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放逐，是一种高贵的选择

人到中年，能说出的都不是事，说不出的都是痛。见到过一幅古人对联：“骨有三分傲，情留一点痴”。虽然不是出自名家之手，但对仗工整，立意高远，甚是喜欢。

说到“骨有三分傲”，为什么只说三分？不说两分，不言五分？我觉得，一个人只要有三分傲骨就可以了，就可以赢得自尊自强，傲骨是要你拿自己的人格当回事，要你在此生堂堂正正做人，并且一以贯之。这一要求，吾辈踮踮脚能够得着；而十分傲骨，标准太高，像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虽然受到后世景仰，但决非我等凡夫俗子所为。

至于“情留一点痴”，也很好。情到深处人孤独。情可以痴一点，但痴到百分之百，就完全陷入了疯狂的病态，所以，留一点痴，便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够意思了。于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唐伯虎等闲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于是无数落魄士人独孤求败，洁身自好，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屈原、陶渊明、曾国藩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

陶渊明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追求超脱物欲、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

曾国藩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和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