就是瞎猜，例如威胁他人的这位，如果他生活中劣迹斑斑，经常实质性地伤害他人，或者更直接的，他过去和人发生口角并威胁他人，之后大多转化为实际的伤害行为。那按照常识，我们也可以说，这次他的威胁是认真的。如果没有如此的证据被拿出，我们的常识就倾向于构想他是一时起意，说了句气话。
常识非常重要，例如许霆案，他利用ATM机漏洞盗取17.5万元，一审判处了无期徒刑。这就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因而不需要任何的理据，都可以判断这个结果非常荒谬，因此发回重审量刑改为五年有期徒刑。
常识是我们共同维持的一条线，这条线仅在言辞中，但决定着人的命运，决定着谁可以继续生活，而谁的生活必须被按下暂停键，或是如何被暂停，暂停多久。
公民是否恪守对他人的“无罪推定”就在默默地影响着常识，如果因为任何原因，我们在一类纠纷中开始激进地放弃常识判断，例如我们开始认为，绝大多数网络威胁，大都不是气话，都会转化为实际伤害，“宁可错怪，不要放过”，这样的过程瓦解常识，诉求权力介入，那很多人的生活就要被按下暂停键。
常识是我们对共同生活的一种约定，即我们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习，我们的无心之失，我们偶然的失控，虽然也许确实会伤害到一个当事人，但并不会被绝大多数人和司法机构定罪。
我们还有个常识，就是人面临伤害，因为公正计算的原因，总会放大对方的错误，或积极寻求惩罚，这我们也理解，因此我们从来也不会认为报案寻求保护和惩罚是睚眦必报的恶行。
常识维持着生活的进展，和必要的暂停。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常识都值得保守。例如家暴，我们确实有，家庭暴力的发生是偶发的，不会带来巨大伤害，且双方都有错误，是一个家内事务的常识。这个常识也许就值得放弃。
但在何处，我们会放弃常识，转向技术呢？
寻求立案的技术
一旦你执意让人的生活被暂停，你当然无所不用其极。就像个律师一样，你开始隐瞒，夸大，拼凑出故事，站在一个“有罪推定”并以立案作为目的的前提下，这是必然的。
我们都知道当下的这个司法体系对公共安全和共同体尊严高度敏感，因而当我们希望他人的生活被暂停时，要么搜集他们的言辞，证明他们触犯红线；要么我们干脆污蔑他人受到外人指使。我们都能够熟练地证明为何一个人的错误造成了“恶劣影响”，或者其言行其实是“危害国家和社会”。
男孩证明女孩的行动是“挑动社会矛盾”，女孩证明男孩是一种名为INCEL的恐怖主义。常识的判断隐没，剩下的就是“技术”，言辞的技术和各种渠道的技术，偏偏今天的人技术熟练。
一种驱动惩罚机器的技术，在互联网被传播、观察、练习、熟练，成为一种武器。武器的掌握是技术性和对等的，对方操起这个武器，与其对应的人便难以抵御诱惑。我们就从一个常识社会，转向一个技术社会，并互相压榨着彼此的行动空间。
例如网上有女性普及一个受到性侵害的报案经验，即不要强调自己受到的伤害，而强调这件事在公共场合发生，造成“恶劣影响”，更容易被立案。如果我们都学会这样的逻辑，熟练地证明对我们的伤害发生在现实或网络的公共空间，如何造成了“恶劣影响”，只会让我们更加寸步难行。
当然，我一点不觉得性侵犯者应该被姑息，当事人作为直接受害者强烈地希望立案并不过份，真正严重者当然应该立案进入诉讼。只是我们旁观者需要抵制住技术目的的诱惑，而明白哪些符合行政处罚，哪些确实过于轻微，更需要被道德批判。
这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抉择，是选择作为常识的守护者？还是作为技术的协助者？
全民代理人时代
这是一个充斥恐惧的时代，不仅是实际的恐惧，也是意识形态发明的各种恐惧。这也是技术的时代，技术目标与技术手段压抑着常识的运转，只有技术变得显眼。因此对于运行在互联网中的司法体系，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民代理人的时代，在很多纠纷中，我们易于选边站，快进到互相审判和罪名的安排中，然后找到渠道，开始技术的对抗。这恰恰成为对旁观者法律素养需要的迫切和难度。当一个有常识的人，比当一个看似追求正义的网络代理人要困难得多，需要大得多的勇气和审慎。但现实无法假设，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信息流通，思潮泛滥，自媒体挑动着情绪，人们给予廉价的正义诱惑，促使你相信，只要点几下鼠标，参与到一个技术，就成为了正义的捍卫者，但我们究竟不是当事人，不是代理人，不是家属，也不是亲历者，我们只能以最大的善意和耐心给予支持、鼓励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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