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代“尚意书风”，并不以书法技法见长，相反，他们以书写个性来掩盖技法的欠缺，所以说，在他们的书法中，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黄庭坚也是如此，优点与缺点同样明显。

对于书法尤其是宋代书法，我们要明确几个观点：

1、笔法的失传是宋代“尚意出风”产生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书法是讲究口传心授的，老师的当面教导非常重要。在宋之前，书法学习基本上遵循了这一规律。

魏晋以后，由王羲之、王献之、智永、欧阳询、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等，笔法传承的脉络非常清晰。

但晚唐以后，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中原一带的战争几乎就没断过，于是，书法的这种师徒亲授的方式被打破了，古代的笔法在此时实际上丢失很多。

那么，宋代的书法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书风多样的杨风子杨凝式，给了文化积淀深厚的宋轼、黄庭坚等人以启示：书写性情，表现自我，以弥补技法的不足。于是，“尚意书风”产生了。

这也就决定了，“宋四家”的书法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书法，必然会有很多不足，黄庭坚当然也是如此。

2、书法家的特点，既可成为其风格，也可成为其习气

听一些有经验的书法家点评作品，经常会听到“习气太重”之类的话。“习气”是什么？就是习惯性的动作或习惯性的笔法。

一件作品中，习惯性的东西有一些，虽不合乎法度，但我们可视为书法家的特点，可增加作品趣味。

而如果习惯性的东西太多，就会形成“习气”，也就是写“油”了，就显俗气。尤其是后来的人如果专门去学这些习气，那就是“取法乎下”了。故书法界有句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宋四家”中，习气普遍存在，比如苏轼的“石压蛤蟆”，黄庭坚的“死蛇挂树”，等等。

上面讲了“尚意书风”产生的原因，故宋四家在创作时，有意避开了更见基本功的楷书，而将主攻方向放在更加自由的行草书上。

但就行书与草书而言，四人的研究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苏轼主要写行书，而黄庭坚的草书则更有创意，比如他的《诸上座帖》，取法《自叙帖》，却又不是一味连绕，而是敢于断开，寻求节奏的起伏变化和笔画的顿挫穿插。

但黄庭坚的行书一味追求气势，长枪大戟，张牙舞爪，加之颤笔运用过多，习气太重，故很多书法家认为他的行书只可欣赏，不宜临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