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炎：论水浒文化两重矛盾碰撞与起伏式传承
《水浒传》包含两重矛盾：一重是国家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平民百姓与贪官污吏的矛盾。这重矛盾关联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反抗斗争精神，追求公平正义，维护个体利益和尊严，敢于对抗邪恶势力，敢于反抗官府。面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各种压迫凌辱，勇于抗争，揭竿而起，不畏朝廷王法，不畏流血捐躯。人生态度，快意恩仇，向往大碗酒，大块肉的生活。敢于杀官造反，甚至取而代之。
书中敢于反抗斗争、铤而走险者很多，“逼上梁山”是主要模式。也有主动出击者，主动劫取官府不义之财，或行侠仗义打死恶霸者。也有历经犹豫徘徊，几度反复之后才逼上梁山者。伴随他们走上反抗斗争之路，他们体现出个性人格的傲岸和个体生命的尊严。
《水浒传》另一重矛盾是对外的国家民族矛盾。这重矛盾关联家国情怀和民族性格。“家国情怀”是一种家国同构、休戚与共的情怀。
传统血缘宗法社会培养出家国一体的人生使命感，期望承担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梯次性人生使命。历经社会战乱、国破家亡、百姓涂炭、民族苦难之后，人们痛定思痛，家国情怀进一步升华，会联系人生态度，睹黍离而生悲，感家国之痛而伤怀,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家国情怀可以融入人们血液，化为人生态度。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匡扶天下是男儿。
当家国情怀遭遇外敌侵略和民族危难，最容易激发人的民族感情，激荡民族热血。须要指出，对外的国家矛盾和民族矛盾，是一种历史范畴的概念。历史上汉朝与匈奴政权，宋朝明朝与辽金元和清朝政权的矛盾，曾是国家矛盾对外矛盾。
对外矛盾激发民族感情，主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至高无上。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小我荣辱，可以舍弃。
国内的阶级和阶层矛盾始终存在，平民百姓与贪官污吏的矛盾始终存在。对外的国家民
族矛盾却常有变化，矛盾对象、矛盾程度都可能变化，这类矛盾经常有阶段性特征。理解把握两类矛盾的转换碰撞，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难点。
《水浒传》的发生发展，与以上两重矛盾紧密相关。英雄好汉反抗贪官污吏，揭竿而起，劫富济贫，不畏官府和王法。这方面特性，容易得到后人理解和认可，本文不作展开。
而《水浒传》能够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学经典，是因为这部作品更为厚重，其产生和发展，紧密联系家国情怀与对外矛盾。
长期以来人们用“农民起义”来解释《水浒传》，但这令人疑虑：若讲农民起义，有很多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赤眉绿林、黄巾之乱、黄巢之乱，乃至北宋的方腊起义，在规模气势、时间跨度、地域范围各方面都远远超过水泊梁山。很多农民起义建号称尊，甚至一度夺取天下。相比之下，宋江一伙时间太短规模太小。
然而，众多大型农民起义得不到古代文学的反映；即便少数作品有反映，也是根本否定态度，如《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五代史平话》否定黄巢起义，《水浒传》否定方腊起义等等。
大型农民起义被忽视被否定，规模很小的《水浒传》却受重视受肯定，根本原因就在于《水浒传》的特殊性。《水浒传》包含两重矛盾，反映对外矛盾、家国情怀，反映外敌欺凌、民族危难深重时，怎样对待外敌，怎样对待朝廷。
《水浒传》及其续书《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等，一致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水浒传》能成为中国文学经典，原因就在于此。
《水浒传》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时间段，在南宋和元代。北宋末的宋江事件并不算历史大事，但特殊的时代背景使这个故事在南宋迅速发展。国家残破，人心思变，北方难民，大量南下，社会上流民和游民激增，推动通俗文艺粗豪尚武的审美倾向。人们渴望收复失地，渴望宋朝军事力量壮大，对草莽武装持有特殊关注和期待，产生新的描绘和评价。
这种背景下，宋江集团的故事得到快速发展。《水浒传》中虽然大大小小故事很多，但是另有一个关注焦点，就是边疆事务和民族矛盾。宋江从一开始就反复策划强调：好汉们暂且栖身山寨，等待朝廷招安，到边上一刀一枪报效国家，搏个封妻荫子。甚至早在上梁山之前，他就对武松等人这样策划过。宋江这番话在宋代很真实也可行。
宋代国土沦丧国防孱弱，受辽国和西夏欺侮，年年给对方纳贡，自称子侄之国，这是爱国志士痛心之处。到边上一刀一枪，就是切身参与保卫国防、收复失地的战争。这种说法在北宋现实具体，具有感召力。
宋江对接受招安、去边疆抗敌，确实长期策划。他为此多次主动联系朝廷大臣，还冒险潜入京城直接向宋徽宗陈情。宋江接受招安属于史实，近年来随着李若水《捕盗偶成》等诗歌的发掘研究，宋江接受招安的实际情形竟与书中具体描写一致。
宋江故事的传播，南宋皇家画院待诏李嵩有很大推动作用，他为宋江36人一一绘图，这样容易扩大影响。李嵩是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皇家画院待诏，资历很深而且艺术高明，有可能接近皇帝。他为宋江36人绘图，这可能需要皇帝授意，或者皇帝知情认可。
这件事在《水浒传》发展史上意义重大。这也反映宋江故事南宋后期已经成型，传播于整个社会。《大宋宣和遗事》中记载的宋江故事，是说书人讲故事风格，应当传播于社会下层。
宋末元初，龚开进一步扩大宋江故事的影响。龚开给李嵩的宋江36人画像逐一配写诗赞，用诗赞文字介绍并评价人物，还写了总序，这就是《宋江三十六赞并序》。
文字介绍与评价，与绘画功能不同，二者结合进一步推动水浒故事的发展。龚开是南宋后期抗元中枢扬州幕府重要官员，在幕府中他与淮南同乡陆秀夫是莫逆之交。南宋灭亡时，已经担任宰相的陆秀夫背负小皇帝悲壮跳海。
龚开与扬州军队一路转战南撤，部队在泉州被打散，龚开返回江浙，进行秘密串联和文化宣传活动。他为陆秀夫所作传记，后来成为《宋史· 陆秀夫传》的底本。
龚开是元初文坛领袖，诗文绘画影响很大。他以画马画人物见长，大不同于后来元代四大家画凄凉空旷山水的画风。龚开画作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日本大阪等多家美术馆。所画钟馗，目光灼灼欲捉鬼；所画瘦马，铁骨铮铮思战斗。
元明著名文人题咏其画作者不下数十家。倪瓒题《瘦马图》诗中说：
淮阴老人气忠义，短褐雪髯当宋季。国亡身在忆南朝，画思诗情无不至。宋江三十肖形模，钟（中）山鬼队尤可吁。高马小儿传意象，诗就还成瘦马图[1]。
此诗赞美龚开坚定遗民情操和诗文绘画。
“宋江三十肖形模”一句，高度肯定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诗赞。龚开为36人画像所作诗赞第一个写宋江，明确肯定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
宋江绰号及时雨呼保义，其内涵逐渐模糊，读者不清楚准确意思。及时雨是针对及时助人、行侠仗义而言。保义指保义郎。保义郎是宋徽宗时才设定的武官名称，级别很低，但属于皇帝侍卫，紧密跟随皇帝。
宋江绰号呼保义，呼字强调他自称保义郎，反映他对皇帝的态度。龚开概括36人的总体特点是:“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2]
这些评价长期有重要价值。在南宋和元代，肯定宋江和水浒英雄的，既有李嵩龚开这种上层人士，有众多文人士大夫，也有广大民间艺人书会才人，有《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民间水浒故事，两方面共同推动这部文学经典的发展。《水浒传》文本则长期处在发展变动中，梁山受招安之后首先征辽，这个情节最早可能出现在元代，反映了民族感情。
水浒故事的发展，在南宋和元代受到多方面力量一致支持，然而，这只是在国破家亡、民族危难背景下出现的全民族一致现象。
当民族危机过后，伴随国内矛盾的发展，《水浒传》会受到不同类型的批评否定。主要的否定来自封建统治阶级，《水浒传》写个人和群体反抗黑暗欺压，占山为王，对抗官府。接受招安之后则成了朝廷官兵、朝廷官员，这是封建正统人士不能容许的。
明代正统文人对《水浒传》及其作者的责骂诅咒不断。批评《水浒传》诲盗，诅咒施耐庵或者罗贯中三世皆哑，是最常见说法。这类批评者是保守的正统人士，如钱功甫、莫是龙、郑暄之流。也有田汝成等一般文人记载这类批评。
通过朝廷禁令来禁毁《水浒传》，这与批评指责《水浒传》，是不同性质的事情。从批评到禁毁，是逐渐发展的过程。
明朝社会相对安定，《水浒传》长期合法传播，也有不少人喜爱这部作品。然而明末农民起义规模越来越大，直接威胁到明朝统治。李自成、张献忠纵横数省，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而在水浒故事的“故乡”山东梁山，以李青山为首的造反队伍，公开占据梁山对抗官府，袭击城市，影响漕运。
山东籍著名官员左懋第上书朝廷，主张严厉禁毁《水浒传》。左懋第指出《水浒传》：“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为之祟也。”[3]
左懋第的奏折得到朝廷批准，下令全国各地地方官收缴《水浒传》，并收缴板片烧毁。这是《水浒传》传承史上第一次遭受朝廷明令禁毁。
中国文化素重夷夏之防。明清易代，民族矛盾激化，顾炎武、王夫之一批学者痛心疾首，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于异族即亡天下。
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朝廷军队抗敌不力，总有一批文人士大夫对绿林武装投去期盼目光。而绿林武装中也有人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愿意与朝廷合作。这基本成为我们民族在危难情势下常有的情形,宋金易代、明清易代之际俱如此。
外敌欺凌和民族危难造成《水浒传》内容复杂，题旨深刻，激发人们的创作想象和审美激情，这是理解《水浒传》内涵的关键所在。独特的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贯注于作品的解读阐释、改编续写整个过程中，贯注于作品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形成更宏阔的水浒文化，形成无法抹去、无法忽略的民族特色。
晚明时期，明朝受到满族政权的威胁不断加重。随着满族势力迅速扩张，明朝损兵折将、领土失陷，形势危急。这时候刊刻的《钟伯敬评忠义水浒传》，有著名文人钟惺署名的序言，序言中说：
“噫！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4]
《秋风》可能是《大风》之误，汉高祖《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序言以李逵、吴用代表理想的猛将谋臣，感慨朝廷缺少这类猛将谋臣，才让努尔哈赤猖獗辽东。对李逵吴用们的殷切期待，给人印象深刻。
这一时期有出版商刊刻《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合刻本，题名为《英雄谱》。这种新版本的独特题名及其序言，迎合当时人们的焦虑心态，联系危机重重的对外战局，批评朝廷官员腐败无能、朝廷军队毫无战斗力，同时努力张扬家国情怀英雄情结，主张草莽力量为国效力，挽救时局，对《水浒传》的赞许和期盼态度异常强烈。
明清易代，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民族苦难深重。爱国志士通过文学创作表达理想，展示思路，以《水浒传》续书形式出现的《后水浒传》、 《水浒后传》都深刻表现了对个人、群体、国家民族多层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水浒传》的反思认识，具有深刻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表述方式。
《后水浒传》题青莲室主人著，作者不详。写梁山宋江、卢俊义等人投胎转世。宋江为杨幺，卢俊义为王摩。当时正值辽兵南侵，百姓逃亡，杨幺王摩都是自幼从北方颠沛流离逃到南方成长起来。
转世后的梁山弟兄逐渐聚集到一起，反抗社会黑暗，揭竿起义。最后他们占据洞庭湖君山，力量强大。有人开始考虑政权问题，建议杨幺称王，先占领楚地，进一步夺取天下。然而此书也一直紧密关注并反映辽金南侵、国家残破与百姓苦难。
杨幺的思想与众不同，他有浓重的家国天下情怀，愿意为了国家和天下百姓而放弃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他亲自潜入皇宫，仔细观察皇帝动向。随后直接说明自己身份，与宋高宗展开谈判性质的交谈。
宋高宗保证抗金，邀请杨幺投靠朝廷。杨幺则要求宋高宗先杀掉秦桧等奸臣，他才可以投靠，如果奸臣一直在朝廷，那他不敢投靠。此前杨幺与王摩等人讨论时，他表示过要掌握自己命运，不能受制于人；甚至表示政治清明与否，要看皇帝本人，皇帝才是关键。
杨幺的意见最终被兄弟们接受，为国家大局民族大义他们放弃夺取政权，不与官军作战，士卒遣散，首领潜藏。最后结局是象征性情节：杨幺王摩众弟兄深入轩辕古井，天罡地煞魔星化作星云凝聚，不再出来。
《后水浒传》叙述情节与描写人物的艺术水平一般，但是思想深刻敏锐，看问题透彻，明确反思宋江卢俊义们的悲剧。奸臣在朝掌权，忠义志士接受招安，没有安全保障。即使没有奸臣，也要看皇帝是否清明。
这些反思议论出自转世之后的宋江和卢俊义本人，别有一种深刻，一种刻骨之痛。家国天下的民族价值观、个人得失荣辱态度、自我保护意识，都异常冷静地展示出来。
《水浒后传》艺术水平高，影响也更大。作者陈忱是浙江湖州著名遗民文人，曾与顾炎武等同组惊隐诗社。民族危亡之际东南地区爱国文人把眼光投向绿林力量。明亡后顾炎武在晋陕地区活动十几年，有意组织武装反抗，包括联合草莽力量。
陈忱续写《水浒传》，把理想愿望化为小说中人物和情节。《水浒后传》是陈忱精心打造之作，全书故事情节和人物遭遇、人物性格和都紧接着《水浒传》故事续写，不但延续原有的故事，也合理增添新的人物，更引出时代性新问题。增添的人物主要是水浒英雄的后代，以及原书中存在线索的人物。
时代性新问题即怎样应对外敌入侵、国家沦亡的新局面，这正是《水浒后传》写作的动力。作品语言生动活泼，新鲜晓畅，有很多民间口语。陈忱本人文史修养很高，他用心采取通俗浅显的写法。
绿林武装成为民族危难中最可依靠的“忠义”力量。小说中朝廷放逐蔡京、高俅、童贯之类奸臣，梁山英雄抓住机会处死他们。梁山余部奋起抵抗金兵，同时对宋朝帝王给予保护。
《水浒后传》第二十四回，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北上，境遇悲惨之极。这种情况下竟有梁山英雄燕青和杨林冒险潜入金营探望二帝，还送上青果和黄柑。宋徽宗对自己往日糊涂，受奸臣蒙蔽，对宋江等人含冤而死，深表忏悔痛悼。
宋徽宗把一柄扇子赠给燕青，还在扇面上题写一首七绝小诗，诗的第二句是“普天仅见一忠臣”。这句话有强烈对比效果，令人联想广泛，在血腥残酷民族斗争考验之下，草莽英雄的忠义本色更能显现，帝王对草莽力量的态度也发生变化。
小说第三十七回，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杀，在今宁波地区乘船出海逃亡。金兵船队紧追不舍，最后紧紧围住宋高宗。宋高宗身边只剩下几百个卫兵、十几个随从，而且已经绝粮。在此危急关头李俊等梁山英雄冒险来救。
宋高宗见杀声震耳、火光冲天，以为金兵发动总攻，绝望中准备自尽，不料却是梁山英雄来救。宋高宗对梁山英雄表达了深深忏悔和感激，称赞梁山英雄是：功垂竹帛，百世流芳！最后李俊派柴进等人把宋高宗护送回临安，这支海外绿林力量，竟然成了宋朝皇帝的依靠。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后传》竟多次描写梁山好汉与倭寇的斗争。第三十回，在山东地区的李应、栾廷玉、呼延灼、关胜、燕青、戴宗一伙好汉共三十多人，率领三千精装士卒，从登州即今烟台乘船南下，准备与海上的李俊一伙会合。他们驾着一百条配备火炮的大船，力量够强，竟然被倭寇拦截抢掠。
倭寇驾三五百条小船，持长刀挠钩，从各个方向不要命地蜂拥而来，虽然被炮打箭射杀死不少，却毫不退缩，等到距离近了火炮打不着更难对付。小船快捷，在大船间钻来绕去，舍命纠缠。倭寇还擅于潜入水下凿沉别人船只。
最终梁山英雄无奈交出“买路钱”——给倭寇绸缎布匹各五百匹。这一回也特意写出倭寇本性：“贪婪无厌，只要东西，不要性命，不怕杀，只怕打”。得到东西后，倭寇自己互相争夺，互相厮杀拼命。
第三十五回，李俊等人刚在海外取得立足之地，倭国竟趁他们立足未稳，派出大批军队进攻。小说郑重指出：倭国的国君权贵一向残暴不仁，贪婪成性，向外侵略杀戮、掠夺别国以自肥是倭寇本性。还郑重写出倭寇作战特点：擅长长途偷袭，水战擅长凿沉别人船只。
明代倭寇长期杀掠我国沿海，甚至深入内陆，残暴凶狠贪婪至极，湖州及东南沿海长期深受其害。陈忱因而对倭寇本性与作战特点有深刻认识，有长远眼光和很强警惕性，才在《水浒后传》中特意写出倭寇之害和倭寇阴毒作战特点。
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炸毁张作霖列车，炮轰沈阳北大营，袭击珍珠港，袭击香港南洋，倭寇一贯如此。几百年前陈忱的警告，虽然是小说家言，却异常深刻足够前瞻，文学不仅深刻认识经已发生的事物，还能总结规律，预见将来可能发生的事物，这才是文学经典的价值。
陈忱写梁山英雄打败倭寇并不容易。梁山首领李俊就是水军出身，手下水军头领很多，仍然吃了大亏。倭寇水鬼凿沉梁山船只，水寨陷落，梁山军队只好退到岸上，分别守卫要害地点。好在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斗智斗勇，舍命抗敌，终于消灭这批倭寇。
《水浒后传》表现出鲜明的统一战线倾向，虽然没有这个词汇，但是这种倾向很明显。
从现实来讲，民族危难使联合统一成为可能，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余部分为多股，受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节制。
有的部队只是名义上受节制，而郝摇旗等人率领的部队却成为何腾蛟的重要主力部队。大顺军余部与南明兵部尚书堵胤锡合作，曾经使抗清局面大为好转。大顺军余部抗清斗争后期即夔东十三家时期，郝摇旗的军营中经常有北方的明朝藩王或者藩王的代表出没。
清朝官府档案里有晋陕等地官府审讯“谋逆”分子的口供，相关材料近些年来受到研究者重视，材料质实比较可信。永历帝远在云南，北方明朝藩王或其代表南下“找组织”，在鄂西川东找到郝摇旗，并在郝摇旗处领到永历朝廷发给的“龙票”信印。
这反映农民军在很多方面与南明朝廷合作。张献忠之后的大西军，即便孙可望，也曾经表面上臣服于永历帝。
至于李定国，可谓鞠躬尽瘁支撑永历帝政权多年。李定国被称为民族英雄，反映李定国已经不单代表大西军，反映民族内部存在统一战线曾经是客观现象。梁山英雄营救宋高宗并派柴进等人护送皇帝回临安，俨然成了宋朝的可靠盟友。
梁山英雄在队伍建设方面，也很能体现统一战线思想。如《水浒传》中有线索，当时是梁山死敌的祝家庄教师栾廷玉，如《水浒传》里不曾上梁山，而远走西北投军的王进，在《水浒后传》中都加入梁山队伍。《水浒传》里扈家庄被李逵杀掉一家大小，唯一逃走的扈成，在《水浒后传》中也加入梁山队伍。
作品对此用了很多笔墨，努力写得合情理。扈成原是少庄主，但漂泊多年，吃苦受累，接触各类人物，深入了解社会，思想性情变化很多。他出海经商历经坎坷积攒了一担昂贵的奇珍货物，象牙犀角香料之类，准备回乡恢复家业，但路经登州被土豪毛豸夺去并遭到殴打。
他痛恨对方简直想同归于尽，这时遇到阮小七、顾大嫂、孙新、邹润等梁山旧人，大家竟同仇敌忾。毛豸是当年陷害解珍解宝的毛太公之子，现在身有官职，气焰超过其父，他一心铲除梁山余党报仇。顾大嫂孙新等人与他早就是仇敌。
顾大嫂孙新阮小七扈成邹润等夜入毛家复仇，杀尽其全家。案子发作，大家上邹润的登云山躲避。扈成原本痛恨李逵，但世事变化太大，立足现实，他愿意留在山寨，而且成为善于谋划的文武全才。
登州统制栾廷玉带兵攻打登云山。扈成当年曾拜栾廷玉为师，这时出一条计谋对付栾廷玉。他们守住山口不交战，出奇兵夜袭登州城，救出被关押的孙立，杀死登州太守，致使栾廷玉军心涣散溃败。
栾廷玉进退失据，这时扈成来拜见并劝说他：太守被杀，师傅必定要被上司问责治罪，不如上山，众人都很尊敬他。随即众人都来拜见，请他做山寨之主，于是栾廷玉上山做了大头领。到后来暹罗国王李俊封栾廷玉为枢密使，扈成为副使，仿佛国防部正副部长。
王进长期在西北做军官，积累军功升为大将。北宋灭亡时成为防守黄河的十将军之一，由于卖国贼献出防区，金兵过河突袭，宋朝军队大败。王进全军覆没，被梁山人物解救。他也是进退失据，汴京混乱，已经回不去，即便回去，也要被问罪。于是他也加入梁山队伍。
小说结尾暹罗国五虎上将为：王进、关胜、呼延灼、李应、栾廷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甚至创造条件联合，是这部小说的特色。李俊曾经搞过太湖小聚义，新聚义的弟兄，后来都成为顶用的头领。
《水浒传》中地位不高、未展示才干的头领，《水浒后传》中都能发挥才干。乔郓哥、唐牛儿之类《水浒传》中曾经露过面的小人物，在此书中都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陈忱刻意这样写，应该有血泪教训的反思。明朝灭亡，内耗太严重，仅福王小朝廷内，东林党阉党的争斗就始终不绝；马士英、史可法、江北四镇矛盾不断；左良玉挥兵东下，几乎要彻底毁掉这个政权。
其后江河日下，唐王鲁王靖江王还要对峙摩擦。桂王肇庆小朝廷稍获喘息之机，党争就立即爆发。至孙可望李定国的矛盾，直接兵戎相见，明朝灭亡的历史可以说是内耗的历史。《水浒后传》经历深刻沉痛的反思，把统一战线思想化为具体情节，化为生动的人物故事。
在明代批评《水浒传》的大都是不太知名的正统人士。清代则有不少著名人物激烈批评《水浒传》，如中兴四大名臣“曾胡左李”之胡林翼说“一部《水浒传》，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5]。如礼亲王昭槤的《啸亭杂录· 续录》中有不少否定批评文字。
《水浒传》在清代几次受到朝廷禁毁，不准翻译成满文传播。有些重要官员如江苏巡抚丁日昌禁毁《水浒传》，积极主动认真，与以往官员禁书的应付作风不同，而且对小说戏曲和说唱文艺全面开刀。
然而时至清代，水浒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各种刊本流传已久，查禁收缴效果有限。于是有人创作新小说来否定《水浒传》，通过文学批判彻底打垮《水浒传》，这就是俞万春的《荡寇志》，也称《结水浒传》。
俞万春生活在清代中后期，他是浙江绍兴人，官宦子弟，曾跟随做官的父亲去广东，镇压过粤省民变，了解那里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有山雨欲来之势。他用多年时间精心写成《荡寇志》。此书接着《水浒传》金圣叹本续写。梁山英雄不曾被招安，大聚义之后就遇上了真正对头。
《荡寇志》是一部处处与《水浒传》对着干的“诛心”之作。书中以陈希真、陈丽卿父女、祝永清、祝万年、栾廷玉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是剿灭梁山的主力。祝永清、祝万年和栾廷玉、栾廷芳等人，都是《水浒传》三打祝家庄之后残余的祝家庄力量，陈丽卿则嫁给祝永清，这支队伍简直有点“还乡团”味道。
《水浒传》108将是天罡地煞星宿。《荡寇志》陈希真父女和祝家兄弟这支队伍，则是道教神谱雷霆部36神将下凡，气势压梁山魔星一头。
故事曲折，战役很多，梁山诸人被写得丑陋狼狈，最终被彻底消灭。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多人都被活捉，押送到东京凌迟处死。也有很多人战场上被杀，或者是其它狼狈死法。
俞万春精心安排针对性的“一对一”复仇。神医安道全困守一城，得了瘟疫无药可治，活活病死。会写字刻字的萧让和金大坚被活捉拷打，交待梁山石碣是他们伪造的，仍然被继续拷打而死。
《水浒传》中，栾廷玉作为祝家庄武功教师，本领很强。梁山大费周折，请来他的师兄弟孙立做卧底，攻破祝家庄。
《荡寇志》写栾廷玉活捉到孙立，把孙立千刀万剐直接剐死。王进和林冲原来都是八十万禁军教头，都受过高俅迫害，王进最终参加讨伐梁山的队伍。他与林冲在战场上，主要不是兵器分胜负，而是辩论见高低。
作者写王进滔滔不绝，骂得林冲哑口无言，羞愧难当，回到军营倒头不起，最终郁闷而死。
王进的主要说法是：你我都是禁军教头，都受高俅陷害，但是我遇到事情有见识，及早离开，没有受他凌辱。而且离开之后，我不走邪路歪路，现在还在正道上，仍然可以光宗耀祖。你没有见识，深陷他的圈套，脸上被刺字，人称贼配军。现在你走上邪路歪路，下场悲惨，辱没祖宗。诸如此类一番责骂，竟然把林冲骂倒。
俞万春可能太想模仿《三国演义》诸葛亮骂倒王朗的情节，但却不顾情理。高俅对王进，只想为难他羞辱他而已，他自己跑掉，丢了职务，也就可以了。高衙内对林娘子害上相思病，林冲就是领着老婆离开，他们也会想办法追赶。林冲已经流放，但是林娘子坚贞不屈，铁心要等林冲回来。高俅父子于是又派人去杀害林冲。
二人处境不同，王进的吹牛，未免空口说大话。但是俞万春大概很得意自己的“一对一”设计，这类设计的情节不少。看了这类情节，能感受俞万春对《水浒传》的仇恨有多强烈。
小李广花荣与陈丽卿比射箭，竟然被陈丽卿一箭射死。陈丽卿在战场上生擒矮脚虎王英，用一只手夹住王英回归本阵，不料王英还有一只手乱抓，碰到陈丽卿下巴。
陈丽卿大怒，抓住这只手猛拧，王英胳臂骨折痛得昏迷。陈丽卿回到中军，把王英摔到地上，已经七窍流血死去。扈三娘与陈丽卿拼命，抛出丝绦套索，套索上有很多钢钩，陈丽卿急忙架住。两人争夺打斗中一起摔下马去，陈丽卿扼住扈三娘脖子，竟生生把扈三娘掐死。陈丽卿战场上枪挑孙二娘落马，当场活捉。又在战场上斩杀顾大嫂、孙新夫妇。
梁山三个女将全由陈丽卿处治，作者有男女之间不得交手的道学家倾向，这很做作，不合情理。战场上别人不要动手，都等着陈丽卿吗？作者又很爱写陈丽卿作战，乘机描绘咏叹陈丽卿的美色风姿。
《荡寇志》的战场经常有点怪诞，陈丽卿不但处治了梁山三个女将，还处治了大批男性将领。而她的丈夫祝永清只生擒一名敌将，祝永清、祝万年地位很高却没有多少战绩，而有一种道学家气味。
总体看来，《荡寇志》堪称《水浒传》的死对头，对梁山人物的下场一一作出残酷的精心安排。《荡寇志》问世之后，恰逢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并迅速扩展。太平天国研究资料记载，当时广东等地的乡绅团练曾经集资赶印大批《荡寇志》广为散发。这是围绕农民起义和《水浒传》展开的思想文化交锋。
中国文学名著中《水浒传》命运最为独特，一方面历经坎坷，否定批评甚至咒骂很多，几次遭受禁毁；另一方面，生命力很强，赞扬肯定也很多，传播越来越广，涉及作品及承载这些作品的文艺形式也在不断扩展，水浒文化越来越壮大。
历史车轮驶入近现代，《水浒传》独特的传承规律依旧延续。梁启超、严复一派社会改良思想家兼小说界革命倡导者，对《水浒传》的基本评价不过是诲盗二字。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对《水浒传》表示轻蔑“不屑道焉”。
而社会革命一派文人王钟麒、黄人、燕南尚生等人，对《水浒传》的肯定则无以复加，称赞《水浒传》为举世第一小说，甚至说它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肯定否定两派批评，都大胆褒贬，随心所欲立论。这种评论风气延续，还出现新的批评角度。
过去否定《水浒传》，主要指责诲盗，可以说意见来自右翼。现代否定《水浒传》，更多指责它反抗斗争不坚决，招安就是投降，可以说意见来自左翼。
随着社会文化生活变化，有人发现新的批评焦点，批判锋芒集中于李逵，把李逵批成野蛮文化的化身，反文明的代表。曾几何时，人们批评宋江接受招安时，曾经热情赞扬李逵是反招安的硬汉，至于钟伯敬期待李逵抗击努尔哈赤的猖獗，也是并不遥远的记忆。实际上，中国人的“水浒记忆”本来稳定，思维模式也基本相通，评价差异缘于批评环境的变化。
日寇侵华十四载，大半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对外矛盾激烈时《水浒传》受到肯定和弘扬的特征再次显露无遗。抗战期间，除了沦陷区，其他地方的爱国戏曲包括水浒戏都相当发达，解放区水浒戏演出和创作活动则掀起高潮，在全国范围独占鳌头。
这种现象或许也与进步青年大量奔赴解放区有关，解放区戏曲演出团体大量涌现。
延安的戏曲团体主要有鲁艺实验剧团、军委平剧团、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平剧社。这几家剧团主要演京戏，后来还组建延安平剧研究院。另外有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抗大总校文工团，这几家剧团京戏话剧兼演。
晋冀鲁豫根据地京剧团有: 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实验剧团、一二九师野火剧社、建军剧团、太行四分区铁骑剧社。一二○师战斗平剧社京戏水平很高，后来长驻延安。抗大总校文工团则从延安挺进太行山,演出剧目也改为传统戏为主。
山东抗日根据地有文协胜利剧团、文协平剧实验剧团。苏皖抗日根据地著名剧团有拂晓剧团、淮海实验剧团等。淮海行署主任李一氓是创作改编高手，他指导下水浒戏的加工改编和演出活动，取得全面丰收。
京剧当时称为平剧，因为重视，延安成立了平剧研究院。延安的京剧活动集中于水浒戏，重视演出，首先重视创作改编。延安演出的水浒戏，都是经过创作改编的。
当时演出最多的是《打渔杀家》,属于传统戏，由京戏《庆顶珠》中两折构成。《庆顶珠》写阮小七反压迫的斗争故事，由陈忱《水浒后传》发展而来。延安演出的改编本为《松花江上》，是由鲁艺干部王震之改编。
故事地点和时代背景改变，改为“九一八”之后的东北松花江畔，渔霸及大小狗腿子依仗日本人的势力，欺压渔民更凶残。肖恩改为渔民赵瑞，女儿仍然叫桂英。他们的反抗斗争更坚决，最后他们杀掉渔霸和狗腿子，走上抗日道路。
《松花江上》时代感强，反抗斗争更火爆。这两种版本在延安和很多根据地都演过，因为《打渔杀家》不用改动原词，原唱词台词更成熟，人们也更熟悉，后来演出逐渐还是演《打渔杀家》。
《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都是在延安集体创作的大型京剧，都经过反复研究修改，注重思想性艺术性。中共领袖毛泽东多次写信，参与并支持这类编创。
《逼上梁山》突出林冲与高俅原来就有尖锐矛盾，林冲主张坚决抗击外敌入侵，高俅对外极力妥协投降，二人冲突已久。高衙内骚扰林娘子，是附属性的次要矛盾。
《逼上梁山》突出对外矛盾，但是与明代李开先《宝剑记》有很大差别，《逼上梁山》强调群众斗争，增添很多生动又重要的下层人物，营救林冲，反抗高俅，全力对外，大家集体上梁山。
《三打祝家庄》强调斗争艺术和群众路线。为写好内外结合打下祝家庄，曾作过地下工作的重要领导彭真、刘宁一等人，专门参加编写讨论。这部戏与传统水浒戏风格不同，但是演出后很受欢迎。
《打渔杀家》长短适中，剧情有波折。戏中主要人物肖恩、桂英、教师爷、渔霸、账房先生、狗腿子等等，角色类型多，对比鲜明，唱念做打齐备。唱词情绪饱满，激荡感慨，很能反映生活处境和人物性情。辞句雅俗咸宜，历来受人喜爱，很多京戏名家演过此剧。
《松花江上》于1938年7月7日在延安纪念抗战一周年大会上演出，又在当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演出，都非常成功。女主演演出此剧后调动工作岗位，命运发生巨变。另一主要演员阿甲解放后长期担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改编《打渔杀家》为《松花江上》的王震之建国后在电影局担任要职，足见这部戏深受重视。
梅兰芳和周信芳合作剧目不多，业界以为南北两位顶级巨星本当如此。他们如果合作，则应当是顶级剧目。他们二人同庚而且是喜连成班同科，1946年为纪念二人从艺四十周年兼纪念抗战胜利，决定二人合作演出。
经田汉策划襄赞，二人选择《打渔杀家》在上海演出，梅兰芳演桂英，周信芳演肖恩。这部京剧也被人们看作中国第一剧，这有助于认识水浒戏的地位。
纵观《水浒传》的传承，虽然有不少批评否定，但也有更多肯定赞赏。波澜起伏，不断向前，不断壮大，形成水浒文化。
对水浒文化内涵复杂，对其传承中充满转换碰撞，充满起伏等现象，应该扩展文化研究视野，展开还原性梳理，剖析因果脉络。这是深化作品解读的合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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