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体学省长在蕲春县半夜赶走警卫员
转眼又是新的一年。
1958年春节刚过，省财贸部宋益三处长来蕲春，对我讲，省里要在蕲春县召开全省财贸工作现场会。并说领导对这个会议十分重视，省委书记和省长有可能出席。我把宋处长带到县委向董舒汇报。
“小席啊，你在北京把话一讲，经验传遍全国。省委、省政府领导要来看，还要听，你可要把会议组织好哇。”汇报过后，董舒将我留下来说。接着讲这是建国以来上级在蕲春县召开的最高级别的现场会议，意义很深远，叮嘱我要配合省里处长筹备好会议。
三月上旬，正是春暖花开季节，湖北省财贸工作现场会在我县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省领导有张体学省长与各位副省长，省财贸部的全体领导和省委、省政府财贸系统主要负责人，各地区行署专员，市长，县长和财贸部长也参加了会议。
头天下午，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代表都到齐了。按照董舒书记和邵自修县长的安排，除了办好现场和准备好汇报材料外，还要做好接待，保证领导安全，尤其是省长们的安全保卫工作丝毫不能大意。张体学省长住在县政府办公室后面的一栋小平房里。办公室人来人往，情况很复杂。为了防止坏人混进来，公安局派来3名干警日夜守在走廊外面，不准任何人靠近。
深夜，大家休息后，董舒书记被紧急通知到县委客室，张体学省长见了他劈头便问：“你为什么派人监视我？”董舒一听搞懵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如何回答，拿眼光望着站在一旁的3名干警。
“望什么？他们是什么人？是不是你派他们来监视我的？”
董舒这才明白了，嗨嗨一笑回答，你是省长，按照规定，属三级保卫对象，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啊！
“屁话，歪道理，我是动物吗？还分什么哪一级？我属于哪一级自己都不知道，你倒弄得蛮清楚。我看你这个县委书记肚子里怎么尽装这些东西？怎么不装装老百姓的声音？用这样的手段将我和群众隔开，你安的是什么心？蕲春县就是这么不安全吗？敌占区是不是？既然不是，干部怎么还怕群众？这样吧，你把他们撤走，再不准任何人在我周围游来游去，如果群众要见我就让他们来见，要杀我也让他们杀，证明我脱离了群众，不得人心，将我杀死也是应该的。”
董舒还想解释，张体学大手一挥，叫他快走，别讲了。说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第二天，设在漕河各个路口和旅馆的警察全不见了，整个城区显得很平静，像平时一样。以至会议开始后，几辆客车拖着与会人员经过一些地方，还有人讲这是县里组织的大参观，有的说如今干部好神气，有包子车坐，不像平时他们坐大货车，上面连帆布蓬也没有。知道内情的人说这不是县里干部，是省里干部，是省长、副省长、专员和县长，到蕲春来开会，那些说风凉话的人听了惊讶得半天转不过弯。
张体学省长半夜赶警卫的事很快在县级干部中传开了。大家讲，领导还是当年的老作风，共产党没变，人民有希望。通过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人无论当多大官，必须做到心里有群众，时刻不脱离群众，更不能躲避群众，这样，群众才把你看作是他们的父母官，你说的话他们才听，你做的事他们才支持。这个想法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现场会的开法是看，问，听。
先看财贸系统几个单位，在看的过程中询问周围群众，也问干部一些问题。我们原来准备了几个点，有机关的也有农村的。行走路线是由远到近，先看农村的点，在新生活公社看完后回到县里吃中饭，下午看机关点，安排先看商业局，我坐在头辆车带路，省领导坐第二辆车。刚到商业局门口停下来，头辆车的人下了一半，张省长坐在第二辆车发话了，说：“上午听你们安排，下午听我安排怎么样？不看商业局机关，到他们下属的食品公司去。”董舒一直陪着张省长，这时赶紧吩咐我把车子往食品公司开，已经下车的人又赶快上车。车子开动了，站在院子里的商业局长周庆友一副尴尬相，不知怎么办。我看见这个情况，马上对他讲：“快呀，快到公司去。食品公司有人没有？”“嚷什么呀？没有人也不要紧，就看猪嘛，食品公司总不会没有猪吧。”张省长听见我喊商业局长，把头伸出车窗对我说，我再也不敢讲什么。周庆友也来不及多考虑，跟着客车一阵小跑，不一会掉在后面。
到了食品公司，张省长头一个走下车，大声问有人没有。公司的门紧关着，没人回答。
“人呢？都到哪去了？”一直跟着张省长的胡广恩部长询问道，同样没人回答。
“一部分下乡搞收购，一部分在屠宰房，有杀猪的，有卖肉的。”我这时赶紧从后面挤上去作解释。其实我心里也没谱，是按常规作法想着说的。
“屠宰房在哪里，我们去看看。”张省长不容置疑地吩咐说。这时我们搞懵了，互相递目光。真的，无论是董舒书记、邵自修县长，还是我和财办主任，我们都只知道食品公司在哪里，没一个人知道屠宰房在哪里。我刚才还为自己的机智回答而高兴，认为替书记县长解了围，这时后悔了，不知怎样回答好。
“在，在那边。”
无可奈何中，我用手朝人群外面指了指，张省长就随着我指的方向穿过人群走出来，我紧紧跟在他后边，眼睛四处瞅，想找个人问一问。可不知怎么搞的，一个走路的人也没有。正当我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迈的时候，周庆友局长满头大汗跑来了。我对他讲，快，快，领导要看屠宰场，你带路。周局长一手擦着额上的汗，领着张省长从旁边一个大门走进去，一直走过三道门，然后经过一个院子，这才来到屠宰房。
屠宰房的面积大，但很破，一边堆着片柴，一边安着大锅，摆着木盆，架着长梯，梯上系着大小不一的铁钩子。大家进来时，见有几个师傅忙碌着。张省长问全城有几个屠宰房，一天杀几头猪，现在还杀不杀。周庆友局长回答全城就食品公司一个屠宰房。张省长马上打断他的话，说我不是问你，是问工人师傅。
“是的是的，只我们这个屠宰房，也只我们三个杀猪的，平时一天杀六头，过年过节杀二、三十头。”为首的师傅回答。
“城区有多少人呀？”张省长调头问董舒。
“两万。”董舒未加思索地回答。
“啊，两万人，六头猪，一千斤肉，人平半两肉。离社会主义的目标还差得远哪，我的书记同志。”张省长说完后，董舒的脸顿时血泼一样。
问到这里，后面传来一阵猪的嗥叫声，张省长问这个时候为什么有猪叫。为首的师傅回答平时杀六头，这两天省里领导来开会，经理安排杀八头，这两头是专为会议杀的。
“啊，两万人杀六头，两百人杀两头，这个差别太大呀。这样行不行，我们带头缩小三大差别，两百人杀一头怎么样？”没有人回答。张省长自打圆场地说：“行，就这么定了，今天我也犯一回官僚主义，个人说了算，谁叫我是一省之长呢。不仅只杀一头，还要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人民群众把猪养大了，没要我们动手，可今天杀猪就不能再让人民替我们动手。董舒、邵自修，你们动手吧。”
张省长说完就像请客吃饭一样，自己退后一步，把站在身后的书记县长推到前面，叫他们去把猪拉过来，并亲自从案板上拿起一把长长的杀猪刀，用姆指拭拭锋，说句“锋口不错嘛，好使”，把刀递给站在面前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人面红耳赤地站着，谁也不敢去接刀。
“怎么？你们谦虚是不是，那就叫局长杀吧。”周庆友局长无可奈何地接过刀，仍是呆呆地站立着。
“谁是经理，经理杀猪也行。”食品公司经理张丰不知什么时候跟在人群后面，听到省长点他的名，便走到前边，从周庆友局长手里接过刀后也是站着不动。
“杀呀，怎么不动手？都学谦虚了？”张省长突然间变得幽默起来。
“我看谦虚是假的，不会才是真的。那就只好让我动手罗。”张省长说完挽起袖子，把杀猪刀从张丰手上接过来，叫两位师傅把捆好的猪抬到案板上，他走过去对准猪喉管用姆指和食指一比划，找准位置很快地捅一刀，绞了绞，又很快地抽出，血从刀口处像泉水般涌出来。不一会，猪不动了，他解开捆猪绳子，拿过一根长铁条，从猪腿处割开一个小口，将铁条捅进去，在猪四肢和身子来回搅动。抽出铁条，又拿过气筒，对师傅讲帮忙充一下。师傅们接过气筒使劲地打气，很快把瘪下去的猪身子充得圆嘟嘟的。
“现在改革了，用气筒打气，以往我们可是用嘴巴吹。我的嘴巴大，腮帮硬，有气力，几下就把猪身吹圆了。旁边的人看了都羡慕。”张省长像个老屠夫那样谈着往事，然后说动手刨猪毛。师傅们回答水没烧开，还有一会。张省长看看表，不无遗憾地讲，许多年未杀猪了，当年我们在大别山打敌人，打了胜仗就杀猪，学了这门手艺，大家都称我是张屠夫呢。说到这里点着张丰的鼻尖笑着讲：“看来让我来当食品公司经理就比你强得多。”转身对大家说：“我们姓张的当屠夫有先例，张飞是屠夫，所以我张体学也当屠夫，你这位经理肯定不是姓张，要不然怎么不会杀猪？”我见气氛很活跃，就插嘴说：“报告张省长，这位经理也姓张，叫张丰。”“是吗？姓张的当食品公司经理很恰当，但不会杀猪那是不行的。”张省长说完带头笑起来。最后更正说：“刚才是开玩笑，现在说正经的，我们当干部，不能专耍嘴巴，更要会干事，不是要你什么都会干，那是办不到的。但是，你在哪个部门当干部，这个部门的事要学会干，当银行行长的要学会打算盘，当粮食局长的要能插秧、割谷，当交通局长的要会开汽车，所以当商业局长要能杀猪。我这个要求过不过份呀？”张省长说完问大家，所有的人一齐回答，不过份，应该这样。然后热烈鼓掌。
从屠宰房出来后又去看猪栏，张省长询问收购价格，又数栏里的猪，出来时肯定地讲：“你们只是不会杀猪，其它工作还是很扎实，栏里的猪不少，谈的情况与墙上贴出来的价目表是一致的，也与我上午了解到的情况一致，只是购买力太低了。既要鼓励老百姓多养猪，还要鼓励大家多吃肉，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提高生活水平。”
从食品公司出来后看生资公司，看粮食加工厂，最后看百货公司门市部，直接与顾客和营业员交谈。一些人听说站有面前和他说话的人是张体学省长时纷纷后退，说不会讲话，讲的都是土话，领导听不懂。张省长笑着说：“我在蕲春生活了许多年，么事话听不懂？别害怕，讲错了不要紧，我问一句你答一句嘛，有我在，书记县长决不会给你们扣帽子。”站在一旁的董舒书记和邵自修县长忙点头，说那是那是，你大胆讲，骂我们也可以，保证不扣帽子，他们才忸忸怩怩回答省长提的问题。
第一天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第二天是开会。
先由邵自修县长作全面汇报，接着由我具体汇报《财贸工作一年早知道》的作法。我汇报时张省长不断插话，询问一些情况，比如粮食的收购价与年初制订的目标是不是一致的，农民粮食是不是全部卖给粮食部门，统购统销政策执行得怎么样，有没有私人粮贩搞地下收购，粮食部门怎样支农等等。张省长问得最多的是粮食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当张省长听到我县定购任务是一亿零四百万斤，上年实购一亿二千二百万斤时，面孔变得严肃起来，问我为什么要多购一千八百万斤，是农民自愿的还是你们搞强迫命令。听到这里，我随口报出一组数字，三年不变产量是三亿六千八百万斤，1956年实际产量是四亿二千万斤，1957年实际产量是四亿零三百万斤，都比不变产量增加三至五千万斤。1956年政府收购九千八百万斤，目的是让农民多留点余粮。如果今年还只收那么多，农民就抱怨政府既不收他们的粮食，又不准贩子来收购，那么他们只能把粮食倒进田里作肥料。
“是吗？中央反复强调要贯彻大跃进方针，原来我们住在机关里，没有深入群众，思想还有顾虑，今天看到人民群众干劲这么大，觉悟这么高，看来我们犯了思想上的右倾错误。你们的工作搞得好哇。现在就是要推广你们经验，甩开膀子建设社会主义。”
张省长听完了我汇报，马上转怒为喜。
现场会结束后，省内外有许多地方到我县来取经，他们中有来自山西、陕西的财贸干部，还有本省宜昌、荆州的商业、供销、粮食系统干部。他们每次来都要我介绍，我也不厌其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我还应襄阳、当阳、宜城等县、市财贸部长的邀请，到他们那里传经送宝。一次我县工业办公室主任方文发到江西省参加工业会议，会议组织者见是湖北蕲春的代表，硬要他在会上介绍蕲春财贸经验。他当时脸上胀得彤红的，说我一个工办主任怎么能介绍财贸经验，不愿讲，最后奈不住带队的省领导出面，说你是蕲春县的干部嘛，蕲春的财贸工作在全国出了名，究竟是怎么搞的，你应该知道一些。不要紧，知道多少就讲多少，总比外地同志了解得要多一些。这样，方文发就在工业大会上讲了半个小时的财贸工作，他讲完后，大家同样热烈鼓掌。回到县里，方文发对我讲他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蕲春财贸工作在全国果出名，二是没想到蕲春的干部在外面这么受人尊重。看来一项工作搞好了，大家都光荣啊。
这样一来，县里领导和同事们和我开玩笑，说广播里有声，报纸上有名，你现在成为新闻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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