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賀丨臺靜農《讀〈日知錄校記〉》之校勘與發微
臺靜農《讀〈日知錄校記〉》之校勘與發微
王 賀
在閱讀《靜農佚文集》（陳子善、秦賢次合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一八年版）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臺靜農先生的《讀〈日知錄校記〉》一文。因顧炎武著《日知錄》是筆者極看重的一部書，黃侃作《日知錄校記》更是研讀此書時一重要之參考，不意臺先生早在廿世紀四十年代初，已對此別有會心，發而為文，幸何如之。抑有進者，此文（也包括此集所收臺先生抗戰時代所作諸文）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這位非“抗戰作家”的抗戰書寫與個人心跡，因此，其文本問題尤顯重要。以下即對此文文本作一校勘和初步解讀。但本文最終的目的，乃是藉此向學界提出探究非“抗戰作家”的抗戰書寫與個人心跡這一問題的重要性，至於對此問題深入、透闢的分析和解答，則非本文所能勝任愉快，這是首先要向讀者諸君聲明的。
一、《讀〈日知錄校記〉》校記
臺靜農《讀〈日知錄校記〉》[1]，初刊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重慶出版之《抗戰文藝》月刊第七卷第二、三期合刊本（下簡作“初刊本”），在其（發表時署名“孔嘉”）生前從未編輯入集，可謂集外之篇什。此文在輯入《靜農佚文集》時，以疏於校勘之故，文字、句讀、標點皆有一定之誤舛，有礙於閱讀、研討，故須稍作校勘。具體而言，筆者乃以收入《靜農佚文集》之文本（徑稱“佚文集本”）為校勘之對象，引其“初刊本”與之仇雠相對，參之以黃侃《日知錄校記》（案，原本未見，茲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影印龍榆生校刊本，收入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外七種）》下冊），以校其異同、定其所是、察其致誤之由，俾便讀者閱讀，佚文集此後修訂時是正之。
以下先言文字之誤。
其一、段一首句：“黃侃據清雍正時抄本顧炎《日知錄》，”“顧炎”後顯脫一“武”字，初刊本亦作“顧炎武”無誤，佚文集本誤。
其二、段三引章太炎《日知錄校記》序文：“昔詩讀《日知錄》，”“詩”顯係“時”字之誤，初刊本作“時”無誤，佚文集本誤。
其三、段六末句引《日知錄校記》：“此非而誰耶？”初刊本作“非此而誰耶？”據《顧炎武全集》“日知錄”卷（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日知錄集釋》（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等，可知初刊本為是，佚文集本顯屬倒文，誤。
其四、段八首句引愛新覺羅·多爾袞與史可法書：“方擬天高氣爽（案，文繁不備錄，下同）……，戮力國後，”初刊本作“方擬天高氣爽，……，戮力同心，”俱有誤。案，據《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史閣部書》（梁绍壬著、莊葳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清史稿》卷二一八《诸王传·睿忠親王多爾袞傳》（趙而巽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等，“天高氣爽”應作“秋高氣爽”，但“戮力同心”一語無誤，乃佚文集本誤。又案，本段中尚有其餘引文（並見於初刊本、佚文集本），與多爾袞此文（或謂為李雯捉刀）通行之本不同，如云“以報爾君父之仇，”一說為“報乃君國之仇”；又如“夫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王，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仁人君子，何以報德耶？”一說為“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據《清史稿》）不過，諸如此類引文之異文，非是一二個別字詞之出入，拙見以為，似不必據原本而徑改之。“大凡昔人援引古書，不盡皆如本文。”況“一書而所傳各異者，殆不可以徧舉。”[2]故據他書徑改原書，“據注書家所引之文”徑改引文所在之原本，是所謂臆改之弊，然以原書徑改他書、據引文所在之原本徑改後之引文，以原本、原書非是一種，仍未敢以為然也。
其五、段九引《明季北略》卷二十《吳三桂請清兵始末》：“吳兵前異者，城上已滿插白旗矣。……攝政王關門不出……於是攝政王令……隨議謚號議彝隧，”其中，“前異”初刊本作“前導”，“白旗”初刊本作“白標”，“關門”初刊本作“閉門”，覆覈《明季北略》原文，知初刊本均無誤，佚文集本誤；“於是攝政王令”“隨議謚號議彝隧”二句，初刊本亦如是，俱誤，“攝政王令”前脫一“傳”字，“彝”系“葬”字之誤。
其六、段十三引《明季北略》卷二十《辛亥諸臣點名》：“及俟宋至，”初刊本“俟宋”作“矮宋”，無誤，佚文集本誤。本段末有“眾恧而退”一語（並見於初刊本、佚文集本），亦與《明季北略》原文不同，原作“眾恧然卻步”。
其七、段十六引《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月二十六日勸進本末》：“亦隨駕各官，”其中“亦”字初刊本作“示”，無誤，佚文集本誤。又，本段所引“周鐘目為得意之語”中的“目為”二字，《明季北略》通行之本作“自侈”。
其八、段二十再引章太炎序文：“頗怪次耕為顧君徐昭法門下高材……今面目不可全覩，”初刊本亦如是，俱有誤。檢太炎原序，“顧君”“徐昭”二語間，尚有一“與”字，初刊本、佚文集本俱脫漏，“今”亦系“令”字之誤植。
至於句讀、標點之誤，多見之於其中引文，計有十餘處。為避繁瑣，恕不能徧舉“小小異同、無關大義者”（黃侃《〈日知錄校記〉序》），以下僅就幾處較重要者、不可不辨者言之，以助是文重刊之時，能據以改正之。
其一、段一引章太炎序：“後得潘次耕初刻與寫本無異”，初刊本亦复如是，誤。案，“後得潘次耕初刻”後應點斷，即加一逗號，否則極易使人誤會“初刻與寫本”皆潘次耕所作。其實出自二人。此系失檢事理所致，與“失檢事理誤用標點”[3]者一致。
其二、段九謂“隨議謚號議彝[葬]隧，”初刊本亦复如是，俱誤。案，“隨議謚號”與“議葬隧”顯為二事，此處應點斷，有一逗。此系不明專名而疏於標點之例，與“不明專名誤用標點”者[4]，性質一也。
其三、段十六謂“二十五：偽禮府鞏焴，亦[示]隨駕各官，率耆老上表勸進，焴故陝西提學僉事也，至次日二十六甲寅為勸進之始，”初刊本亦复如是，俱有誤。案，“焴故陝西提學僉事也”一句前後均應點斷，作句號。因前一句記明舊臣鞏焴與群臣、耆老商議上表勸進之事（此事不見載於正史），本句是述及其在明朝之官職（《明季北略》所記“陝西提學僉事”亦誤，應為“河南提學僉事”），系插敘，後一句寫翌日勸進之議之落實，顯為三句、三事，作逗號則不通。此亦“插敘誤為正文之例。”[5]又案，依此集文字整理之體例，“至次日二十六甲寅為勸進之始”一句中“二十六甲寅”後亦宜加一逗號，不過，此標號增加與否，不甚嚴重影響文義，因此暫可略去。
其四、段十七引《南明野史》卷十二：“王鐸等南面而坐，點諸降臣名”。初刊本亦复如是，俱誤。案，此二句中之逗號應作句號，因“點諸降臣名”之主體非是“王鐸等”人，而是上文所謂之“清豫王”。此系“失檢事理誤用標點”例。
其五、段二十末句作“其有寄潘節士之弟耒詩云，”初刊本亦未就此詩題加一書名號（或引號）。案，此系當用書名號（或引號）而不用之例。一九四九之前對書籍、詩文之題名之標點，或以專名號、或以引號處理，較隨意，但佚文集在輯入此文時，須按今時今日之標點符號使用規範及該書文字整理之體例，作一統一處理。事實上，全文中其餘書籍、詩文題名均有書名號（案，港臺出版物之書名號，即中國內地書物之單引號、雙引號），況复此詩題為《寄潘節士之弟耒》確鑿無疑，並非泛泛之稱（如前文引及之愛新覺羅·多爾袞與史可法書，其題或作《與史可法書》，或作《致史可法書》，未能一律，故不必加書名號）。與之類同者，此文中尚有“春秋”一處，亦須改作《春秋》也。
經由上述文字、標點之校勘，似可得出如下兩點結論：一、佚文集本絕大多數文字方面的誤舛，均為此文編入佚文集時造成的新問題，率多以形近致誤。非是初刊本之誤。當然，初刊本亦有少數脫、訛、誤、倒之文，或屬作者筆誤，或系手民之誤，但佚文集本未能就此有所校訂，而一仍其舊。二、標點方面的訛誤，主要包括失檢事理而疏於/誤用標點、不明專名而疏於標點、當用書名號（或引號）而不用三種情形，泰半以因襲初刊本之誤得來。質言之，佚文集本《讀〈日知錄校記〉》文字、句讀、標調的新錯誤，是疏於校勘整理造成，但也有不少問題，是對初刊本中出現過的舊問題的沿襲。有趣的是，從這舊問題的沿襲中，確可見出編者尊重初刊文本原始原貌的旨趣，以至於成功地發掘並輯校了這一文本的同時，其間的錯誤也被佚文集這一新刊本原封不動地繼承了下來。[6]
《靜農佚文集》系《我與老舍與酒：臺靜農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版）之增補修訂本。據聞《讀〈日知錄校記〉》早已收入初集，惟以筆者迄未覽及，不知確否。陳子善先生《〈靜農佚文集〉編後記》亦稱，此集“所有文章均作了校訂，糾正了初版的錯訛字，引用文字也據原典作了仔細校勘，從而使全書的訛誤降至最低。”《讀〈日知錄校記〉》篇當為百密之一疏，本文讀者慎勿以此篇之疏失，而深責於近代文獻輯佚之學。
另，坊間近年又有《臺靜農全集》（海燕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編成印行，亦以筆者至今未曾寓目，未審是否收入此文，或有否校勘，故此本文僅就其“初刊本”、“佚文集本”及《日知錄校記》作一“互校”，而不能將以上諸版本悉數納入校勘之視野，以求“惟無自欺，亦無書欺。存其真面，以傳來茲”（案，此語出近人章鈺為顧光圻《思適齋書跋》所作序文，坊間多誤為顧千里先生自造之辭，殊為令人費解），至希讀者諸君諒詧。
二、《讀〈日知錄校記〉》發微
《靜農佚文集》雜收臺靜農先生散文、小說、劇本、序跋及論文，凡四十一篇，其中作於抗戰時代者，計有二十七篇，佔全數一半以上篇幅，因此，此書不惟是研究臺靜農的重要文獻，同時也是研究抗戰文學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即如《讀〈日知錄校記〉》，乍看是關於一部文獻學著作的讀書筆記，然其旨趣卻與抗戰文學思潮若合符節。
此文伊始，臺靜農即以《日知錄》之屢遭筆削、原文面貌乃由黃侃《日知錄校記》重光為話頭，聲言其欲使青年讀者能夠知道“亡國遺民的著作如何經過改竄劫殺才能白紙黑字的印將出來”。但通篇談《日知錄》及黃侃校記內容不足一半，反多述及明清易代之際與世浮沉之士人舊事，藉以“暴露”“專制主的淫威”，諷喻抗戰時代日人所謂“東亞新秩序”之殖民統治，兼及一班降身事敵文人之行止。其言辭頗為辛辣。如形容《日知錄校記》校刊者龍榆生，乃是“蹀躞於海上遺老圈中而倡蘇辛詞者，今以入南京汪家任'立法委員’聞矣。”從中我們不難窺見包括臺先生在內的一代知識菁英的家國情懷與“深刻的民族意識”。戰時之文壇、藝苑、學林，熱衷於重述、重釋晚明故事，其微言大義盡在於此。他如談南宋亡國時士子的不知羞恥（《秀才》）、黎民百姓的被販賣（《關於販賣生口》、《關於買賣婦女》），述明末吳三桂以天下士子為奴卒遭其叛變（《“士大夫好為人奴”》）、錢謙益迎降而文飾其非（《〈記錢牧齋遺事〉》）、黨錮之禍（《錮黨史話》）等等，一如《讀〈日知錄校記〉》之藉古諷今也。
至於其他作於抗戰時期的文章，其意蘊就更加明顯不過了。一方面，其深表扼腕於周作人的放棄抵抗（《老人的胡鬧》、《讀知堂老人的“瓜豆集”》），批判汪精衛一生的屈伸變化（《魯迅眼中的汪精衛》），駁斥日人林房雄的“倭寇”乃“日本民族底活力底氾濫”之謬論（《談“倭寇底直系子孫”》）；另一方面，其所謳歌者，是抗戰軍士的勇猛精進、誓殲仇寇（《填平恥辱的創傷》），所感懷者，是異國同志對中國抗戰事業的支持（《國際的戰友》）和張大千展覽近作以為前方將士募集寒衣的義舉（《記張大千》），所紀念者，是夙所敬愛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的一生——在重慶魯迅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大會上的一個報告》）和互相砥礪、共度時艱的友人老舍（《我與老舍與酒》）。在這揄揚、紀念和激烈的批評、批判之間，臺先生的立場已然顯露無疑。可以肯定地說，抗戰這一影響近代中國走向的重要歷史事件，不僅構築了這些文章的背景、素材和思想基調，也決定了其在寫作的情感、態度，是飽含著沉痛、激昂、憤懣和哀傷的。
不過，如果說《讀〈日知錄校記〉》等文中，臺靜農的家國情懷與“深刻的民族意識”躍然紙上，那麼，其餘抗戰時期所作諸文，更折射出這一事件帶給知識分子的不僅是生命、身體的傷痕，日常生活的舉步維艱，家園的流離失所，更多的是一種內心的緊張、衝突，亦即臺先生透過對傳統士人危急時刻的政治抉擇的歷史批判，有意無意之間所表露出的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的精神，甚至是對自我極為嚴厲的道德批判和審查的精神。儘管在其對易代歷史的回顧和士人傳統的批判中，也一再地表示出對專制政體的深惡痛絕，但與自我反思、審查相比，這一點並不值得被過分強調，因為，正如其以略帶反諷的語調所道出者，“不外自家已恭逢民主時代”（《錮黨史話》）。但是，無論民主之程度如何，一旦遭逢異族入侵這一危急時刻，知識分子同樣要面對進退去取的嚴峻考驗，而這也許是包括臺先生在內的文學知識分子，乃至一代知識菁英，身處抗戰時期的真正關切之所在。
但作為一九二〇年代傑出的鄉土文學家，臺靜農此後的小說創作並不甚多，而在其他方面的可能的成就，也為其小說之光芒所掩（書學是唯一的例外，然其專攻書學，似亦在一九四六年去臺之後），[7]也因此，似乎一般不被視作“抗戰作家”（或至少是正典意義上的“抗戰作家”，在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與敘述中，多與未名社、鄉土文學相連，此後便杳無影蹤），其抗戰時代之創作、心跡、行止，學者討論尚嫌不足，目前僅有之三四篇論文，仍多集中於其小說方面，[8]而在筆者看來，臺靜農抗戰時期最有成績之創作部門，恰在散文、雜文，非是小說。但如上所述，《讀〈日知錄校記〉》及其所屬《靜農佚文集》的印行，正為我們揭示出臺靜農多元的抗戰書寫，及其間或隱微或明晰但皆具一定代表性的個人心跡，這一點，此前我們未曾注意及之。但此類較特殊之作家、作品，在抗戰文學史上，非臺靜農及其創作一例，似皆有整理、研究的必要。
一言以蔽之，臺靜農先生之外，其他非“抗戰作家”的抗戰書寫與個人心跡，對於抗戰文學（史）研究也同樣重要，亟待我們重新叩訪。
[1]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六日上海出版之《古今》半月刊第四十七期，亦曾揭載馮超人之《讀〈日知錄校記〉》一文。此與臺靜農大文同名，但內容相去甚遠，乃是“同題異文”之作，想不致為博雅君子混淆。
[2]盧文弨：《與丁小雅進士論校正方言書》，陳東輝主編：《盧文弨全集》第9冊《抱經堂文集 2》，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89頁。
[3]錢玄：《校勘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110頁。
[4]錢玄：《校勘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106頁。
[5]呂叔湘：《〈通鑑〉標點瑣議》，《中國語文》1979年第2期。
[6]在文獻學研究的意義上，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初刊本、初版本？坦白說，筆者從開始近現代文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之時，就持有此種極端尊重初刊本、初版本之觀念，特別是從校勘學的角度而言，在底本選擇時“擇初兼及擇善”，選定之後不妄改底本已成一工作習慣（參拙文：《從“研究資料集”到“專題數據庫”》，《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但從方便讀者參閱、利用的角度來看，似仍不無可議之處。最近也有學者指出，“在整理中國現代文獻時，遇到確實有必要更改的地方就應該更改，不能因噎廢食。……不過，在此基礎上應該增加一個'改必有據留底’的原則。換句話說，即：只有確有根據才能更改，只要確有根據便可更改，更改後通過校勘記保留更改前的情况。”（廖久明整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整理談》，《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5期）且進一步指出，其間的知識性錯誤應予更改，俗字應予規範，而書名號、頓號等亦須統一處理（廖久明：《建設可以作爲標準的民國專題數據庫之我見》，即將發表），值得我們思考。
[7]王德威著、蔡建鑫譯：《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
[8]這些研究包括嚴恩圖：《臺靜農的抗戰小說》，《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朱麗婷：《論臺靜農抗戰時期的文學創作》，《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魏春吉：《論臺靜農小說的流變和傳承》，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丘坤榮：《臺靜農抗戰小說的另一種解讀》，《安徽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
注：本文
注：本文发表于《香港文学》2020年第9期，此系作者最新修订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贺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