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辫子

半夜睡不着，拿起《树王》重读，读着读着又掉泪：“我”，一个下放知青，为了满足六爪（孩子）想吃糖的愿望，不惜被大家误会、取笑为“脸皮厚”“嘴馋”。当“我”给六爪送糖时，六爪先要看一看妈妈的脸色，得到允许才小心翼翼地剥糖；糖吃在嘴里那一刻，六爪眼睛都放光了。

那个年代，几块普普通通的糖就是山村儿童的一个世界；对我来说，童年的那一根辫子，可以让我记忆一辈子。

那年正月，爸爸带十来岁的我到他朋友家拜年，我第一次到亲戚之外的一个陌生人家。我父亲称男主人为春寿，我其他细节统统忘了，只记得女主人春寿婶了。她长得高高大大，梳着两根长辫子。她说我是小囡囡，很可爱，要打扮打扮，说着就要给我扎一个辫子。

我当时留着短发，灰不溜秋的。“我也可以扎辫子，怎么可能？”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只看见别人家的女孩子有扎辫子的，小时候印象中妈妈是有两个长辫子的，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扎辫子。

打我记事起，我头上总长疮，经常赤裸着身子在池塘里洗头洗澡，人们叫我“癞头”；慢慢有点女孩样了，头上总归是稀稀落落几根毛，黄兮兮的，人们叫我“黄头毛”，大人猜是营养不良。

春寿婶可不管我心里在想什么。她拿起梳子，把我前面的头发捋起一小撮，然后绑上一根红绫，绕圈圈，梳一下、梳两下……三下两下，一根小辫子成了。我享受这这份短暂的快乐，那也许是妈妈才能给的快乐，这快乐来得太快太奢侈。

“来，照个镜子，好看，好看！”春寿婶大声爽朗地笑着。

我羞涩地看了一眼，马上就走开了。

“红绫“是一块红布条，只是布料是丝绸，比一般的布条略微宽一点。那年代一般人家只有红头绳，不知春寿婶从哪里搞到这个“贵重品”。

有了小辫子，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美人了，我第一次有了“美”的概念，第一次和“美”有了连接。

也许我对美太渴望了，我竟不敢迎接它的到来。我羡慕地看着别家女孩穿新衣，系蝴蝶结，扎红头绳，以为那是别人的事情，但从不奢望它会降临到我的身上。过了几分钟我便感到不自在，很想把红绫拔下来，散了辫子，接着我又担心春寿婶会不会把红菱要回去。

回家时间到了，辫子一直在我头上，春寿婶也没把红菱要回去。我一路纠结着，要不要把红菱拔下来？要不要把辫子弄掉？别人看到我的小辫子会怎么想，会不会取笑，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

一直走到村口的池塘边，拐个弄堂就是家了。在弄堂口，我毫不犹豫地把红绫扯了下来，我觉得自己不配有辫子，我感觉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我，指责我，虽然弄堂口一个人也没有。

那根红绫一直被我珍藏着，我时不时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此后我再也没有用过那块红菱，再没有扎过辫子，我不知道怎么扎，也没人帮我扎，我依旧是丑小鸭。父亲再也没带我去过春寿家，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春寿婶。

十年前，父亲跟我住在城里，他有一个朋友叫卸老七，也住在城里儿子家。一次回来父亲和我说，他年轻时的朋友春寿和卸老七同村，春寿现在生活非常艰难，自己身体不好，两个儿子都没什么好行当，一个儿子四十多了还没成家，另一个虽已成家也是只能混口饭吃。夫妻俩拖个病体下地赚点零用钱，基本靠着国家发的每月六十元凑合。

听说春寿那村有杨梅，我想等杨梅熟了，借着去吃杨梅的机会，叫上父亲去春寿家，看望一下给我扎辫子的春寿婶。但是只是心里想想，一直没成行。

五年前，父亲在老家，村里演戏，我刚好回去。父亲提及春寿也在这里看戏，我说快叫他来家里坐。父亲去戏场找了他，我看到一个外貌普通的老头，我已经没有他的任何印象。我、他、我父亲三人，不知说些什么，很尴尬。我问起春寿婶的事，他说早已经走了，因为生病。

我印象非常清晰的，高个子、长辫子、爽朗大笑的婶，我想再见一面的婶，已经不在了。

我给春寿一条烟，他坚决不收；我留他晚饭，他不肯。就个把小时，不知道说什么，闷闷地。后来他说要去看戏了，我们就此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