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与中学语文教学——张晓东
本文中的“深度阅读”包含三个基本义：文本细读；探究阅读；专业阅读。文本细读是文学教育的最基本功，也是最有效最基本途径；探究阅读则强调问题意识，具有问题意识才会把研究对象从一般性阐释提升为具体真实的个案研究；而专业阅读则提示了研究的边界线问题，避免了非专业阅读“非法滋扰”。文章主要从教学角度给从教者以教学思维及方法的提示，从教者在具体的教学中当然还是要因材施教，酌情择取。文章选择作为示例的文本均来自中学语文教科书，突出了其针对性特征。
一、文本细读：倾听心灵之音（以《背影》为例）
一切文学教育，要以文本为本；文本细读能力是欣赏研究文学的“童子功”。脱离文本解读，只会玩弄理论名词，那是伪文学研究。细读之功求其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就拿《背影》为例来说明吧。
叶圣陶说：自《背影》一出，朱自清的名字就紧紧地和它连在了一起；又说，《背影》的感人至深，就在于作者的感情真挚，全无技巧。当然有道理。可也不尽然。文学既然是艺术，它就有技巧，差异是在“显”与“不显”间罢了。
《背影》作于1925年，其时朱自清身在北平清华校园，远离南方故土家人。《背影》写作的直接动因之一文末有交代：父亲一封心情哀伤的书信刺激了朱自清回忆的神经。文中父亲的形象纯净、唯美。与两年前作者在江浙一带谋生时写下的《别》《笑之历史》中的父亲形象大相径庭。作者父亲对这两套文本的反应也迥然有别：对自爆家丑的《别》《笑之历史》雷霆震怒；《背影》则让老人家捻须微笑。大致说来，《背影》中的父亲是个净化唯美的艺术形象，《别》《笑之历史》里的父亲则更本色自然。可以明白心绪不同至少是文本差异的缘由之一。
《背影》里的父爱真挚动人，但于作者而言，意义并不单一。“父与子”无论古今中外都是文学的母题之一。《背影》里的父亲背影所以沉重，不仅来自爱的份量，还是凄凉人生的象征。朱自清沉溺期间，实乃在心灵深处与父亲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从父亲的背影他看见了自己的未来。父与子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一样地多愁善感；一样地为家庭拖累；一样地中年落魄。《背影》既是对父爱的礼赞，也是对自我命运的预言。认同，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艺术中都是产生心灵激情的最深层动因。
一个经典文本自然也不会局限于作者私人写作的意义，自《背影》诞生以来，一代代的读者被感动着，它所以感人至深还因为在短短的不到千五百字间却密集了极为丰富的人生体验。饱经忧患的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一次次地被唤醒。读读这样的语句：“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瞩目这样的意象：在那偏僻几近昏暗荒凉的小火车站，矮小肥胖笨拙黑色沉重挣扎着的背影；听听多年以后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忏悔词：当年觉得父亲“迂”，现在终于自醒“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这期间又是经历了怎样辛苦荒凉漫长的人生路才有了这样的认知？在《背影》的字里行间，朱自清以“散点透视”式的描画点点滴滴触摸着人们最敏感的心理神经。
《背影》并非没技巧，而是大巧若拙。最为突出的是作者把概述和描写做了几近完美的结合。概述使得故事有了鲜明具体的背景，加强了文章的纵深感；而如特写镜头一样的描述
则让前景凸出，爆发出蕴含期间的震撼力。父亲的背影所以能在读者的心上划上印痕，是因为这是一个丢了差事，死了母亲，中年还在为生计奔波、内心悲凉颓唐的父亲，这样一个父亲因为爱已丢失一般正常的判断还要送已成年的儿子去车站（“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在车厢里把紫色毛衣给儿子铺在座位上，又很“迂腐”地为儿子向茶房求情……如果没有这些背景细节的铺垫，接着而来的父亲为儿子买橘子留下的背影特写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恐怕会是另一个样子吧。
除此之外，朱自清还不露痕迹地在文中运用了“留白”、实写与虚写结合、寓情于叙等手法。文章开篇就说：“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几句白描，如黑白画线条鲜明，寒冷的冬天、死、失业、满院狼藉，这些集合在一起，心中会有细细的哀伤的音乐响起吧。可是，父亲的丢差事，是因为父亲背着家里在徐州又娶了两房姨太太，家中淮阴籍的潘姓姨太赶至徐州大闹，引起上司震怒的结果；祖母的死，因天寒，因年事已高，也因儿子的胡闹生气而致。这些都被“留白”在了幕后，从文章的技法来看，这样的写法保证了文章的趣味纯正、题旨集中，隐去了庸俗的事，抒写了真挚的情。但如果以“小说”立场[1]来看，这样的纯净化处理，也确实是对繁难复杂的生命世界的简化。
在文章的结末，朱自清为父亲作传：“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这样既“实”也“虚”的宏观概述，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而文章通篇白描，加上些些议论，却情感内敛，严密无缝如一黑匣子，匣子中又好像放着一枚原子核，引而不爆，如此寓情于叙，确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效，也是天下好文章相同所在。
这些，只有通过文本细读静静咀嚼才能慢慢体会。
二、探究阅读：“小宇宙”与“大时代”——关于时代背景（以《荷塘月色》为例）
中学文学课在教读文本时通常都会强调所谓的“时代背景”，这当然有道理：一个有背景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中国古典就倡导“知人论世”之说。但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常被人们忽略了，许多人嘴里的“时代背景”往往只是一个通约且空洞的“能指”，“所指”为何其实常常模糊不清。如何诚恳自然朴实地言说成了一个问题。
常常听见“这是一个……的时代”的慷慨陈词，在这样的“陈词”面前，我时常陷入静默。我想，在“大时代”面前，个人何其渺小。所以，较为真切的说法该是：“时代”到底是“怎样的时代”恐怕很难确定一个答案；对所谓时代的理解不过是具体的个体站在各自的位置所作出的自己所能意识的表述罢了，也即，“时代本身怎样”是一回事，人们“如何理解它”又是另一回事了。研究作家及其文本，理解他与时代间的关系自是题中之义，关键是角度。过于宏观、一般、空洞的言说总会不得要领，必须进入具体微观的陈述才行。就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为例吧，中学语文教参里重点强调的是“黑暗时代”与作者“苦闷”间的必然联系，联想到作者文本写作、发表的时间，1927年4月12日发生在上海的政治事件更是被突出强调出来。毋庸讳言，《荷塘月色》里的幻灭与“大时代”的喧嚣是在遥相呼应，可这是怎样的呼应却没得到进一步深究，因为人们潜意识里不过把朱自清的文本当做一个黑暗时代的见证，而不是把它看做是作者的心灵诉求来对待的。一个问题：理解一个人，身外所谓的时代与他自身的出身、趣味、人格心理、具体的个人处境、思想等哪一个更应被关注？当然是后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宇宙”，更因为，正是这个独立的个人小宇宙决定着他以怎样的方式和他身外的世界相处。
所以有必要说一些更为扎实的“个人时代背景”或者叫“微观的时代背景”：《荷塘月色》
作于1927年7月的清华园，载于同年7月10日的《小说日报》第18卷第7期，第二年作者还有更长篇的通讯之作《哪里走？》面世，《荷塘月色》里文学式的苦闷体验得到了更清晰的明面阐释。其实早在20年代初，在和挚友俞平伯的私人通讯中，那时还在江浙一带四处游走的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朱自清就已经在思考“人之存在”的问题了。
朱自清在自己的日记文本中称自己为“自卑狂”，在《哪里走？》里又说自己“永远是只能跟着而不可能领着”的人。还说自己是一个“十二分自私的人”，对时代与革命顶多只有“廉价的同情”。在别处，说起知识分子，他说“知识者通常都是爱平静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而二十年代初在与俞平伯的私人通讯中表达最多的却是为人的无奈，“人只是一个动物罢了，不必再加上什么形容限制。”（1923年1月13日残信）[2]朱自清的这些认知并不纯出于观念，更是实际处境使然；他虽出身官宦之家，但到父亲一代已见衰败，家贫万事哀，大学毕业之后的朱自清深受大小家庭经济之负累，与父母兄弟关系并不融洽。[3]大学毕业后，朱自清一直在江浙一带做中学国文教员，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因好友俞平伯举荐，朱自清得以重返北平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又兼任中文系主任。在表面寂静的校园生活中，朱自清最感烦恼的是人事关系的复杂纠缠，体会最深的则是内心的凄清孤独。（此期日记可为佐证）所以，人们看到作于1925年的《背影》中呈现的纯净的父子关系（与两年前所作的《别》《笑之历史》紧张不睦的父子关系迥然有别）不应奇怪，至少距离产生美感是一重要原因。1926年3月18日，朱自清亲身经历了执政府的大屠杀，不久他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激烈的文字《执政府大屠杀记》。作为一名新旧参半的知识分子，朱自清身上既有传统士人的气节意识，又有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些现代理念，但问题是，意识也好，理念也罢，在内心、纸上与在真实的世界里的表现能否表里如一是和这个人真实的品格联系在一起的。在智力上理解和在行为中实践毕竟不是一回事。作为一个十二分自私的人，朱自清对时代命运的关注表现出很特别的私人色彩；[4]而和他的好友闻一多相比，朱自清显然缺乏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品性。当然，朱自清自说的自私并不恶劣，他的自私是善良者、弱者的自私，可从另一面说，这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岭，它将影响到底应如何理解《荷塘月色》中的苦闷与幻灭。
据上所述，《荷塘月色》其实是一个很私人的文本，一个具有个人“原型”意义的文本。此类写作对于写作者而言往往具有“原点”的意义：既是出发地，又是归宿处。荣格的“积淀说”，阐发的是民族集体无意识层叠而成的世界；而每一个艺术家也有一个个人无意识积淀而成的只属于他自己的原型世界，他的精神家园之根就蕴含其中。象征或隐喻常常是通向原型世界的两条通道。解读朱自清，《荷塘月色》是最佳文本。
《荷塘月色》写的是一个梦幻世界，“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也就是说，不管如何，“总该”已在作者的内心确定，它才是真正的“文眼”：这个词折射出了朱自清这个自卑狂在面临现实困境时最典型的行为模式：规避。《荷塘月色》的最基本主题也就蕴含其中：归去。“归去”的主题在文中有着清晰的轨迹：从白天归向黑夜，而白天、黑夜既是时间词，更是个隐喻，就像文章开篇所言，以前自己只是“日日”（白天）走过荷塘，那么在“夜晚”就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咯。其实下文不久就有一个具体阐释：“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白天”就是现实困境的隐喻，而“黑夜”则是自由世界的象征。顺着归去的思绪，朱自清一路归去：从白天归向夜晚；从现实归向梦幻；从现在归向过去；从北方归向南方；从现代归向古代；从宏观归向微观；从他人归向自我；从“现象”归向“存在”。一句话，从大时代归向自我的小宇宙。
只有明了了主题，才能更好地阐释文本的修辞。人们一向赞美《荷塘月色》优美的语词、比喻，这是流于皮相之谈。《荷塘月色》最为本质的修辞是它的象征、隐喻。台湾学者余光
中是最早从文化心理分析角度论及朱自清散文修辞的人，在发表于1975年的《论朱自清的散文》中，他说：“小姑娘、舞女、歌妹、少妇、美人、仙女……朱自清一写到风景，这些浅俗轻率的女性形象必然出现笔底来装饰他的想象世界，而这些‘意恋’（我不好意思说‘意淫’，朱氏也没那么大胆。）的对象不是出浴，便是起舞，总是那么几个公式化的动作，令人厌倦。”“朱自清散文的滑稽和矛盾就在这里：满纸取喻不是舞女便是歌妹，一旦面临实际的歌妹，却又手足无措，足见众多女性的意象不是机械化的美感反应，便是压抑了的欲望之浮现。”[5]余光中的批评可以换个角度说，《荷塘月色》借风景描画呈现了作者内心最真实的渴望。此也就是我说它是作者的“原型”文本的缘由所在。比如，在作者“归去”的路途上，从现代归向古代时作者提及了江南的旧俗：采莲；并因此想起了《采莲赋》和《西洲曲》，可是从没有人意识到这赋、这曲中所描画的生活不正是作者最渴望生存其间的世界吗。有论者曾指出：“《荷塘月色》中所写到的一切：自然、梦幻、回忆都是有寄托之意。但是，要把这些寄托说得一清二楚也是相当困难的。艺术家和我们一样，在审视自我灵魂深处的世界时，一方面有倾诉获得认同的渴望，一方面又会有意无意地用一些文饰的手法来掩饰真实的自我。《荷塘月色》中柔弱的香艳的喻体，细细铺陈的‘热闹’‘风流’‘嬉戏’‘有趣’的采莲旧俗，不似乎朦胧地呈现出写作者的心魂所向吗？…文中对某种柔软的、肉感的、甜美的、梦幻般生活情境的向往不正是导致艺术家恶心僵硬的、麻木的、血腥的、狭窄的现实的缘由所在？朱自清无力改造现实，就用文字的世界来安慰自己。”[6]我想正是如此。
从微观视角阐发文人写作从来也不阻碍我们透视宏大的世界。
三、专业阅读：文本阐释应情理相谐
毋庸讳言，中学语文教学的陈旧面貌极大地压抑了中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也许这其中就包括枯燥乏味且常常非专业的文学教学的影响。囿于对“科学主义”的极端推崇，我们的语文教育将知识、能力的训练陷入了繁琐哲学，从而忽视了“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与个性的培育，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甚至有可能走向窒息与控制受教育者的心灵的反面。”[7]过分关注知识的训练，必然地会形成刻板的教学模式。而语文教学的“元问题”应该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人本主义教育的核心概念是“完整的人”，教育要开启人的灵魂，开发人的潜能。从人本主义观念出发，我们的语文教育就是要为学生打下坚实的精神底子，构建起一座巍巍的精神长城。“从语文的本体来看，语文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构成，即语文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语文的‘底座’，语文与文化血肉同构，语文就是文化”。[8]文学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占据着根本的位置，中国自古就说“文以载道”；巴尔扎克则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于此可见，纯正的文学教育多么重要。
人们常说，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如何做到情理相谐是文本阐释要关注的基本问题。托尔斯泰说：文学的本质是抒情。中国六朝的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情者文之经”。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钱钟书说：理论都是不实践的人制定出来的。这些话听起来也许有些绝对，但不也确有警醒之意？人是有情物，情为本。而人的情感世界从来都是深邃幽溟汪洋恣肆具有混沌的形态，欣赏探究作为抒情艺术之一的文学就要找对如何处理情与理的位置。此处，有必要区分两个词：经验与体验。经验是人的生物的和社会阅历的个人见闻及经历，以及所获得的知识总和；体验则是在经验中见出意义、思想和诗意的那部分世界。艺术呈现的是经历过人的心灵体验、润泽过的世界。作为欣赏、探究艺术的人自然也该从情感体验开始。一个现象也许是有隐喻的：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都是文学家，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了形象思维及深奥模糊的混沌性特征。老子即强调：“道可道，非常道。”，意即凡是能用语言表述清楚的，就不是永恒的真理，“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
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9]老子这精妙的阐说用在艺术思维方面最为恰当。欣赏探究文学艺术，应该以情驭理，而不是以理驭情。可人们谈及中学语文时，一个词经常脱口而出：说教。说得很准。最好的文学教育该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拿巴金的《小狗包弟》来说吧。我对中学语文教参里提及的两点不能同意：一个是说小狗包弟“通人性”；一个是对巴金伟大人格的媚颂。（这不是巴金的错）《小狗包弟》来自于巴金的《随想录》，总体来说，这是一本反思文革的书，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本说真话的“大书”。《小狗包弟》中小狗非常可爱，可是，在文革时代，因为主人巴金的懦弱、自私，包弟最后被残忍地送上了解剖台。许多年后，怀着忏悔之情，巴金写下了忏悔之作。古今中外，以动物特别是以狗与人的故事为题材的写作佳作迭出，比如托尔斯泰的《木木》，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沈从文的《边城》等等。在狗的品性中，忠诚总是被书写的最为突出，因为忠诚，狗们非常地无私、勇敢，在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面前，我甚至要说，狗们才是有信仰的。巴金的包弟也是。那怎么能说它“通人性”呢？狗通狗性才对嘛。它如果通人性，它怎么会惨死在狡猾懦弱无耻冷酷的人的手中？这“理”不合实“情”，所以不能服人。巴金也许正是体会到人狗不能相当，才写下了自己的忏悔录吧。可是，写了忏悔录的巴金只是做了他份内早该做的事，却获得了教参里崇高的赞誉，这不成了一份太好的买卖了么？我相信，这绝不是巴金的初衷。可是，这评议对包弟、对巴金、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不公正的。巴金忏悔了自己的“恶”，我们应该和巴金一起真挚诚恳地领受自我审判，而不是粉饰巴金进而粉饰我们自己。想想当年鲁迅狂人的话语：我即使被大哥吃了，我仍然是吃人者的兄弟。我吃人的履历已有四千年。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文学中的情与理的相谐应该统一在基本、真实的人性之根上。当年为了打倒虚伪空洞陈腐的封建礼教，周作人曾提出“人情物理”之说，五四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是“重估一切价值”，重估的根基是什么？在人文领域，即人情；在科学领域，当然物理，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客观的自然规律是也。文学欣赏、研究并不是传授知识，但是，常识的普及却是欣赏、研究的根基。文学教育不排斥说理，可是这理不该是空洞的、无逻辑的、不合情理的，当然更不该是不讲理的。
参考文献：
[1]《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三联书店，1995年版。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立场就是用“复杂”而不是单一的目光来审视世界；小说的精神就是复杂的精神。
[2]《朱自清研究资料》，朱金顺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内收多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朱自清写给好友俞平伯的残信。
[3]关于朱自清与父母兄弟的关系，可参看《朱自清全集·日记卷（9、10）》，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别》、《笑之历史》等文本。
[4]在1931年上海一二·八抗战中，身在欧洲的朱自清最为忧心的是战火可能毁坏商务印书馆、东亚图书馆。
[5]转引自《熟悉的名字，陌生的人》，张晓东著，澳门文星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6]《句子中的世界——重寻朱自清》，张晓东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7]《审视中学语文教育》，钱理群等著，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8]曹明海：《语文：文化的构成》，见《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04年第7-8期。
[9]《老子》，第二十一章。
（原载《名作欣赏》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