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陵历史文化与《竹书纪年》出土地探索
五陵历史文化探讨
七绝 传奇村落
凤凰山下五陵村，源自信君看墓人，
四祭之规高祖立，民俗千载贯传今。
注:太行山东南方与豫北平原相接的丘陵地带是战国时期魏国贵族墓葬地，战国四公子之最的魏国公子丶信陵君魏无忌墓地就在此处的凤凰山脚下，此墓也是著名的《竹书纪年》出土地(墓)。据《史记》所载:信陵君的铁杆粉丝丶汉高祖刘邦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亲自下令'为公子置守冢五户'，这就是五陵村的由来。髙祖还下旨，命'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此项圣旨渐渐形成了北方中国的一种风俗，盛行于华北地区的'一年四祭(春节丶清明、七月十五丶十月一)先人'的风俗即源于此。五陵村也是这项民俗的发源地，至今已逾两千年以上(2215年)。小小一村落竟有如此厚重之文化积淀，着实称奇。
'丘台寺'因信陵君而建
丘台寺魏正元三年(254一一256年)石佛碑载:东汉末年，五陵村已初具规模。
五陵村最早是由汉高祖刘邦为魏公子信陵君墓设置的'守冢五家而來，此为高祖十二年，亦即公元前195年事。
信陵君陵墓位于现在五陵村东北方约一里处。
信陵君是厚德之人，历史上以礼贤下士著称，旗下门有三千之众。曾两度率军击退秦国，名冠诸侯;曾率门客著《竹书纪年》、《魏公子兵法》等书，素为当时及后世人所景仰敬重并于'五户守冢人'之村落设祠奉祭。此即为'丘台寺'设寺之初始。
信陵君的随从朱亥也因追随信陵君救赵立功而被奉为仙人。其生长地啟封故园被后人称作'朱仙镇'。
'丘'为坟墓之意;'台'为高地。在此地设寺是取信陵君陵墓之'丘'与阾近高地之'台'而合称为'丘台寺'。信陵君为本寺供奉之主神，朱亥丶侯赢丶毛公丶薛公等为配神，每年四次享受祭祀。
由于信陵君的厚德君子一形像深入百姓之心，被后世奉为神明，庇佑四方百姓。百姓所思所想，焚香叩拜后多有应验。因此丘台寺自曹魏年间设置后香火旺盛，多次扩建。丘台寺鼎盛时南至五陵村南缘，北至金灯寺村，占地面积近千亩。红墙绿瓦，松柏森森;焚香膜拜，络绎不绝;洋洋荦荦,蔚为大观;厚德之风，代代传承。
近代以来，屡遭兵燹，丘台寺渐次萎缩，宏殿广宇消失不存。现所遗留之屋舍不及鼎盛时的百分之一。然现山门前一株明槐仍蓊然茁壮，荫覆逾亩，堪称丘台寺之骄。傲然称世，向人们诉说着丘台寺的过往沧桑，向公众传递着信陵君的仁性厚德。
《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最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史籍，被列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文化发现之一。它是西晋初年出土于新乡市境内（汲郡）的一部由战国时期魏国人撰写的具有通史性质的编年体史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唯一的年代数据支撑。它出土于新乡是上天和民族给予新乡市的丰厚馈赠。由于《竹书纪年》自身的特殊性和历史上的复杂因素给《竹书纪年》带来了很多谜题，困扰史学界上千年，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望而却步。
郭学志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前即开始关注《竹书纪年》，40多年来孜孜以求，破解了《竹书纪年》的多个谜题，其主要观点和论证过程如下：
一、'五陵、山彪间战囯大墓'墓主是信陵君。
信陵君（魏公子魏无忌）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是战国后期魏国国君安釐王的弟弟，以礼贤下士著称，旗下门客多达三千。曾两次率军击败秦国进攻，名冠诸侯。信陵君既是当时最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当时魏国境内文化界领袖。
我做出此结论的依据是郭宝钧先生的考古发掘报告。主要内容有:
1、现今新乡境内南水北调水渠（自西向东分别属辉县市、凤泉区、卫辉市辖区）附近分布的七座战国时期魏国的高等级墓葬，分别是辉县市赵固一座，辉县市城东的固围村三座，毡匠屯、路固各一座，凤泉区的五陵村与卫辉市山彪村之间一座。其中前六座均为中字型大墓，应是国君墓葬；五陵、山彪间的大墓为竖穴深井式墓葬，此墓与国君墓葬葬式有异，但从陪葬品来看规格又极高，甚至高于国君，其墓主应是仅次于国君的卿大夫（魏国公子）。在魏国自惠王东迁以后的贵族成员中（国君及公子）只有信陵君（魏公子魏无忌）的身份规格能与之相符。
2、主持发掘的郭宝钧先生据此墓中的出土文物判断这一魏国贵族墓是战国中后期(约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220年)的墓葬。
3、郭宝钧先生据此墓中出土的'衣带钩'和其它文物可判断此墓的具体入葬时间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40年间。信陵君正是生活在这一时间内。《史记》载信陵君逝于魏安釐王34年（公元前243年），出生年份不详。
'衣带钩'这一佩带物出现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公元前302年>后，此后渐在中原地带形成时尚，人们多以佩挂衣带钩为荣。
4、此大墓为竖穴无墓道葬式(规格低于国君级别的中字形双墓道大墓)，从规格上看不属于国君墓。但从陪葬的器物上看，此墓规格又极高(仅次于或相当于国君规格，甚至某些贵重葬品连国君墓中也没有)。说明此墓墓主虽不是国君但其影响力已超越了战国后期的历代魏国国君，这样的人在魏国只有信陵君一人。
5、此墓中出土有五鼎，显示此墓墓主是卿大夫(公子)身份。这一身份与信陵君在魏国的身份相符。信陵君是魏安釐王的弟弟，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
6、此墓中出土的一对'水陆攻战纹鉴'是罕见的青铜器珍品，至今在中国范围内出土的数千件青铜器中，这种具有人类活动图案的青铜器仅有四件，出土于中原地区的仅此一件。此鉴外壁上所刻划的水战、陆战图案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这种器物在此墓中出土，说明此墓墓主在当时軍事活动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建树，是战国后期魏国最为杰出的军事家。而信陵君正是此时期魏国、甚至是战国七雄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家。此物只能配属给最杰出的军事家(甚至国君也无这种资格)。此物藏于此墓之中证明此墓墓主必是信陵君。
上述论据皆据郭宝钧先生的考古发掘报告。甚至郭宝钧先生也说出此墓'应是信陵君一流的魏国公子墓'。
二、信陵君是《汲冢书·竹书纪年》唯一著作人：信陵君是《汲冢书》的著作权人，作者是其门客。
《汲冢书》简介：西晋武帝时，在汲郡(今河南新乡卫辉)的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并出土的一批竹简古书，其中包括《竹书纪年》。
晋咸宁五年 (公元279年)，一作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或二年，汲郡人不准（读音'否彪'）偷盗魏襄王的陵墓，得到竹书数十车，全是蝌蚪文书写，称'汲冢古文'。经过整理，有《竹书纪年》十三篇，因为原本写在竹简上而得名，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与传统记载不同，可校正《史记》所载战国史事之失。
这批竹简是当时一个名叫不准（音 Fǒu Biāo ）的汲郡人在当地盗掘一座古魏国墓冢时发现的。据说这批竹简的数量相当巨大，搬运时总共装了几十车。其简文皆用'蝌蚪文'（即战国古文字）写成，难认难读。经过晋代学者荀勖、束皙等人多年的释读与整理，最终写定先秦古书约十余种，共七十五篇。这些古书被人统称为《汲冢书》，或名《竹书》、《汲冢古文》等。但《汲冢书》原简早已不传。
编年史《纪年》十三篇（《隋书·经籍志》作十二卷）。以其原本写于竹简，故又被后人称作《竹书纪年》。本书以三代帝王纪年，先记夏、商、西周之事；再用晋国纪年去记录春秋之事；最后以魏国纪年记录战国之事，至'今王'二十年而止。为《汲冢书》中最为重要、学术价值最高的一种古籍。晋代整理本《纪年》约传至宋元之际散佚。今有多种辑本流传，为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
《汲冢书·竹书纪年》的作者不是众人所云的'魏国史官'。
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甚至卿大夫家)都设有专职史官，其职责主要是记录时任国君(卿大夫)的言行起居及本国(本家)当时之大事，是'当朝当时'所发生事件的记录，其所记录内容并不涉及过往。每一任国君都有其专任史官。这些人方可称为'史官'。而《汲冢书》的内容则是史官职责之外的文字作品，其性质相当于现今的文字爱好者(工作者)、文学作品作者等民间人士的文字作品。《竹书纪年》也不是当时史官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内容，甚至在当时也不被当作历史书藉来看。它的内容完全是过去或往朝的事实记录，毫不涉及当朝(民间修'当朝史'是大忌，其罪当诛)。但《竹书纪年》在客观上开创了一门被后人称作'历史'的学科，在公元280年前后出土后使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学说。
因此，《汲冢书·竹书纪年》的作者不是魏国史官，它的作者另有其人。因战国时期文化不够普及，具有文字工作能力的人较为稀少，且多集中于豪门贵族之所。在魏国除国君专设史官之外的知识分子应悉数集中于信陵君门下（据《史记·魏公子列传》载，信陵君曾养士三千）。信陵君是当时魏国境内最著名的文化界领袖人物，有地位、有人才、有资财、有兴趣、有能力，《汲冢书》这类规模宏大的文字作品只能出自信陵君门客之手。而且，战国四公子皆有养士著书的爱好和经历。因此，《竹书纪年》的作者只能是信陵君的门客。信陵君是《竹书纪年》的领衔著作人。
稍晚于信陵君的吕不韦也是公子身份（秦国），吕不韦曾领衔著述《吕氏春秋》。此例也可从侧面反证出信陵君领衔著述《汲冢书》。
作为《汲冢书》的一部分，《竹书纪年》于公元前243年信陵君去世时，与信陵君一起葬于此墓之中。由于《汲冢书》书写于竹简之上且体量巨大，无法与墓主一起葬于狭窄（面积约4*4平方米）且处于地下十一米深的墓室之中，只能葬于墓室之上接近地面的浅表层。（此墓附近浅表层还发现有车马坑，也应是此墓与竹简类似的附属陪葬品）
《竹书纪年》所开创的'后人治前史'的做法也成为后人效仿的模式，自《晋书》以降的史书均是后代人著前朝史，治史者均不涉及本朝史事。
3、 《竹书纪年》出土于信陵君墓中
《竹书纪年》出土于'县之西偏'的战国大墓之中，'五陵、山彪间大墓'是最接近于'县之西偏'表述的所在。
《竹书纪年》是《汲冢书》的一部分，是出土于新乡境内（辉县市、凤泉区、卫辉市均属于现在的新乡市管辖）的战国时期魏国贵族墓葬之中的一部编年体通史，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唯一有年代数据支撑的、迄今为止最早的通史性史书。《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竹书纪年》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史实，无可争议。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历史上复杂的因素在其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悬而未解之谜。如：版本之争、内容之争、作者之争、出土地点之争、墓主之争......等等。仅是出土地点之争在新乡市境内就有近十种说法。除了前文所述的七座高等级大墓外，还有娘娘庙、大梁冢之说等，可谓众说纷纭。各种说法都有自己的依据，但都不具备充分必要条件，无法令人信服。
公元280年西晋人卢无忌所立的《齐太公望表》是迄今可以看到的唯一记载《竹书纪年》相关内容的可信史料（此碑现已不存，但其拓片留存于世。新乡市平原博物院现有拓片展出）。其中载有：'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得竹策之书（即《竹书纪年》）。书藏之年，当秦焚书前八十六岁'。西晋时的汲县县治在今天的汲城村。'五陵、山彪间大墓'位于汲城村北面五里西偏45°处的坡地上（此地海拔高于汲城村10米左右），这一地点与《齐太公望表》中表述的'县之西偏'的方位相符，是所有疑似地点中最接近'县之西偏'表述的位置。
此墓中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是兵书，与《汲冢书》中的兵书部分内容一起构成了《魏公子兵法》。《竹书纪年》作为《汲冢书》的一部分与'水陆攻战纹鉴'等陪葬品一起葬于此墓之中。
'五陵、山彪间大墓'中所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是此墓中出土的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青铜器。它体型硕大，上口直径就达54厘米，还是同一规格的一对两个；而且十分稀少珍贵，此物在目前国内外已知出土的数千件中国青铜器中只有四件，中原地区只此一件（一对）。说明这种具有攻战图纹的青铜器并不广为国君之类的人物所钟爱，或者说即便是国君也无资格享用此类葬品。只有在少数对軍事有特别兴趣或者在军事上有特殊建树的贵族人士才可以此作为陪葬品入葬。而信陵君则是当时魏国贵族中唯一具有这种规格的人。'水陆攻战纹鉴'出土于此墓之中也证明信陵君是这一个战国大墓的墓主。
'水陆攻战纹鉴'同时也是兵書。水陆攻战图案是战争题材，表现的有两军步兵交战、攻城和水战三方面内容。画面人物均为平列，没有纵深表现，但人物主次关系分明。每组人物活动都有高潮，而且注意对环境的衬托，表明当时的绘画技巧虽然还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但在反映激烈斗争气氛和人物动态方面，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表现力。
它未必是墓主直接制作，很有可能是战国后期(公元前247年前后)各国诸侯向魏公子信陵君进献的兵書中的一种。类似的兵書还有《汲冢书》中以竹简形式存在的《缴书》《易经》等一起构成了被司马迁所称的《魏公子兵法》。上述兵書内容与《汲冢书》一起于公元前243年随信陵君的去世埋入地下。不同的是作为青铜器的'水陆攻战纹鉴'葬于地下十一米处的墓室之中，而竹简部份则埋于墓室之上、接近地面的浅表层中。约九十年后的司马迁只闻其名、未见其書，称《魏公子兵法》亡佚。不准及以前的汉十三王之一的刘去疾、曹操的摸金校尉等只是发现了位于地表浅层的竹简而弃之他去。及至公元280年前后官府收集竹简时，'水陆攻战纹鉴'未能随竹简一起出土。直到1935年由考古人员公开发掘时面世（此物于解放前被收藏于台北）。
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遭秦燔书，史失其籍。至大晋受命，吴会既平，四海- -统。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而得竹策之书。书藏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
四、'今王终二十年'与'書藏之年'辨析：
'今王终二十年'是《竹书纪年》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本书的结语；'書藏之年'是卢无忌依据'今王终二十年'所推断出的年份。
《齐太公望表》的作者卢无忌以'今王终二十年'为据推断'书藏之年'当在秦焚书前八十六岁'有误，他将'书结之年'错误地表述成了'书藏之年'。这一字之差是造成后世笼罩在《竹书纪年》上诸多迷团的根本原因。卢氏之说误导后世一千七百多年，至今史家对此纠结无解的根由尽在于此。
'汲冢書'内容繁杂，非一人一时所著，也多有收集他人之作，但其中的《竹書纪年》却是信陵君领衔著作，亲任'主编'。且其书撰写的截止年即是卢无忌在《齐太公望表》中所称的'書藏之年当秦燔书前八十六岁(前299年)'，卢无忌是依据《竹书纪年》的最后一句话'今王终二十年'而做出此判断的，但他却将'書结之年'误表为'書藏之年'。后世之人皆以此为定论解读，导致一系列谜题的出现(所有的学者都将《竹书纪年》的墓主集中在某个魏国国君身上，而且当时的魏国国君没有一个是在当政二十年辞世入葬的)。至今众说纷纭，悬而未决。
前299年当为'書结之年'是无疑的。以此年作为'書结之年'是主编人信陵君确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年应是信陵君的出生之年。《竹书纪年》始自写书人所知的远古之时，终结于著书人入世之时。信陵君这一做法开创了'后世人写前朝史'的先河。亦即本朝人不写本朝史，本朝(人)的作为留待后人评说。此说也解开了信陵君出生之迷（信陵君出生年份也是史无定论的未解谜题之一）。
由此看来，信陵君出生于前299年，卒于前243年，享年56岁。包括《竹书纪年》、《魏公子兵法》等在内的《汲冢书》也于前243年随信陵君葬于地下，'書藏之年'当是秦焚书前三十年。
结论：
一、新乡是《竹书纪年》的出土地。
二、具体位置：五陵与山彪之间的战国大墓，其墓为信陵君子之墓。
三、新乡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竹书纪年》及'信陵君子'皆为新乡的历史名片。
四、五陵村是汉高祖为信陵君所设的'五户守冢'人家而来
五、流行于华北地区'一年四祭'的民俗始自五陵村，源自汉高祖'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的赦令。
郭学志
五陵历史文化探索（摘要）
五陵村源头是由汉高祖刘邦拜谒信陵君之墓缘起，高祖崇拜信陵君的人品和才华，不仅多次祭拜，还下诏五户人家为信陵君守陵，且规定一年四季四次祭扫(即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春节年初三)，至今已2215年，此为五陵村的原始起因。
五陵村丘台寺也是因守信陵君墓而建，原来很大，由于年久失修，加上毁于兵燹，现只剩二间房大，所幸还有一塊北魏时期石碑留存，距今也有1500多年。
五陵地处太行山余脉凤凰山脚，南向卫水和古黄河，不怕旱涝，山明水秀风水宝地，故魏国选此处为王侯贵族陵墓地。信陵君乃王室公子，当然埋在这里。
西晋时信陵君墓被盗，拉出竹书十余車，时称《汲冢书》(当时此地为汲郡)，并被误推这是从魏襄王墓或魏安厘王墓出土的。1935年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再次开挖此墓，在十一米深处打开墓室，所见陪葬品《水陆攻战纹鉴》与《魏公子兵法》有关，陪葬品规格不低，但墓形不是侯王级别，他当时说'应为信陵君子一流魏国公子的墓'。
信陵君文武双全，礼贤下士，追随他的门客三千，他有实力书写前朝历史和传说，竹书纪年应出于他的门客之手，他是总编角色。信陵君死后，竹书作为他的陪葬品下葬在情理之中。所以此墓墓主应为信陵君子。当时郭宝钧定此墓为'山彪'大墓，'山彪'是靠近五陵的村名，此称呼从地理位置上看不够准确，应称'五陵、山彪之间大墓'。
于此，可推出五陵村村龄已有2215年之久；信陵君墓冢在五陵；竹书纪年出土于信陵君墓。
新乡读书者论坛 主题发言人郭学志发言摘要
泓涛整理 2020,11,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