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台》大评■李清霞：文学叙事空间的新拓展——评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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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文学叙事空间的新拓展
——评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
文/李清霞
城中村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独特的空间存在和历史存在，随着城市的扩张与发展，城中村将淹没于城市规划与社区建设的洪流中。在历史的长河中，城中村存在的时间之短，可能很快被历史学家忽略，但这些城市中的独特存在，还有那群失去土地又没有其它谋生技能的人们，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无根感、被剥夺感、失去家园的迷茫、痛苦等却是那样真切，甚至使一些人精神迷失。有人说城中村是城市的“毒瘤”，脏乱差，影响城市的观瞻，近年来，城中村改造成为国内各大中城市城市建设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城中村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陈彦将文学的笔触深入到城中村及其居民的内在机理，深切地感受着他们的困惑、痛楚与挣扎。
一、城中村居民主体意识的觉醒
新世纪以来，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对农民工和底层民众的书写与人文关怀，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城中村恰是打工者和社会底层的聚居地，城中村原住民和打工者及城市中的工薪阶层等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在农民工看来，城中村的原住民是城里人；在工薪阶层看来，他们是地道的农民，尴尬的身份使他们在城市和乡村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城市的挤压中，他们的生活空间和生存空间越来越窄狭，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生活方式彻底消失，他们靠卖地的补贴生活，有些人靠出租房产维持生计活贴补家用，而那些房产较少或者没有在失去土地后掌握生存技能的人，有的生活拮据，有的甚至堕落成小偷、暗娼等。陈彦在《西京故事》中就写到这样的一群城中村的居民，但他们在剧中和小说中是作为打工者的生存背景出现的，他们中有人粗俗、刻薄、无所事事，有人孤独寂寞迷茫，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个游移在城市中的特殊群体中，也有顺子这样在夹缝中讨生活、靠山吃山的装台人。
陈彦长篇小说《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中国版协推出2015年度中国好书排名文学艺术类获奖图书榜首；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首；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装台》是陈彦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城中村居民顺子一家在城市化进程中所经历的心灵震痛与精神裂变，顺子从蹬三轮做起，抓住机遇成为西京城的装台专家和装台团队的领头人，但他忍辱负重、苦心操持的家却四分五裂，顺子在迷失与磨难中觉醒，决定做城市与命运的主宰，扛起家庭与社会的责任。顺子们人生最美好的记忆几乎都是关于土地的，城市化的进程改变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村民们开始了社会文化上的分化，老一辈中大多数人默认了社会对他们的选择，疤子叔在村里开赌场，虽然赚到了钱，却过着不见天日的“类逃亡”的生活；疤子叔看不上顺子，顺子也看不上疤子叔。顺子兄弟三个，大哥刁大军以赌博为生，死于癌症；二哥吸毒而死，顺子蹬三轮为生，最终成为西京城里装台人的“头”，但尚艺村的人，包括他的两个女儿都看不上他，嫌他活得窝囊。第三代为代表的菊花、乌格格等整日游手好闲，寻衅滋事，过着寄生的生活，韩梅是城中村的外来者，在与菊花的争斗中，她试图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挫败后，于除夕离开了西京城，远走镇安投奔农村的男友。顺子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还不断赢得女人的青睐，先是韩梅的妈妈赵兰香，再是蔡慧芬，最后是周桂荣，这三个女人都想通过顺子改变她们的农民身份。尚艺村村民的分化与重组就是文化堕距在城中村这一独特社会形态中的具体表现，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研究发现，一般物质文化变迁发生在非物质文化变迁之前；非物质文化变迁中，一般制度变迁最快，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变迁。[1]城中村改造使尚艺村人拥有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身份，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文化身份、民风民俗和价值理念。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实现了城市化，疤子叔、刁大军、菊花们受现代社会的丛林法则与金钱法则的熏染，感染上了封建时代与现代城市文明双重的“病毒”，比如赌博、吸毒、斗殴、整容、逛夜店等，这群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范式急需改变，从目前城中村的状况来看，社会教育与改造明显滞后，居民们教育程度没有明显提高，职业技术培训的机会远远不够他们谋生所用；顺子在生活中主体性逐渐觉醒，最终找到了人生的基点与社会位置。城中村居民的结构也在以婚姻的方式进行重组，乌格格嫁给“海龟”，菊花嫁给酒商，进城务工的三个女人先后嫁给了顺子。城中村居民结构在重组，但文化程度、价值理念却没有根本的转变，村里唯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韩梅的出走颇有寓意，理应引起整个社会的反思。
威廉·费尔丁·奥格本认为，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接受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保持社会文化的传递和社会生活的延续。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为人们的社会化提供了一套“预设的价值标准”。这种稳定性在顺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顺子继承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善良、踏实肯干、诚信有担当等传统美德。刁大军靠赌博、吹牛、诈骗为生，却渴望并重视亲情与爱情，向往美好的爱情和乡村田园生活。文化范式的转化归根结底是信息技术的产物，也对传统文化带来新的变革。文化范式转化能够中和文化堕距的精神失落，形成社会崇尚的价值体系。[2]那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推进城中村改造，在社区中弘扬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中和文化堕距形成的城中村居民的精神失落，树立并肯定顺子那样的典型，使整个社会认同顺子们的文化价值体系，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隐忍和自强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
顺子是一个独特的生命存在，既矛盾又复杂，他是文化交融的产物，看似软弱实则颇有责任感。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下苦的”。他所在的城中村尚艺路上有省上和市上不少文艺团体，有剧团就要演出，演出就需要有人搭台子，过去搭台子的都是剧团的人，后来剧团的舞美剧务们嫌活太苦太累，顺子就带着那群农民工兄弟把活接过来了。靳导说顺子可以评个灯光师了，现代体制下他只能是“打零工的”——随叫随到；装台的兄弟们当他是老板；大哥和女儿菊花眼里，他是个蹬三轮的，两个女儿都觉得他活得屈辱卑贱；城中村的妻子嫌弃他，三个进城务工的女人却先后把他作为生活的依靠。
他怯懦卑微，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是城里人眼中的农村人，外来农民工眼中的城里人，在夹缝中讨生活，尴尬而艰难地活着，见到所有人都说好话，有时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活得像狗一样”，在秦腔《人面桃花》中，他临时演过桃花的狗，因为过分投入，表演太过火，受到责骂和殴打，演狗给他带来羞辱与悲哀。像狗一样活着，像牛一样劳作，是顺子生命的写照，想要放逐自己而不得的顺子想“他一生是再也不准备演狗了”。在生活中，他懦弱到窝囊的程度，为了生存，为了家庭和睦，他一再妥协，甚至不惜对人弯腰屈膝。在寺庙里给大和尚磕头作揖，被寇铁打耳光，只为装台人们有活干，能拿到工钱；在家里对着厮打中的两个女儿磕头如捣蒜，是希望以自己的苦换来家庭的和睦。但他也有自己的目标和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他的目标就是下苦挣钱养家糊口，他的原则是吃苦在前、宽以待人、平等待人、甘于平淡。
装台工地上，身为老板，却总是干技术含量最高的、最苦的活，与手下人同吃同干。他勇于承担，富有牺牲精神，墩子对着佛像自渎后逃走，顺子代他受过，顶着四斤重的香炉清洗他留下的秽物，在佛前整整跪了一夜。在佛像前长跪、苦不堪言的顺子，却在佛前诚心祈祷，祈盼家庭和睦。寇铁随后以此为由拒付劳务费，他苦苦哀求寇铁。寺庙的屈辱对顺子来说是致命的，继女韩梅心底里残存的那点对继父的尊重荡然无存；一心想找个不惹事的男人依靠的蔡素芬，也开始感觉失望，反思自己的选择。顺子似乎有“受虐”的癖好，危难来临时，他总是冲上前承受苦难和屈辱，以自己的妥协退让委屈换取身边人的尊严与安泰。
顺子靠劳动养家糊口，原本应活得有尊严，但他在很多时候却活得那么卑微艰难，村里开赌场的疤子叔、哥哥刁大军等都嫌他活得不洒脱，女儿菊花欺辱他，瞧不起他，蔡素芬为了过上安稳的生活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最终还是离开了他。蔡素芬的离开是有深刻寓意的，顺子自觉主动地选择做暴力的受害者，甘心受苦、挨打，从来不对施暴于他的人或社会报复或还击，他总希望自己的委屈宽容能换来身边人的道德感和良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他的人生哲学，蔡素芬在他几次要对女儿菊花施家法时抱住了他、劝阻了他，但在他一再退让后毅然选择离开。“离开”意味着她不再认同顺子处世的方式。顺子始终在为身边的人活着，他在场时，似乎每个人都对他不满意；他不在场时，又显得格外重要。
顺子身上体现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形态，儒释道文化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都很难单独阐释和解读他复杂的人格。顺子是这一个，是千千万万卑微民众中的一个代表，巴金在《家》中塑造了觉新这个多余人的形象，他总是妥协退让，看似无所作为，伤害自己及身边的人，他的懦弱直接导致了梅表姐的婚姻悲剧，使妻子瑞珏死于难产，但很多人忽视了他向封建势力妥协的过程中，以他的方式保护了他的两个弟弟觉民和觉慧，在他的庇护下，觉民与琴的爱情有了美好的结局，觉慧走出鸣凤被封建礼教逼死的痛苦，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彻底的封建叛逆者。二十世纪上半叶，印度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取得胜利，不抵抗运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带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暴力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民主运动中给本土民众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也是有目共睹的。马丁·路德·金从拉·甘地那里得到启发，成功领导了蒙哥马利抵抗运动，以非暴力手段推进了美国黑人反抗种族隔离的斗争。在他看来，暴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非暴力抵抗是勇敢者反抗的手段，真正的非暴力抵抗不是一味屈从于邪恶势力，而是用爱的力量勇敢面对邪恶。顺子身体力行，用爱的力量面对生活中的一切磨难。
明代中叶，王守仁创立的心学，注重对道体的切身体悟，注重心性主观“致良知”的作用，顺子做事做人就是一个良心，图个心安理得。顺子的小学老师朱老师去世时，原本有意将价值四五十万的房子赠与他，他觉得不能落人闲话拒绝了。顺子有他的原则。顺子处理家庭问题的准则就是“和为贵”，他希望菊花、韩梅和蔡素芬和睦相处；在工作中，他以身作则，带出了西京城最好的装台团队。中国传统的和合、中和、和谐等价值理念早已内化为中国底层社会普通人的自觉追求，并以形态各异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瞿团、顺子和蔡素芬的表现就明显不同。
休斯顿·史密斯在《人的宗教》中，将人类的宗教分为七大宗教传统，儒家、道家被列为七大宗教传统之中，雅斯贝尔斯则将儒家文化作为堪比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具有人类文明意义的轴心式伟大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形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而儒释道不仅存在于中国浩瀚的历史文化典籍中，在知识界传承与发展，而且有其民间存在与传承的特殊形态和规律，在现代化进程中，民间伦理始终维系着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生存的精神系统，装台人中猴子、大吊、墩子在各自的生活艰难中恪守着做人的基本准则，在工作中争强斗胜，技术却都不含糊。墩子偶尔犯混，却极力维护团队的声誉和利益；三皮纠缠蔡慧芬却始终羁绊于兄弟情分和民间伦理；猴子因工断了手指，靳导愧疚并要求团里给予经济补偿；大吊死后，剧团里几乎所有人都为他和家人捐款，希望他的女儿尽快恢复容颜。
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时代，社会的道德底线在不断降低，但民间社会依然有它内在的运行法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依然在深刻影响着中国民间社会。现阶段，要加快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化进程，单靠社会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善于发现城中村居民身上所具有的可贵品质，对他们的文化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装台人》的贡献就在于它发现了城中村居民和进城务工者身上的闪光点。
小说中与顺子处事方式相似的还有瞿团瞿养正，瞿团是艺术家，领导着一个秦腔剧团，原本应该德高望重的领导，在工作中却举步维艰，被那些名演、大腕们气白了头，但他把剧团领了几十年，硬是领出了国门。在顺子看来，啥难缠的人和事，他都能摆平。辜鸿铭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他将中国人的优点概括为温良（gentleness），他认为“中华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3]瞿团和顺子都是温良的，瞿团是知识分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者。虽然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运动，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基本道德理念一直在中国社会和民间普遍存在，并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国人的灵魂，规范着国人的行为。在“名利已经把世道人心熏黑完了”的时代领导一个地方传统戏剧团，传承并弘扬中国的传统戏剧艺术，其难度可想而知，瞿团有他的原则、方略与谋略，他任人唯贤，平等待人又内外有别，在工作中对待剧团的演职人员恩威并施，宽容中透着威严与智慧，他带领剧团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将新曲目和秦腔艺术推向京城、推向国外，并发扬光大。瞿团将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运用得十分娴熟。杜维明认为，“儒学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它有没有见证者以及有怎样的见证者……如果没有一批从终极关怀到生活方式全幅贯注了儒家精神的见证者，儒学对于现代人生而言恐怕就最多只能有学理的意义。”[4]顺子对丽丽的平等态度与关爱，瞿团对菊花的平等态度与关爱，都给了两个孩子情感上的慰藉，这两种关爱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相对高的社会阶层给予底层的关爱。顺子和瞿团都是具有悲悯情怀的人，同情弱小，尊老爱幼，恪守君子之道。他们都有平等仁爱之心，在现代中国，以儒家的仁爱思想和中庸之道作为立身根本的知识分子依然不少。处世待人的生存之道，在瞿团这里是怀柔，在顺子那里是隐忍退让。小说的高潮是瞿团的“摔杯子”和顺子打人，怀柔、隐忍不是没有脊梁，没有原则。瞿团和顺子是儒家文化学术（知识）形态与民间形态的代表，朱老师则是独善其人的楷模，老人在无力改变现状时，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教育理想，并把自己一生的积蓄捐献给了学校。儒家主张入世，主张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些文化理念在现代社会对普通人的人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三、艺术是人类审美救赎的希望
《装台》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顺子一家的悲欢离合，另一条线索是秦腔《人面桃花》的排练、演出和参赛，两条线索并列交叉，互为因果，交融为一个艺术的整体。《人面桃花》是根据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演绎出的一部爱情悲剧，围绕这部大戏的装台、排练、演出、参赛等，作者将涉及舞台艺术的方方面面，从装台的顺子和农民工们到文艺界的大腕们呈现在读者面前。
故事性是小说可读性不可或缺的要素，陈彦是剧作家，他的小说总是不自觉地运用戏剧性结构，格外看重情节的起承转合，他深刻认识到小说首先要吸引读者读下去，小说中人物的悲欢离合、社会百态、蕴藉其中的文化道德理念等，才有机会感染读者，进而对读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及生活态度等产生影响。《装台》的叙述对象是文艺圈，从瞿团、靳导那样的大家到寇铁及其家里的唯利是图、庸俗刁蛮的小花旦，再到招摇撞骗的演艺公司、经纪人、灯光师丁白、以及文艺圈最底层的装台人，作者从上到下给文艺圈画了一个圆，核心是装台人顺子，即使读者对顺子一群人的生存现状和精神世界毫无兴趣，也能透过这个故事窥探到文艺圈的内在机理和城中村这个独特的生活空间及社群的深幽之处。顺子是主角，也是功能性人物，他的行踪串起了文艺圈、城中村的方方面面、各色人等。菊花看似“闲人”，其实每一个矛盾冲突都是她挑起的，她原本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使她性格扭曲，人性的恶逐渐侵蚀了她的灵魂，她成了好吃懒做、自私狠毒、刁蛮任性、视财如命的老姑娘，为了独霸父亲那点可怜的房产，她羞辱欺凌父亲的续弦蔡素芬，赶走继妹韩梅。对自身生活现状极端不满、婚恋的反复失败等蒙蔽了她，她甚至找不到可以反抗的对象，母亲出走，继母死亡，她像一个找不到对手和出路的困兽撕咬着身边的人和她自己。菊花的悲剧是谁造成的，顺子认为他有责任，没有给孩子良好的教育，他总是希望用亲情和宽容唤醒女儿的良知；菊花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是滋生她这种“寄生毒瘤”性格的温床，她和乌格格这些孩子每年都有“卖地分成”的钱，大多数家庭都有房产出租，他们成为特殊的食利阶层。这些生下来就捧着“破铁饭碗”的一群孩子，在社会上迷失了，加上父辈们不恰当的引导，比如刁大军对菊花的影响，刁大军一生吃喝嫖赌，快意恩仇，任性胡为，挥霍钱财，又珍惜亲情与爱情，对弟弟顺子、侄女菊花有亲情、有关照，但也没少祸害。但他活得洒脱痛快，尚艺村的人都崇敬他，把他当成英雄前呼后拥。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城中村周边的环境变化远远快于刁大军及菊花们心理调适的速度，很多村民无法适应自身角色的变化，缺乏在城市中生存所必需的文化素质和技能。顺子在蹬三轮这种低技术含量工作中，发现了装台这种城市公职人员厌嫌的苦累工种，通过十几年的磨练成为这一特殊行业的“专家”和领头人，但他们的技艺依然没有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村里人笑他把人活成“球”了。值得欣慰的是，顺子们已经赢得文艺圈有识之士的认可，正在逐步收获社会认同感。而菊花却将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整容”上，结果金钱滋养的美貌又被金钱摧毁，菊花对美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丽丽因外伤毁容，大吊夫妻为给孩子“看脸”拼命劳作，抓住每一个可以赚钱或改变命运的机会。
美，是人类共同的期盼，但现代社会，美，尤其是女性的身体美也成为可以等价交换的商品，这种病灶深刻地摧残着社会人心。从演艺圈的大小名演到菊花、蔡素芬们，女人们都被裹挟着进入女性身体社会化、商品化的漩涡中无力自拔。格奥尔格·西美尔将审美救赎作为拯救现代精神危机的方式。在小说中，只有艺术和舞台能将松散的人心凝聚起来，并制造出奇幻至美的艺术境界，给在场的人以美的熏陶与灵魂的洗礼。西美尔认为：“艺术是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报答。在世界和生活创造了我们意识的感性和精神的理解形式以后，我们就用艺术来报答它们，同时凭借它们的帮助再次创造一个世界和一种生活。”[5]艺术创造的乌托邦世界给了人类希望和目标。
崔护的诗“人面桃花相映红”是小说中美与爱的象征，崔护和桃花的爱情悲剧在舞台上，刁大军和杨桃花的爱情故事在现实中，前者被封建势力扼杀，后者被城乡差异、包办婚姻等观念扼杀。两个桃花都是悲剧的结局，一千多年来，人类在诗歌中、舞台上、现实中依然执着地追求着美好的爱情，刁大军是个赌徒，也是个情种，他临终依然念念不忘苍老而不幸的杨桃花，嘱托弟弟照管她。对美与爱的追求是人类绵延与发展的永恒动力。马尔库塞就试图通过艺术审美来唤醒深藏于现代人内心的“爱欲”，培养“新感性”，从而使人的自由解放成为可能。他说：“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6]陈彦又何尝不是在努力描画并构建美的世界，构织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标准”，并引导人们向美的乌托邦进化。
艺术是当今社会最后的净土，是人类心灵最后的依托，精神最后的寄托。人类救赎的希望就在于对艺术和美的执着追求，大幕拉开就是一个艺术的世界，秦腔艺术的现代化，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了深层次体味心灵平和抚慰的艺术想象空间，从而，使介入舞台艺术表现和欣赏的现代个体从社会文化悲剧中释放出来，人们紧张的情绪得以平复，灵魂在舞台所创造的美的幻境中得到短暂的超脱。
从瞿团、靳导、灯光师丁白、名演员到装台的顺子们，对艺术的执着、精益求精的审美理想，在舞台上的献身精神，使舞台成为人类救赎的艺术场景。舞台上大唐朝唯美悲情的爱情故事，美丽的桃花、痴情的崔护散发出爱与美的光芒；舞台表演时，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都是美的化身，装台的顺子们也如靳导所说成为“行为艺术家”，那平日排练时难伺候的“角儿”（扮演崔护的）为了艺术和美，从剧本策划开始，拜师学书法，在舞台上草书《人面桃花》诗句，潇洒、老道的草书艺术与舞台表演的韵律完美结合，唤出空中飘来的桃花的魂灵，爱超越了时空，超越了生死，给人以心灵的洗礼与震撼，全剧达到高潮。
陈彦艺术表现的功力就在于对艺术理想和美的极致的细致描摹，他叙述描写的直接对象不是舞台上的主演们，而是负责运铁架子和打追光的猴子、顺子、大吊们，挣脱封建枷锁、进入自由王国的价值理念，随着铁架子的旋转，升降，顶端美丽的天使桃花飘飘欲仙而彰显。那一刻，装台人们仿佛听到了震动地心的声音，这就是艺术的震撼力。这场美的盛宴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大吊在观众涌上舞台与演员合影时昏倒了，第二天死去的他，因为死的地点不对（欢乐谷），不能算工伤而拿不到高额的赔偿，而大吊辛苦挣钱是为了赡养年迈多病的爹娘，给脸上有伤的女儿整容。秦腔《人面桃花》在西京场场爆满，在北京斩获大奖，只有顺子的小学老师对之不以为然，他认为戏太闹、太花哨，景也喧宾夺主，太浮华了。他担心：“崔护心里要是这样闹腾，就写不出那样好的诗了。”[7]
艺术感觉还在，人类就是有希望的。靳导是一辈子嫁给艺术的女人，艺术使她疯狂，也使她纯粹；瞿团为艺术摔了杯子；演崔护和桃花的两位演员为艺术暂时搁置了俗世的利益；顺子、猴子和大吊们长期超负荷劳作，除了生活所迫，还有对舞台艺术的痴迷与奉献精神，精美魔幻的舞台和舞台上完美的艺术呈现，是对他们劳动和生命价值的最高肯定和赞颂，艺术和美是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在繁重艰难痛苦的人生中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大量审美意象的使用使小说的文化底蕴更加深厚，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蚂蚁搬家、断腿狗、顺子的痔疮等，都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中国民间一向崇尚众生平等，弱小的生命也有生存的权力和独特的生存方式，断腿狗的执着忠诚，蚂蚁的团结互助，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菊花人性的迷失使她摔死了断腿狗，用开水灌死了成千上万的蚂蚁，残忍虐杀弱小生命是丧失人性的行为，它隐喻着工具理性和丛林法则对人性的戕害。小说最后闷热的夜晚，顺子看到庞大的蚂蚁搬家的队伍，很有秩序感，蚂蚁托举着比自己身体重几倍的东西，自尊庄严坚定、有条不紊地行进着，顺子似有所悟。他看到蚂蚁的精神世界，而这恰是人类所缺失的。顺子的痔疮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却让他苦不堪言，尊严丧尽，他终于下决心手术治疗；我们的社会人心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虽不致命，却让生活其中的人们倍感艰辛，也到了整治的时候了。
雅斯贝尔斯说：“人生活在世界上，却要反抗这世界”，这一特征恰是引导人类发现自我或自我存在的根本动因。[8]现代城市，既是生命个体自我表现与自我实践的舞台，也是现代生命个体自我反抗和自我超越的场域。装台又何尝不是对新世界建构的尝试与努力，装台人在“装台”中实现了自我生命价值的建构与超越。
注释：
[1]见何美丽左停.城市化背景下农民观念“二元结构”分化[J].沈阳:农业经济,2014.10.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90.
[3]辜鸿铭：我来是为了王的下葬
O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525/22/25610030_473234415.shtml
[4]李翔海.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与东亚文化[N].北京:中华读书报,2006.6.28
[5]［德］西美尔.桥与门——西美尔随笔集[M].涯鸿宇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15-216.
[6]［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8.
[7]陈彦.装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171.
[8]［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M].黄藿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182.
李清霞（1967.4——）：女，陕西铜川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传播研究。代表作有《沉溺与超越》《陈忠实的人与文》等。
独家■郭伟利：陈彦“小说三部曲”（《西京故事》《装台》《主角》）黑白版画欣赏
追剧■“二叔”张嘉译回西安“蹬三轮”“坐电动车”“逛菜市场”“吃大碗面”（视频） 给力演绎《装台》中的“刁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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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深谙中国戏曲，他把这部小说写成了一部中国戏曲的“苦情戏”，陈彦借此对中国普通百姓的人生哲学进行了重新阐释。他所写的主人公刁顺子并不因此而对人生失去希望，不会因此而悲观消沉。即使生活多艰苦，他遇到了心仪的女子，该娶回家照样娶回家。于是，苦情戏不再是对于不幸的哀怨和宣泄，也不仅仅是对于世俗不公的控诉，而是对于生命坚毅性的探询和感叹。
——贺绍俊
《装台》，朴朴素素，鲜活灵动，讲的全是寻常百姓的忧乐，拿起来竟放不下。《装台》打开了一个我们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装台人的世界。我们只知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我们完全没注意过的严酷生存。
——雷达
《装台》是生活末端的人间大戏， 《装台》是一部好看又好读又意味深长的小说！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说它是民间写作、底层写作都未尝不可。重要的是，《装台》的确是一部好看好读又意味深长的小说。“装台”作为一个行当过去闻所未闻，可见人世间学问之大之深。
——孟繁华
如果说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标志着戏剧家陈彦向小说家陈彦成功转型的话，那么，《装台》就不仅把陈彦提升到了当代实力派小说家的前锋行列，而且突出地显示了他在文学写作中长于为小人物描形造影的独特追求。
——白烨
在陈彦的讲述之前，我们竟从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群人。刁顺子是这群装台人的灵魂人物，是带头人。他领着弟兄们奔走在各个地方，装了无数的台，下苦，也奔命。他本是西京城的老门户，算是城里人，却蹬了三轮，给人家唱戏的拾了鞋带，活的下作。
——孔吕磊
陈彦，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曾创作 32 集电视剧《大树小树》，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其中《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 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 2018年1月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主角》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第三届长篇小说年（2018年度）金榜作品，2018中国出版30本好书“文学艺术类”榜首……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陈彦西京三部曲》，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说秦腔》等著作。多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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