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头条#良渚三星堆还差一个南渚《尚书...

《尚书》比《山海经》慢一百多年,是鲁国孔子编著的夏商周史,据说是根据各朝的王室资料编写的,很有权威性。

但《山海经》,却因为古人不解或无法解,至今保留了二千多年前较真的面貌,就如屈原的《天问》等著作,又有几人能解!这不得不说是中华文化史上因祸得福的意外惊喜!

《尚书》宣称是王室资料汇编,可信度十足。但目的却是为了掩盖《山海经》的真实记载,导致二千年世人解不透《山海经》。

孔子原是宋国人,宋国、鲁国又刚好被楚国新吞并的地域包围,也就是《山经》的首经。故鲁国人也编著了以鲁为中心,类似《山海经》的书籍。混淆了真实的,以楚国为中心的《山海经》,汉代又把两者混淆编乱,现在的《山海经》,是同名不同地,同人不同名,同事重复记载又各执一词,时间线随意穿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几乎是五过五。不信,可以把《山海经》分成两本,历史即解。

《史记》作者司马迁本来是有机会洞察历史的,可惜他太信《尚书》,也不相信其他地方有文化,连楚文化都不解,就判《山海经》死刑,结果把舜帝一路南迁解读成“南巡”,也就再一次转移了国人的视线。

《禹贡》曰:“鲧死三年复生禹”,其实是无意间说明,禹是鲧收养的上游水灾放生的孩子,男人就是这样生子的,鲧、禹不同族,不同文化。尧舜以治水的名义征服上游,恢复夏朝,实质就是传承昆仑太阳崇拜。所以,最初的夏是鲁南、良渚、东南沿海、西南巴蜀,最终的夏是回到昆仑太阳崇拜。潮州夷夏之俗就是这样来的!

《徐偃王志》中记载:“惠之九年,我有诸侯之师”“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以前所未有的确定纪录,陈述了徐国之地“即诸夏也”。而在中国最早的编年史《左传》中,同样对华夏故地位置做出了明确记述,分别明确记载记述了徐国与华夏故地的同一关系:“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吴犯间上国(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楚失华夏”。可见,早在几千年前,江南、东南到处自称夏。

难怪司马迁写《史记》时还重申:“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司马迁甚至认为,“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灌氏等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名号,以“夏后”为首,因此建立国家后就以夏为国号。笔者称为沿海部落联盟。

古人其实都不知,《山海经·大荒经》就是记载良渚被淹没的年代的。大荒,即大水淹的荒野、滩涂,再明白不过了。因为楚国吞并了七十二家周诸侯,才知道中原海侵史,才编《山海经》问罪周王室。但楚国记载的中原史,当然不被宋鲁齐国承认。三星堆一发现,《尚书》、《史记》看来是掩盖不住了。

东南沿海潮州的“三首国”,是娥皇组建的“三身国”,是转移到西南的“三身国”,是夏后启北的“三身国”,三身国“使四鸟”卫队,也成了《西经》的“先民之国”,二里头的原始瓷“象鼻盉”,也产自东南沿海。

潮州“三首国”在《海外南》,是商犬侯后裔所建,有界碑可证;开明在《海外西》,有鳖灵公元前666年前后称开明帝,治蜀300余年。《海外经》就是商未周初。

《山海经·大荒经》记载的南流江,“荣水穷焉”之处,就是意溪,出海口就是溪口,“少和之渊”就是河内湖,溪流小时就成湖,水就泄到《大荒经》的“从渊”,即《南次三经》的南禺泉穴,唐代白居易说的“凤池”,宋方袷说的唐代“鸭湖”,“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就是涸溪。“从渊”、“凤池”、“鸭湖”,都是高处通过地下沟壑泄泉的。“南属大荒”,正好是韩愈《泷吏》说的:“州南几十里,有海无天地”。

良渚、三星堆,就差一个南渚了。试看潮州人破解《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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