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坡：第四个也是火枪手
近日，陈子善教授发表《不该漏了施先生》一文，吁请“研究现代翻译史，不该漏了施先生”。
施先生，即施蛰存先生。
我不了解研究近现代翻译史的哪些著作漏了施先生，据我所知，至少晚近四十年来，施先生在“四窗”（小说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碑版鉴赏及外国文学翻译）上取得的成绩，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识。施先生对于现代翻译史的贡献，读书界是漏不了的，除非研究翻译史的学者以为，相对而言其影响和地位还不够。
由此，我想起和施先生的情况颇有异趣的是，研究近现代翻译史的学者绝对不会遗漏而读书界却不甚了解的一位翻译家。那个人，就是伍光建。
伍光建
伍光建(1866-1943)，原名光鉴，字昭扆，号君朔；广东新会麦园人；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第一届驾驶科（第一届有30名学生，伍光建的同班同学中就有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入选清廷第三届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后转学伦敦大学，攻读数学、物理、化学）；归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甲午战争结束后曾随驻日使馆参赞吕秋樵东渡日本襄理洋务；又随载泽等五大臣考察欧美各国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头等参赞；清末民初在海军部、盐务署、财政部、外交部、总统府等任高级顾问等，履历繁复，职级很高；1937年后离任，移居上海，专事翻译。
甲午战争爆发后，伍光建出于义愤，主动请缨，最终因深度近视而未能如愿。此事，也许对个人而言错失了报效国家的机会，然而毕竟为中国保存了一颗日后成为翻译大家的种子。
中国近现代翻译界可称大家的，学海军（水师）出身的居然不少，比如严复、鲁迅、周作人、田汉……当然还有伍光建。这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当局在鸦片战争、甲午海战中吃了大亏，认识到坚船利炮的重要，于是鼓励学子报考水师学堂。
当时，学航海、学轮机、学驾驶等都需要相当的文化程度包括外语水平才行。如果最早学海军的那批人对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了，改变志向，很容易华丽转身，专业或业余从事翻译工作。
伍光建译《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
伍光建一生翻译了130多种外国著作，包括外国文学、史学、哲学作品以及各类数理教材，粗估总字数达一个亿。
这真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如果让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恐怕一生都抄不完。
康有为有诗捧林纾：“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喜剩灵光经历劫，谁伤正则日行吟。唐人顽艳多哀感，欧俗风流所入深。多谢郑虔三绝笔，草堂风雨日披寻。”（《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想不到竟惹恼了严复：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不识的译才？我才不屑与林为伍呢！
那么，谁配呢？不用说，是伍光建。
当然，严复也不一定认可他，因为伍光建是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时的学生。师生相提并论，照严复的性格推断，师道尊严嘛，这口憋屈气是无论如何也忍不下的。
严复
与严复侧重哲社、林纾侧重文学不同，伍光建的译品覆盖了文史哲数理化。其中最早，最出名，最能代表其翻译水平、风格的译作，便是大仲马的《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和《续侠隐记》（今译《二十年后》）及《法宫秘史》（今译《布拉琪龙子爵》）。
凑巧的是，林纾最著名的译作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著；伍光建最著名的译作是《侠隐记》，大仲马著。大仲马是小仲马的爹，但在中国先出名的却是儿。
说来有趣，仲马，法文原作杜马（Dumas），大概因为林纾是福建人，闽音读作“仲马”。这种不准的对音，也影响了伍光建，萧规曹随，以致他一“仲”到底。
伍光建在近现代翻译史上之所以有着相当崇高的地位，有人认为是他开创了采用白话文来翻译的先例。对此，我稍有异议：《侠隐记》于1907年7月初版，而吴梼用比较纯粹的白话文译出高尔基《忧患余生》则在1907年正月二十五日，故伍译“最早”之谓并不可靠。但相较而言，伍的白话确比吴的白话更“白”、更成熟、更流畅，几乎与当今人们使用的现代汉语没有什么代沟，这才是亮点。须知，1907年，还在光绪年间呢，诗坛由同光体主导、文坛为桐城派把持，用大白话写文章，简直是引车卖浆之流所操的语言，离经叛道。为此，他受到大力提倡用白话文的胡适大加推崇，便不奇怪了。
1918年3月15日，胡适发表《论短篇小说》的讲演，说：“我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所译诸书为第一。君朔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可惜世人不会赏识。”1928年，胡适给曾朴的信中又说：“近几十年中译小说的人，我认为伍昭扆先生最不可及。他译大仲马的《侠隐记》十二册，用的白话最流畅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气力炼字炼句，谨严而不失为好文章，故我最佩他。”
《侠隐记》
如果有人认为胡适因“爱屋及乌”而偏心的话，那么，徐志摩约伍光建为新月书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绝非偶然了。当年，新月书店在《英文名著百种丛书》的广告中称：“伍先生是当今国内最有经验的翻译家，其译笔极为灵活，往往遇顶困难的地方，能有传神之妙，为原著机警灵敏的对话生色不少。”我很怀疑此乃出自徐志摩手笔。
1937，茅盾发表评论指出：“我常觉得伍译在人物个性方面总是好的，又在紧张的动作方面也总是好的。而对话部分，尤其常有传神之笔。”他在比较了伍光建和李霁野翻译的两个《简爱》文本后认为：“对于想看到些描写技巧的文艺学徒，则李译比伍译有用些”，“对于一般读者，伍译胜于李译。”
伍光建译《孤女飘零记》（简爱）
钱锺书的老师叶公超甚至认为，英国哥尔斯密的《诡姻缘》能由伍光建这位“翻译的老手”来译，“是读者修来的幸福”。
那么，是不是伍光建没有林纾、严复那样写古文的根柢和才具，转而专注于白话文呢？这个理由不存在：一是他受教于严复，得到过严格的古文作法训练；二是1918年他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写序，用的便是极为典雅的文言，令进士出身的张元济十分佩服。
董桥曾在“夜光杯”上撰文提到，胡适给伍光建写信，提到：“先生喜用'啦’字代'了’字，鄙意以为凡全用北京语之文字，应用'啦’字，但普通白话文既不全用北京语调，似宜仍用'了’字……”反映出伍光建十分自觉地尝试往通俗化、口语化方向靠拢的努力。
胡适致伍光建的信
综上所述，伍光建的译笔不仅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而且获得严谨学者的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不妨撮录《法宫秘史》（1908年出版）中的一节，以便更直观地领略伍译的风采：
路易赛写完了“洛奥尔先生”几个字，停了笔问道:“我往下写什么?”孟太理道:“你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路易赛道:“你一定晓得我心里在那里想什么。”孟太理道:“你想的是一个人。”路易赛道:“孟太理，你看我真是想人么?”孟太理道:“路易赛，路易赛，你的蓝眼睛也有大海的蓝水一样深，我去年在布朗地方见过大海。我说错了，大海最是难测的,你的眼睛同天上的蓝色一样深。”路易赛道:“你既然能看我的眼睛，自然也能看我的心。你看我现在心里想什么?”孟太理道:“我晓得的。你心里并不要说洛奥尔先生，要说的是我的宝贝洛奥尔。”路易赛喊了一声。孟太理道:“这算什么，你还要脸红。来罢，我们这样写罢。”于是口里念道:“我的宝贝洛奥尔，你在王爷身边，远在巴黎，你要我写信给你。你在那里过的日子一定没趣，你故常时记念乡下的朋友,......”路易赛微笑说道:“孟太理,不是这样的。我心里并不是这样想，我写给你看罢。”于是拿起笔来，在纸上写道:“你若不是常常着急要打听我的消息，我心里是一定不高兴的。我在这里，时时刻刻都想起我们从前在一起所过的几年快乐日子。从此以后，我心里只能容从前快乐的情景。”
……
《法宫秘史》
一般来说，清末民初的外国文学译品，几乎都存在被人诟病的“删节”问题，伍光建也不例外。问题是，对于伍译的“删节”，即使是晚辈学者也不感冒，甚至还持肯定的态度。这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特例。关键在于伍光建明白，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哪些该实实在在地保留，哪些该痛痛快快地删节，才是最恰当的。作为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资深译者，茅盾认为，伍光建的删节很有分寸，务求不损伤原书的精彩，“主张直译的我，对于伍先生那样的节译，也是十分钦佩的”。事实上，我们读了相当多的外国文学作品，总能感觉到它们不乏令人生厌的啰里啰嗦、随意拉扯的现象。针对当时的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或许适当的删节，是个变通和有效的方法。
《造谣学校》
我们知道，达达尼昂是贯穿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和《布拉琪龙子爵》等小说的主要人物，他与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是生死与共的兄弟。通过伍光建的译文，我们分明可以看出其实还有一个“火枪手”——第四个火枪手，一直与达达尼昂结伴而行。那个人，就是伍光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排在第一序列、能够“火力全开”的圣手。（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