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郑板桥学读书

杨阿敏《 博览群书 》（ 2018年12月01日）

　　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而闻名天下，这些领域的成就同他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细绎其文，论及读书治学之道处不少，至今观之，犹觉可资借鉴处颇多。郑板桥自幼跟随其父学习，没有其他老师。幼时并无特殊之处，长大之后，面貌丑陋，常遭人轻视。好为大言，自负甚高，又好漫骂。遭人侧目，往来者很少。但在读书上，“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板桥自叙》中的这段话，是郑板桥对自己读书治学历程和经验的总结概括，勤奋力学，有主见，不依附流俗之见，由浅入深，直探古人真意。

　　我们读书首先就是要把书中的内容记住，读完之后什么也没记住，犹如入宝山而空手归。人们都以为郑板桥读书善记，却不知并不是郑板桥记忆力好，而是勤于诵读。“板桥每读一书，必千百遍。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郑板桥能够以“人一己百”的精神，千百遍地诵读，无论何时何地，废寝忘食，对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聚精会神于此，哪里还有记不住的书呢？

　　郑板桥读书如此刻苦用心，却说生平最不喜人过目不忘，这又是何缘故呢？“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他认为过目成诵太草率了，眼睛不停地在看，心中却根本来不及吸收和消化，如此匆忙，无异走马观花，对自己丝毫没有影响和作用。像孔子这样生知安行的圣人，依旧不废困知勉行的功夫。读《易》韦编三绝，不知翻阅过几百上千遍，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将书中的微言精义探究明白，“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苏东坡读书不用两遍即可记住，但是他在翰林院时，读杜牧的《阿房宫赋》至夜晚四鼓，诵读不倦。岂能以过目不忘，就一读了事！还举虞世南、张睢阳、张方平为例，说他们“平生书不再读，迄无佳文”，以为警戒。

　　过目成诵还容易带来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无所不记，见什么都读。郑板桥认为像《史记》130篇，以《项羽本纪》写的最好，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写得最精彩。“反覆诵观，可欣可泣，在此数段耳。”如果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不是没有分晓的钝汉。特别是像各种小说家言，各种传奇恶曲，以及打油诗词，统统都过目不忘，简直就像破烂橱柜，什么臭油坏酱都放在里面，也是龌龊不堪。

　　“《五经》《廿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汉、魏、六朝、三唐、两宋诗人，家家

　　都学，便是蠢才。”并非是郑板桥反对博览群书，而是在强调精读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精才可以用多，贪多只会泛滥无归：“板桥居士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徒多徒烂耳。”所谓求精在于读通读透，使之为我所用，成为我的知识和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运用自如，左右逢源，无入而不自得。如何才算精读？郑板桥强调“学问”二字，需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只学而不问，虽然读书万卷，只是一条钝汉，终不开窍。“一问不得，不妨再三问，问一人不得，不妨问数十人，要使疑窦释然，精理迸露。”要学会问自己，问他人，问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经过自己的思考，才是真理解，真明白。

　　历代书籍，何止千万。如漫无目的读去，不得其门而入，可能劳而少功。郑板桥认为读书必须首选经典，他在家书中曾给他弟弟郑墨简要列举了一些书目：

　　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终身受用不尽。至如《二十一史》，书一代之事，必不可废。

　　所开书目都是经史子集中的经典著作。郑板桥说自己“平生不治经学，爱读史书以及诗文词集，传奇说簿之类，靡不览究”，不治经学不等于不读经书，曾手抄《四书》一部，自称“《四书》《五经》，自家又未尝时刻而稍忘”，郑板桥认为这是不当忘者，所以要时刻牢记在心。

　　郑板桥强调读书要有特识，依样画葫芦，没有是处。从他的一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郑板桥确实做到了这点。他曾提出“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的惊人观点，秦始皇焚书人尽皆知，孔子何尝烧过书？这里郑板桥将孔子删《诗》《书》等同于烧书，相传《诗》有三千余首，《书》有三千余篇，孔子删定之后形成了后世的经书。从文献保存的角度而言，如果孔子确曾删定，无异于焚书。后世著书者千百家，流传下来的可以说是十不存一。“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后世没有秦始皇再次焚书，为什么会出现十不存一的现象？主要还是著述本身价值所导致的，不受世人重视，无人传抄刊刻，自然就日渐消亡了，这就是郑板桥所说的“自烧”。

　　后世总是把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的历史描述成理想社会，郑板桥却不这样认为，他指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认识，主要是没有像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写《左传》一样，把当时的历史状况记录下来，所以后世不明真相。通过分析从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到周武王封诸侯时，诸侯方国的数量由万国减少至一千八百国的变化，指出“其时强侵弱，众暴寡，刀痕箭疮，薰眼破胁，奔窜死亡无地者，何可胜道”。即使是《春秋》和《左传》，所记载的也可能只是当时历史的十分之一，就现存记载而言，学者们已认为春秋是乱世，何况还有许多背理坏道、乱亡破灭者无从考证呢！这就读出了“书中有书，书外有书”，不为古人所束缚，自出机杼。

　　为什么要读书？这是一个值得思考且应该思考的问题。读书学做圣贤是古时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一般

　　人无此见识亦无此心思。郑板桥的回答很实在：

　　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以不读书，主意便拿定也。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

　　科举功名并非全在自己努力，亦有时机等不可测的因素在内，所以读书不一定可以发达。但是不论发达与否，读书总是自己受益，学问还是自己的，读书总不吃亏。今天有人呼吁教育扶贫，郑板桥亦认同读书救贫：“东投西窜，费时失业，徒丧其品，而卒归于无济，何如优游书史中，不求获而得力在眉睫间乎！”读书所救的是精神的贫乏，这比物质的脱贫更重要。郑板桥的这点卓识也是值得今人深思的。

　　（作者系 《中华瑰宝》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