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书法自媒体都发过一篇文章，说书法款署时间不能加“年”字。
事实果真如此吗？不要人云亦云......
一件书画作品署款中的纪年，直接将这件作品的创作时代呈现给观者，也有助于后世研究者为作者编写年谱。历朝历代，对于纪年的格式，变化其实不多。
早在汉朝，用皇帝年号纪年就很普遍，比如东汉《张迁碑》中“中平三年（一八六）”，《西狭颂》中“建宁四年（一七一）”，这个习惯，直到今天，在台湾地区也还在使用，他们说二〇一六年是”民国一〇七年”。
还有一种纪年方式，就是用天干地支。
干支纪年见证了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其六十年一个循环的规律蕴含着先贤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智慧。这种纪年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独一性，它不能单独表示具体的年份，比如“戊戌”既可以表示二〇一八年，也可以表示一九五八年或者之前历朝历代的“戊戌”，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颜真卿《祭侄文稿》中，乾元元年也是“戊戌”哦。
而且，由于十支还可以纪月、纪日、纪时，一对十支的出现还需要周边信息的补充，才能知晓其明确指向，如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中“岁在癸丑”中“岁在”二字，指明癸丑是指年。通常情况下，一组干支不会单独出现，通常会带上几个附属，比如年号、季节、月令、节日等等，避免因其孤立而不明其所指。时间的记录在历代名家碑帖的署款中，有繁有简。董其昌《丁未临怀素自叙帖》及题跋，旧拓本，谦受堂康益源藏繁如唐代草书大家怀素的《自叙帖》，其中详细署明作书时间：“大历丁巳冬十月廿有八日”，将年号季节及详细日期均记录下来，极大地方便了后世研究者对这件作品及其作者的考证。简如《澄心堂帖》中“癸卯重阳日”，蔡襄也为这件手札带上准确日期。当然，还有更简洁的表达：明朝张瑞图在《后赤壁图卷》中，只记录下“己巳夏”三个字，但至少也带上一个季节，不至于让“己巳”孤零零的。书画作品的时间署款中，没有歧义是最基本的要求。比如上文“己巳夏”中的干支，即是由“夏”这个季节支撑了它作为纪年的地位。若作者只想记录作品的写作年份，又用干支纪年，这该如何表达？是否可以在干支后加一个“年”字以标识呢？古代文人书作中，干支纪年有一种委婉的用法，如《兰亭集序》“岁在癸丑”一般，即在干支前加上“岁在”或“岁次”二字。这种格式，文辞优雅又有节奏感，在当今书坛书家中也颇被认可，经常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书坛中，时常还听能到这么一种声音：类似“戊戌年”这样的格式的署款是不规范的，这种干支后加“年”的格式显得重复啰嗦。发出这种言论的原因，笔者猜测是当今书坛大多数书家平时可能看的较多书籍都是历代名家碑帖，加上在今年各大书法展览获奖人展作品中类似”戊戌年”的格式出现频率较少，因此这少部分就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议论的焦点。可是，这种“戊戌年”格式真的不规范或者不对吗？笔者翻阅古代名家碑帖的署款中，发现这种格式几乎没有。但是，在碑帖中没有是否意味着是错误的呢？在其他书籍中呢？笔者通过《四库全书》电子数据库进行查阅，发现在四库收录的书籍中，有三十六册（每册中还有若十处）有“戊戌年”这一格式的时间标识。这些书籍中，既有清朝官修的《皇朝通志》，也有历代文人的文集，如明朝王世贞的《竟山堂别集》、元朝方回的《桐江续集》、唐朝吴鸽的《宗玄集》。这种格式出现最多的是宋朝朱熹《通鉴纲目》和明朝陈祖念的《易用》，一卷中就有数十处。方志类书籍中，这一用法更是常见，如清朝沈青峰的《雍正陕西通志》、稽曾鸽的《雍正浙江通志》。除了“戊戌年”，笔者还将《四库》中出现的其他五十九个十支加年的文献作了表格统计（见上表）。一共有一千七百八十七卷书中出现了这些字样，或在原文中出现，或为题跋时间署款，均统计在内。通过这个统计，可以初步认定干支后加“年”这种纪年格式是可行的。为了避免三人成虎之嫌，笔者将“戊戌年”做常识性语法逻辑分析。“戊戌”的意义非常丰富，用途也很广，而它在历法中的定义是一个序数，在六十干支中排三十五位。其意义和公元纪年中的二〇一八意义十分接近。“二〇一八年”我们都是普遍认同的，将“二〇一八”换成”戊戌”，从逻辑上说是可行的，”戊戌年”在语言结构上也是成立的。也许有人还会质疑，中国人的传统用法怎么能和公元纪年画等号呢？那我们通过传统中普遍认同的”岁在癸丑”来分析。“岁”和“年”的意义在纪年方面是可以互换的，两者互训，在音韵上，二者一平一仄，因音律不同需要而用。将“岁在癸丑”直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那年是癸丑”，从语义上说等同于“那是癸丑年”，也成立。回到“戊戌年”本身，“戊戌”是一个序数，没有指代具体的意义，其后可以加名词，如年、月、日、四季、二十四节气、节日等，就有了相应的意义。一般情况下，十支后加季节、具体日期、节气，干支都是纪年的，其后无须加“年”字，独指该年时，“戊戌年”和“岁次戊戌”一样，都是没有语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