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头条东汉帝国的政治遗产
点击加载图片
法家主张分工明确，因才授职，严明赏罚，一断于法。任何人不得逾越于法律之外，若逾之，则严惩不贷。最高原则就是法，官僚体制下的大小官吏，一切以法令为准则，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官吏的独立人格无法保持，逐渐成为执行法令和君主意志的工具。这就是法家为吏之道的实质内容，也是文吏政治的基本精神。法家这种关于“为吏之道”的理论及其构建的文吏政治体系，既适合当时各国富国强兵、巩固政权的需要，又具有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的效能。秦始皇一统六合之后，继续推行法治与耕战的治国方针，在政治上纯用文吏，正如侯生、卢生所言：“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秦统一后的第八年，在丞相李斯的倡导与主持下，实行焚书政策。次年，又坑杀儒生方士460余人。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即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它们构建起一套政府控制下的官员培养与教育体系。在秦朝统治下，学术研究被认为无助于富国强兵，因此应该禁止；不耕不战的学士，干脆被比喻成社会的蠹虫，遭到来自国家政权的沉重打击。而那些拥有专业技能的文吏，才是法家相中的治国人选。至此，文吏政治获得全面胜利。
点击加载图片
从秦始皇东巡刻石记功的内容来看，他并未一味宣扬自己平定六国、一统天下的赫赫武功，而是反复强调自己“作制明法”的功劳，认为自己为天下作法的功劳并不亚于统一天下之武功。事实上，他对自己“建定法度”与“初平法式”的功绩并非鼓吹，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我满足与自我欣赏，所以要求后世“永承重戒”、“后嗣循业”。而且，他本人确信，只要他的承继者按他制定的法度行事，便能“化及无穷”、“长承圣治”。在这种思想与信念支配下，秦始皇在刻石中同时提出了对官僚队伍的具体要求，即“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要求官吏们依自己所定之法度行事，大小官吏只要把这些法度贯彻执行好了，社会治理就会井然有序，整个国家机器则“莫不如画”。这些文字既是秦始皇对秦朝官员为吏之道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对秦朝“刀笔吏治天下”精神的最好概括和总结。二、王莽新政-制度设计的狂欢汉高帝刘邦刚刚称帝之时，饿殍遍野，百物凋零。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秦始皇的那一套政策，于是秦政就成为千夫所指的败政。此时道家的“清静无为”和“休养生息”思想符合了社会生存恢复的需要，因此黄老政治短暂的登上舞台。黄老政治让汉朝逐渐恢复了元气，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但是盛世之下，都是以牺牲官僚机器的运转速度与效率为代价的，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只是被暂时地掩盖了，一部分有远见的士人已开始预感到日益积累的各种矛盾的严重性。汉武帝时期，帝国走向全盛。儒术悄悄的走进帝国统治者的视野。儒家倡言的仁义忠孝，都是社会基本道义，任何人都不可能逃离。儒生则把这些观念理论化，虽没什么高深之处，却从此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中。在董仲舒对儒学进行改造之后，儒术变成了一种可以号召民众、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严格来说，法家的法术只是一种政治行政理论，黄老的道术只是一种政治哲学，都属于“南面之术”。皇帝可以拿它来对付民众，却不能拿来争取民众。因此，法术、道术只能让位于儒术。
点击加载图片
▲反映汉代独尊儒术的现代版画作品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朝廷。他们通过批评秦政，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斥责秦朝“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把矛头直指文吏。强调只有儒生才能承担德政和教化。统治者开始转变政治方针，制度上也出现相应的变化。譬如汉武帝创立察举孝廉制度、其中的明经、文学等科，明显是面向儒生的。汉武帝创立太学，学生到西汉末年增加到几万人。这些学生进入官僚体制后，整个帝国的官僚“彬彬多文学之士”。儒士担任官员，不仅为民兴利，还倡导礼仪，表彰儒生，甚至言传身教。譬如，胶东相吴佑遇到百姓相争打官司，总是首先闭门责备自己的德教未能化民，然后才去听诉讼；太守许荆遇到兄弟争财产，便已自己的教化不行为由，请求朝廷把自己下狱，两兄弟深深感动，幡然悔悟。此时的儒生官僚同时担任起“吏”和“师”的双重责任。汉儒的大量参政，为帝国政治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对国家行政的理解，却远不如法家“理性行政”深刻。汉儒官员们理想化的政治浪漫主义，终于在西汉末迎来了制度设计的狂欢，即王莽的复古改制。有人曾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回答说：“用夏朝的历法，乘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乐舞用韶舞，就是了！让古礼复兴了，自然天下太平。”不得不说，这种思维方式，可称为“制度浪漫主义”，更多是从象征意义而非实用意义去考虑制度设计。汉成帝时，何武倡议把丞相制改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的三公制，刺史也改叫州牧。因为经书中说“天子三公，十有二牧。”方士甘忠和他的弟子鼓吹“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汉哀帝居然真的搞了一次“再受命”，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年号为太初元将。此时的文吏们曾试图抵制儒生们的复古，可是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再受命和复古改制，才是摆脱危机的出路。这种思潮，在王莽改制中达到了顶峰。
点击加载图片
对于王莽轰轰烈烈的制礼作乐，儒生们倍觉欢欣鼓舞，周礼崩坏已久，王莽居然复活了它们。文学家杨雄欣喜而挥毫，作《剧秦美新》盛赞“帝典阙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儒家学术总算得到一个彻底释放，贯彻的机会，太平盛世即将来临！然而，王莽新政并没有比秦朝的严刑酷法长命多少，不久就在混乱动荡中倒台。南朝沈约论及此事说：“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历史就是这么奇妙，秦始皇和王莽的政策构成了两个极端。从纯用文吏、遵循法治，而儒生仅为点缀的秦政；到充分贯彻“礼治”理想，而文吏仅为陪衬的王莽新政，历史经历了一个奇妙的两极转向。王莽时期的制度设计狂欢，就是早期儒家空想性和非理想因素极端膨胀的结果。把战国秦汉以来，文吏数百年政治建设中所蕴含的理性行政传统，彻底的予以抛弃。全力推行理想国式的变法体制，它的失败乃是必然。三、东汉-士大夫政治的形成鉴于王莽新朝改制的失败，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奉行非常务实的政策，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事务上，有着不同于王莽的现实态度和政治理性。例如废除新莽的官职和货币、精兵简政、释放奴婢、实行度田、减免赋税、赈济灾民、治理黄河和兴修水利、压制功臣外戚和诸侯王等。除了这些理性政策的回归，光武帝刘秀还有两项举措，对后世可谓影响颇巨。一是尊崇儒教。不同于西汉的开国功臣集团多是市井亡命无赖之徒，东汉开国集团则是一派儒者气象。譬如光武帝本人，少年时曾在长安太学读书，受尚书，通大义。功臣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早年曾与光武帝是太学同窗。同样经历的还窦融，耿纯，有樊准，寇恂，冯异，贾复等。故清人赵翼说：“光武诸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投。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皆一气所钟。”就连皇帝的警备部队都要人人通晓《孝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俗下，形成了注重经明行修的社会风气。刘秀继位后不久，建造太学，还亲自在太学里讲学，和儒生们一起辩论，旁听的有几万人之多，盛况空前。但需要指出的是，刘秀虽然在儒术和礼制上继承了很多新莽的做法，甚至谶纬之学也依然盛行于世，但儒术中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以及谶纬对行政的非理性干扰，则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至于儒家的仁政、教化思想，并没有弃如敝履，反倒更加深入人心。刘秀对儒生如此的亲近，让天下人都非常眼红，其中包括曾经对儒士不屑一顾的“文吏”。于是，文吏们也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想让自己看上去有文化一点，这就让文吏们主动向儒学靠拢。二是儒生吏化，即把儒生变成真正的官僚。王莽理想国式的变法尝试失败，让刘秀开始把东汉帝国政治予以转向。文吏的政治参与度被强化起来。因朝廷任文法而重吏政，文吏再度活跃起来。西汉察举孝廉以德取人，东汉刘秀则增设了“授试以职”之法，即郡国对被举者先以吏职相试，试用期间表现出了行政才能，方可察举到中央去。过去儒生做官没有这个试用期，所以当官了还满脑子理想主义，惹出很多乱子。现在儒生要做官必须经过试用，要想顺利通过试用，就必须去学习国家的法律和掌握一定的行政技能。这也就让儒生主动向文吏靠拢。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不少非理性因素得到了清洗，儒生开始把“法治”和理性行政纳入思路，很多人开始适应官场，开始“官僚化”。既然已经居职从政，就必须面对兵刑钱谷的日常政务，由此才能仕途通达。
点击加载图片
▲影视剧《鹤唳华亭》中刻画的后世官员形象如果说富于想象力和社会批判力是西汉儒生最大特点的话。那么东汉儒生却更具有政治理性和现实关怀。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和对理想国的狂热追求退减了。东汉人对儒生、文吏的优劣进行了精彩的辨析。“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儒生的“轨德立化”与文吏的“优事理乱”各有所长，一个都不能少。东汉末年名士，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写了一篇《儒吏论》，讲到“吏服训雅，儒通文法”，就是文吏也懂得儒家的学问，儒士也精通官僚的技能。连马融，郑玄那样的经学大师，也在同时研究法律。儒士和文吏就这样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我们熟悉的学者兼官僚的士大夫阶层。这个群体最大的特征就是两面性：一面叫做“儒生”，就是他们要负责传承儒家的文化，教化百姓。另一面叫“官吏”，就是他们要作为政府的官僚，担负起国家的日常行政工作。“士大夫政治”，由此而奠定下来基础。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3、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4、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5、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6、赵光怀：《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冲突与整合》，江苏社会科学，2012.47、何庄：《儒法合流进程中的两汉文吏》，档案学通讯，2013.48、于振波：《从尹湾汉简看两汉文吏》，湖南大学学报，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