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之思想源头，之知识结构，之写作背景

《实践论》是经典哲学著作。

总结了人类的认识方法，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讲清楚了知和行的哲学关系。这本书，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理论，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哲学基础，是兴党兴国的文化源头。

读懂这本书，能提升人们掌握事物规律的能力，有助于提高人们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增强人们洞察社会的能力。

时隔八十多年，《实践论》得到时间反复验证。无论是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艰苦奋斗的创业时期，它都是科学的方法论，草根逆袭的制胜法宝，事业做大做强的正确理论。

《实践论》所阐述的思想、所总结的方法、所讲解的道理，犹如星夜里的灯光，照亮了人们前行的方向。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人们都对它推崇备至，当然也包括姊妹篇《矛盾论》在内。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毛主席能写出《实践论》？

我们要全面读懂《实践论》，就必须要跳出《实践论》这本书，探究毛主席的思想源头，了解毛主席的知识结构，分析毛主席的创作背景，只有这样才更立体饱满，对《实践论》有更全面的认知。

1、毛主席的思想源头

古语：一脉相承，如薪传火。

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灿烂，源远流长，学派灿若星河。湖湘学派，就是其中一个学术流派，以洞庭湖和湘江而命名，主要是指湖湘地区学者及学术思想。湖湘学派，始于北宋，兴于明末，盛于晚晴，鼎于民国，可谓文脉相承，如长江之水绵绵不断。

湖湘学派人才荟萃，大师辈出，孕育了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力。其中有几个关键性人物，周敦颐、张栻、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杨昌济、毛泽东。

周敦颐，文学家、哲学家，北宋五子之一，湖南道州人（今湖南永州市道县人）。其著作《太极图说》《通书》奠定宋朝理学基础，对“二程”影响很大，被称为宋朝理学开山鼻祖。后来，理学家胡宏继承了“二程”理学思想，并在湘湖地区讲授理学，正式开创了湖湘学派。追根溯源，周敦颐是湖湘学派发端与形成的灵魂性人物。

张栻，南宋著名教育家，祖籍四川绵竹人，从小随父在湖南永州生活，与湖南结下深缘。二十九岁时，张栻前往衡山，拜见大儒胡宏为师，学习理学。湖南安抚使刘珙，重修岳麓书院后，力邀张栻开课讲学。学术上，张栻继承“二程”理学，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主张“知行并发”，知和行要同时进行。教育方面，张栻提倡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奠定岳麓书院传道济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

王夫之，别名王船山，湖南衡阳人，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大明亡国之后，归隐山林，著书立说。其思想独立、广博、精深，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杰出思想家，湖湘学派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王夫之思想深受北宋张载影响，而张载是北宋五子之一，被后世学者尊为儒家正统，其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激励了无数读书人。

王夫之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认识和实践互相支持,才能发挥作用，知和行不可分离）等辩证思想。在教育方面，推崇经世致用的思想，对清朝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名臣有深刻影响。尤其是晚晴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使得王夫之众多著作得到结集流传，让船山学派得到传承光大。

魏源，深受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在王夫之思想启发下，推动了晚清洋务运动的发展，拉开徐图自强的历史帷幕。身无半亩的左宗棠，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激励下，刻苦专研农学、地理、水利、兵法等实用学问，最后成为威震边陲的名将、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著名思想家、 “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出生于官宦家庭，其父官至湖北巡抚，从小见识广博，学贯中西，深受湖湘文脉经世致用思想影响。1897年，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下，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蔡锷、杨昌济等人都在此求学），推动新式教育大发展。第二年，谭嗣同在长沙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图强思想，培养了大批热血的湖湘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有机会脱身，但他选择以身殉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在华夏播下革命救国的种子。

杨昌济，湖南长沙人，教育家，曾在岳麓书院求学，拥护康梁变法主张，参加谭嗣同创建的南学会，期间曾向谭嗣同求教学问，交流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在老家研究经世之学，对王夫之思想（船山学派）研究得很精深，成为湖湘学派和船山学派的重要传人。后又到日本、英国留学，可谓学贯中西，见识广博。回国后，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成为毛主席老师。

在教育方面，杨昌济提出：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等重要思想。并悉心教育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进步优秀青年，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为国家民族奉献的精神。毛主席在杨昌济先生熏陶下，继承了湖湘学派、船山学派思想精髓，从此形成了正确的知行观，注重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湖湘文脉，从周敦颐到王夫之，再到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杨昌济，最后到改变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东方巨人——毛主席。就像滔滔长江一样，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山脉，经过九曲十八弯地流传，最终汇入大海，成为广阔无际的汪洋。这就是学有正源，这就是文化源远流长，这就是文脉传承的力量！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湖湘学派，对毛主席本人有重大影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辩证法等思想，得到毛主席传承和发扬，构成了毛主席思想体系的核心基础。这也是《实践论》、《矛盾论》哲学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2、毛主席的知识结构

毛主席青年时期，学习旧学有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在长沙读书时期，另一个是在北京图书馆做管理员。

前面，我们介绍过，湖湘学派文脉相承，毛主席在杨昌济影响下，充分吸收和继承湖湘学派核心思想，其中就包括知行统一的哲学观，经世致用的人生观，救国救民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在青年求学时期，毛泽东就打下了深厚旧学基础，对道、儒、法各派学问均有涉猎，尤其对中国知行哲学，有不同常人的深刻理解。

而湖湘学派知行观，浓缩了中国传统认识论思想的精华。南宋时期的张栻，同朱熹在岳麓书院做过深入学术交流，并提出了“知行并发”观点，与朱子“格物致知”完全不同，更具有辩证思维。明末王夫之，对知行哲学做了系统梳理，提出辩证知行思想——“知行相资以为用”。认识和实践互相支持,才能发挥作用，知和行不可分离。

毛主席，另一个重要学习时期，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海量的各类图书，让酷爱学习的毛主席大开眼界，积累了丰富知识。在北京期间，毛主席接受了许多新思想，认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等名士。期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阅读了诸子百家书籍，同时也涉猎了古希腊、法国、德国、苏联等外国书籍，打下宽广的知识结构基础。

在延安，着手准备写《实践论》前期，毛主席又有针对性地，阅读了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艾思奇等人哲学著作，其中反复精读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多遍，并且做了大量批注和读书笔记。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6人合写的马列哲学著作，由李达、雷仲坚合译，是第一部中文版苏联哲学理论著作。《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苏联学者米丁等人的编著，由中国学者沈志远翻译，也是当时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

美国记者斯诺，在他著作《西行漫记》中，用文字详细记载了，毛主席对哲学书籍如饥似渴的历史镜头。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综上所述，毛主席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有很深刻的研究，吸收了中西知行哲学的精髓。历史反复验证了《实践论》的经典，在世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进步，《实践论》说阐述的认知思想，依然会散发耀眼的光芒，是指引人们探索改变世界的真理。

3、毛主席的写作背景

长征结束后，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

毛主席在总结革命经验时发现，既不能盲目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能完全照搬“十月革命”模式，这就迫切地需要一套正确的革命理论。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以此纠正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知行观。

基于革命曲折性及发展需要，毛主席决定从哲学层面入手，把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讲清楚，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革命实践观，指明革命的发展方向。为此，毛主席定期前往抗大讲授哲学课，目的就是传道、授业、解惑。

粉笔和讲稿，在普通教师手里，最多就是知识。而在毛主席手里，就成了神奇的魔术道具，能把抽象枯燥的哲学概念，变成一件件尖锐的思想武器，用来武装广大干部群众，提高军民的战斗力。

另外，再补充说明一个问题。

为什么《实践论》没有引用王夫之等中国思想家著作，只引用了马列主义哲学著作的部分原文？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道理，没有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原文，并不代表没有继承其思想。而是出于文字表述需要通俗化，以及读者群体的文化基础等因素，来综合考虑。换句话说，毛主席没有引经据典，主要是考虑到读者和受众，把深奥抽象的哲学概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这是毛主席哲学著作的亮点与特色，更需要深厚写作功底，一般人还真做不到这点。

其次，《实践论》是马列主义理论做中国化的阐述，这里面就需要一个表述写作技巧，需要有马列主义理论原文的引述，只有这样才更有说服力，才是正儿八经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显得根正苗红。唯有这种科学而严谨态度，才能纠正广大干部群众的教条主义思想。

再次，鸦片战争之后，国家民族受尽屈辱，在当时社会有大量激进学者，片面认为中国要革命，首先要革掉旧学的命。误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传统华夏文化的落后。社会精英，在民族文化认识上，存在片面、静止、孤立的现象，从而误导大多数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提议废除中医，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民族悲观主义盛行，严重缺乏文化自信。

毛主席对此，有深刻而精准的洞察，他充分掌握了国民的心态，包括党内年轻同志的世界观。因为历史条件不成熟，毛主席只能折中调和，把中西两派知行哲学融会贯通，然后再经过精细加工锤炼，输出全新的一套认识哲学，即《实践论》《矛盾论》。

综上述说，这就是毛主席写《实践论》的历史背景，同革命曲折性、教条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大环境，那就是极度地文化自卑感，社会精英对传统文化缺乏自信，导致社会精英盲目地仰视西方。

像毛主席这样，能保持独立思想和清醒大脑，对传统文化持辩证观点的人，在当时那个战火纷乱、生灵涂炭的年代，属于凤毛麟角的人物与极度稀缺的资源。在今天看来，这是民族文化黑夜里，一束温暖而璀璨的光，照亮中华儿女奋勇前行之路。

4、结语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老子是道家学派集大成者、孔子是儒家学派集大成者、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而毛主席是世界知行哲学之集大成者。

为什么讲毛主席是世界知行哲学之集大成者呢？理由很充分，《实践论》就是最好的诠释，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实际需要，在总结中国传统知行哲学精髓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马列哲学的核心思想，通过中西融合方式，写出了经典哲学著作《实践论》。

二是，《实践论》剖析人类的认识规律，总结人类正确的认识方法，提升广大干部群众掌握革命发展规律的能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洞察力。通俗地讲，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淬炼了一双“火眼金睛”，帮助更多普通人看清中国革命方向。

三是，毛主席把抽象的哲学概念，从学校课堂上解放出来，变成尖锐的思想武器，并成功武装了人民群众大脑。先后在军事斗争、国防科技、工业化建设、文教卫生等战场上，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把思想变成武器，用哲学改造世界，这是毛主席对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贡献。

（寒牛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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