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的前因后果

在乌台诗案案发之前，苏轼没有做过大官，最大也就是一名知州。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改革与保守两派激烈斗争的年代。那时，他还在湖州当知州，算不上政坛风云人物，也不是改革与保守之争的关键所在。一个在外任中、且才华横溢深得民心的小官，怎么就陷入那么大一场案件中，受四个多月的牢狱折磨，还险些丧命？这事情确实有些古怪。

把酒问青天

前   因

熙宁三年（1069年）王安石受宋神宗之命执政，实施变法，目的是为了充实国力，巩固国防。变法的出发点没有什么问题，出台的一系列新法也还有效，只是新法本身有一些顾此失彼、且执行的人又想要立竿见影，于是苦了老百姓。

变法之初，苏轼是一名小京官，他不掩饰自己的立场，上表激烈反对变法。那可是神宗取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一心想帮助神宗实现理想。一个是皇帝、一个是耿直的重臣，苏轼敢于反对，一是因为书生意气，二是因为当时不同政见之争是君子之争，还没有迫害与构陷。结果是，苏轼被放外任，不得神宗重用。

到地方后，苏轼写了《山村五绝》反映民间疾苦，不可避免地对新政产生讽刺的效果，当时并没有人在意。在庙堂之高时已经与变法派有过交锋，而在江湖之远更体察百姓疾苦，凭着书生一腔济世爱民的情怀，发发牢骚也很正常。基于他尚且官微言轻，没有人和他计较。

后来，沈括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去苏轼任知州的杭州视察工作，离开时索取苏轼的诗，被苏轼的才华误伤的沈括，向神宗打苏轼的小报告，说苏轼写给他的赠别诗有问题。神宗不想以诗文定罪，知道苏轼这样的草根官员，断无二心，且每到一任，尽力造福一方，其实也是在为朝庭分忧。沈括不仅自讨没趣，而且失宠遭贬。

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其时，保守派已占下风，司马光一心主编《资治通鉴》，朝庭已经没有变法与保守之争。神宗想要保持新政取得的成果，革除由此产生的弊端。可是，王安石家庭遭变故而辞官，一群庸人加小人把持朝政，吴充、王珪任丞相。为巩固个人的权利，王珪除了想陷害中立的吴充，还联合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等人，集中火力把矛头指向在湖州任知州和苏轼。

为什么选择苏轼？一是因为这伙人是以变法的姿态上位，自知才德不配位，担心没有王安石在朝，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会东山再起，到那个时候，苏轼必为司马光重用。二是因为苏轼文章诗词传天下，望重士林，为各路英才所追捧，是名符其实的文坛领袖。因此，必须对在官场还没有成气候苏轼下手，以绝后患。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冤案正式上演。

大江东去

构   陷

元丰2年6月27日，先由任权监察御史里行的何正臣，从苏轼湖州上任的谢表中找出几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本来是苏轼自谦的话，兼带感谢皇恩赏识，何正臣则斥之为“愚弄朝庭，妄自尊大。”还指责苏轼一有水旱天灾，动辄归咎新法，写一些讽刺朝庭的诗文，广为传播，影响恶劣。因此，对苏轼必须“大明刑赏，以示天下。”

紧接着，舒禀从苏轼在杭州所写的诗中，挑出数首，进行解读，说苏轼全面否定与讽刺朝庭新政，有“大不恭”之罪，理当“伏请付轼有司”，让有关部门把他抓起来定罪。

同时，国子学博士李宜之也跳将出来，说苏轼写了一篇《灵璧张氏园亭记》，其中有“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之语，说苏轼这话“以乱取士之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半路又杀出一个跟风的陈咬金。

到7月3日，李定出场了。李定曾经不遵制服母丧，司马光斥之不是人，苏轼写诗讽刺过他，他一直怀恨在心并伺机报复。这次苏轼落在他手里，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向神宗奏报，苏轼可废之罪有四：一是始终怙恶不悔，二是时出傲悖之语，三是经常鼓动流俗，四是私下怨不用己。李定的四条罪责，条条都戳痛神宗的心。早先苏轼慷慨陈辞地上书冒犯，都没有激怒龙颜，但这一次，神宗再也扛不住一群宵小的煽风点火，下旨让台谏院查办苏轼。

苏轼从湖州押解进京，坐了4个月加12天牢。这帮小人收罗他的诗文、书信，拿着放大镜在其中寻找他的反动言论。苏轼开始承认只有《山村五绝》中有讽刺朝政的意思，但审问的人不甘心，百般折磨他。后来，他明白了，这帮小人就要置自己于死地。于是，他抱定一死了之的决心，一一承认，并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供状，遂了御史台的意思。

竹杖芒鞋轻胜马

营   救

然而，天佑苏轼，小人岂奈他何！

自苏轼入狱之始，营救他的行动在广泛展开，参与营救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在生死关头，助他逃脱厄运。

杭州人民听说苏轼入狱的消息，专门为他做解厄道场，祈求神灵保佑这个好官平安无事。

苏辙立即上书神宗，自诉得到兄长苏轼入狱的消息之后，“举家哀号，忧在不恻”，说“臣早失怙恃，唯兄轼一人，相依为命”，“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得免下狱死为幸……”作为苏轼的弟弟、时任应天府判官的苏辙，深知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他依然奋不顾身，愿辞官为兄赎罪，其言词之诚挚，任是铁石心肠，也难不为所动。

原先朝中重臣，而今已经退休的范镇与张方平二老，作为苏轼的前辈与密友，也上书朝庭，以知情人的身份证明苏轼有匡世之才、报国之志、而绝无不忠之事，只是为人直率、言无遮拦而已。范镇上书时，家人怕受连累而反对，范老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持上书。张方平上书时，地方官怕惹祸不为代呈，他敦促儿子呈送。张公子进京后怕祸及自家，居然没有呈进，直到苏轼出狱后才看到其书的副本。

中立的丞相吴充看不惯这帮小人欺苏轼太甚，与神宗进言：陛下看不起的魏武帝尚且可以容忍击鼓骂曹的祢衡，陛下怎么就不能容忍苏轼呢？

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也为苏轼说情，说我朝没有因诗文获罪的先例，哀家身体不好，要求神宗大赦天下、放了苏轼为母祈福。

可是，御史台怎么甘心如此轻饶？他们又一次紧急行动，罗织苏轼的罪名。他们找到苏轼在一首咏桧树的诗中有句，“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唯有蛰龙知。”这一次由丞相王珪亲自出面，凭此说苏轼有不臣之心。可神宗已经下定了不杀苏轼的决心，让王珪讨了个大大的没趣。

可是，这帮小人决不甘心阴谋的失败，他们变本加厉地从人品上污损苏轼，让神宗觉得不除苏轼后患无穷。不仅如此，他们还说凡与苏轼有关联的人，司马光、张方平等等，都应该除掉。这引起了神宗皇帝的警觉，他断不愿为小人所挟迫杀才华盖世的苏轼、而毁了自己一世英名。

这时候，在南京的王安石来信了。王安石和苏轼一向政见不合，但他在关键的时候抛弃旧怨，来信为苏轼说情，劝神宗为国家计珍惜人才，不要杀苏轼。这样的涵养与风度，与那些宵小之徒、与那些明哲保身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对比！

据传说，一小太监夜里到苏轼牢房，放下枕头就睡。四更天时他摇醒苏轼说：可喜可贺。而后离去。小太监回禀神宗：苏轼一夜酣睡，鼻息如雷。神宗听后，十分开心，说：“朕知苏轼内心无事者。”这事记载在宋人何薳的《春渚记闻》一书中。这是世人爱苏轼，认为他最终是自己的坦荡与从容救了自己。

千古风流人物

后   果

这段公案的最终结果是：苏轼贬官黄州；驸马王诜勒令停职；苏辙贬官监州；王巩谪至宾州；收受讥讽文字的张方平等2人罚铜30斤，司马光等20人罚铜20斤。收受无讥讽文字者，无罪。

出狱后的苏轼是怎样的情况呢？就用他自己的两首诗来说明吧。

他写了《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前韵是指他在牢中写给弟弟苏辙的两首交待后事的诗。出狱了，用原韵再抒情怀。

百日归期恰及春

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

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似梦，

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究，

窃禄从来岂有因。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

隐几维摩病人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

为余投檄向江西。

从诗中可以看到，苏轼没有怨恨、没有悲伤，唯有劫后重生的庆幸、与重获自由的喜悦。他决定，不再图什么名利，也不再写什么诗文，一心皈依佛法，做个居士，求得心灵的宁静。

一场惨痛的经历没有害死苏轼，反而促使他在精神上获得一次新生，这大概是那些小人们意想不到的吧！

也无风雨也无晴

后   话

命系一人好可怕。神宗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他想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而苏轼作为有影响力的人物，不时写一些让他扫兴的诗文，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恼火。变法艰难进展不大，而负面影响不小，正没有一个人来背这口锅，他也想把这口恶气出在苏轼身上。但他秉承祖制爱惜人才，一开始就没有想要苏轼的命，被一帮小人弄来弄去，差一点下不了台。好在他能察纳雅言、及时刹车，没有铸成大错。一代文宗的生死系于神宗的一念之间，这实在太惊险、也太侥幸。

小人坏世道。小人害人不择手段，一开始他们就怀着险恶用心栽桩陷害，虽然不得人心却还是要一意孤行。人一旦走上邪路，就不肯回头，不断地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前面的错误，不达目的不罢休。小人当道，君子必不得安宁。而小人常常不仅品行差，而且做正事的能力也差，因此常把心思放在投机钻营、打压别人上。让品行有亏的人当道，必不是一个好世道。

患难见真情。那么多人不遗余力营救苏轼。有的人为了手足情，有的人为了朋友谊，有的人为了苏轼的盖世才华，有的人为了朝庭声誉，有人为了皇家利益……无论因为什么，他们都对苏轼是真的好，有真的情，因此不恤冒着受连累的风险、仗义执言。陷害苏轼的人有组织、有预谋，而营救苏轼的人各自行动，苏轼居然得救了，这正应了当下的一句话：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对苏轼本人来说，败也才华、成也才华。如果不是才华横溢，就不会有那么多诗作与书信授人以柄。如果不是才华横溢，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他说情。

毁亦朋友，誉亦朋友。苏轼把沈括那样的人当朋友，满足他求诗的要求，沈括却一转身就用苏轼的诗、作为射向苏轼的暗箭。后来，李定等人的诬陷，就是从沈括当年的行为中得到启发。当然，苏轼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朋友大多数是好的，他们与苏轼诗词唱和、书信往来，情趣相投，使苏轼名声远播。

苦亦性情，甘亦性情。率真的性情让苏轼不善于隐藏自己的立场与感情，这是他遭受无妄之灾的重要原因。率真的性情让他心无挂碍，即使被命运作弄，依然能够笑对人生，获得心灵的轻松与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