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读书指南,治学门径(附劝刻书说)

张之洞的书单:国学应该读什么

晚清重臣张之洞,毕生追求经世致用,倡洋务,办实业,兴学堂,练新军,人称“香帅”,文韬武略,功勋赫赫。但他一定想不到,自己煌煌近千万字的著述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至今犹畅销不衰的,竟是自己早年开列的一份书单——《书目答问》。

张之洞天姿颖慧,十六岁荣登解元,二十七岁题名探花,旧式八股困不住他横溢的才气,反倒令他出古入今,在中西之学间游刃有余。同治末年,他调任四川学政,掌全省教习士风,日日手不释卷。蜀中学子有来问询“应读何书”和“书以何本为善”,他遂撰成《书目答问》五卷,于光绪二年(1876)首刊。

《书目答问》虽是一份书单,却绝不敷衍,足足开列了两千余种书目,远远超过了入门必读的范围。张之洞的选书原则归结起来不外乎两个字——“有用”。他在《輶轩语·语学》中曾说:“读书宜读有用之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

从他所选内容来看,都是经史子集传统四部的代表作品,“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事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此外还增设“丛书”一类,举古今合刻及清代一人自著丛书一百多种,可谓独标新异。

从他所选版本来看,“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并于书名下对各种版本进行比较和评论,寥寥数语,精髓自见。

而书末的两篇附录《别录》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尤具卓识。《别录》专录初学读本,由浅入深,渐识门径。《姓名略》则按学科分门别派历数了由清初至当时的诸多著名学者,从中可窥见有清一代的学术源流。

伯乐相马,先除三羸五驽,乃相其余。张之洞选书,亦有五不录:“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讹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椠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换言之,能入其法眼者,必是精中取精的常典要籍,那些浮滥的、劣质的、难找的书,统统弃而去之不可留。

庄子云:“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告竣,所收之书多达万余种,虽老死而不能遍观尽览。初学者与其面对如此茫茫书海望而兴叹,何若驭繁就简,由身边最切近易得之书读起?而这也正是《书目答问》的初衷。

《书目答问》论体量尚不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五分之一,然《四库》之精要已悉收其中,且乾嘉之后《四库》未收者亦酌加补入,继往开来,功莫大焉。

《书目答问》问世后很快风行海内,四方文士几乎是“家置一编”,甚至影响到了京师的藏书风气。据震钧《天咫偶闻》载:“于是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骥,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

康有为对《书目答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精要且详”,并劝告他的学生,若“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梁启超回忆少年时得《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学问”。鲁迅亦曾向人推荐,“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

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书即师耳。《书目答问》便可谓书中之师,由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略窥国学之堂奥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曰:“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诚哉斯言!

劝刻书说

张之洞

  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刻书不择佳恶,书佳而不雠 校,犹糜费也。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假如就此录中,随举一类,刻成丛书,即亦不恶。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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