恬静，安然，白面，有须。实在想象不出，这样一位标准的古代美男子居然写出那样饱满得不能再饱满，霸气得不能再霸气的隶书。这位“白面书生”，书法竟然如此霸气！
伊秉绶 隶书花屿读书堂
32cm×130.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再看他的小字，那种痕迹分明的转折，如鞭梢一般的线条，真的不敢相信是出自一人之手。可它们偏偏属于一个人。
伊秉绶 行书张烈妇诗并序卷
84×46.6cm
福建博物馆藏
隶书浓妆，行书淡抹，这就是伊秉绶。
1、宁折不弯，正直博大
伊秉绶所在的乾嘉年间，清朝统治虽然稳固，但是整个社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很多文人沉溺在盛世的幻象里，整天饮酒作乐而失去了斗志，各级官员上下传统搜刮民脂民膏。但伊秉绶绝对是那个时代的另类，他以廉洁爱民、勤于政务而著称，“宁折不弯，正直博大”是他的为人做事的原则，也正是他隶书的精髓所在。都说字如其人，伊秉绶其人如字。
伊秉绶隶书初看横平竖直、光洁方整，有些像今天的美术字，细细品味，则是在不变中求变，在同中求不同，有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美。其五十九岁所临《张迁碑》，可以看出他将汉隶的扁平结构改成了中宫疏朗，整体效果对称平衡，具有强烈的装饰性意味。有时为了取得构建的艺术效果，将字的偏旁部首巧妙安排，或大或小、或粗或细，对比强烈。这种与众不同的取法方式使伊秉绶的隶书气魄宏伟、极具威严震慑力。有人将伊秉绶与桂馥相提，认为自他们开始才遥接汉隶真传。这二人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如用笔平直、结构饱满、气息高古；又各有特点，伊秉绶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桂馥能缩汉隶而小之，愈小愈精……陈振濂说，“无论是邓石如、赵之谦的书法里，我们看到有一种柔性化的倾向，柔性化也就是技巧的熟练与审美的细致，是一种走向完美的表现。只有伊秉绶是以绝大能力冲决了这种历史规定，他的阳刚之气可谓是千古未有的奇迹。伊秉绶隶书在慢条斯理的气氛中，他完成了前人梦寐以求几百年而达不到的境界。”据记载，伊秉绶不仅是个清官，是个大书法家，他还精通命理之学，也就是说，他会算命，是个半仙。或问：既然会算命，难道算不出和上司对抗要贬官，要倒霉？未必算不出。只不过，大义在前，神明在天，明知不可为而为，不因祸福避趋，这才是真通命理之人做的事。到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的行书写得那么洒脱，那么飘逸。推原伊秉绶行草书的渊源，可以上溯到颜真卿的《送刘太冲叙》。董其昌曾评此叙云：“郁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别有异趣，米元章谓如龙蛇生动，见者目惊，不虚也，宋四家书派皆出鲁公，亦只《争坐帖》一种耳，未有学此叙者，岂不时不甚流传耶？”可见此书艺术成就虽高，而学者不多。伊秉绶以其广阔的书法视野，择而学之，即能区别与同时诸书家，且与清代之学颜真卿者拉开距离。颜书得圆浑厚实，在本质上是参用隶书方法写楷书，按米芾的说法，颜书有“篆籀气”，伊秉绶学习颜体行书，亦能得其玄妙。何绍基《东洲草堂诗抄》赞伊秉绶：“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墨如漆楮如简。行草亦无唐后法，悬崖溜雨驰荒藓。不将俗书薄文清，觑破天真关道眼。”在他的行书作品中，平正与奇肆相辅，张扬与朴实相融，整齐与参差相嵌，光洁与迟涩结合，构成了充实宽博，气势宏大的阳刚奇崛之美。伊秉绶的隶书方正宽博，而其行书奇绝浑穆，恰与其隶相辅相成，无论隶书、行书，对其时帖学的冲击力无疑都是巨大的。伊秉绶所实践的“复古”，从艺术精神而言，是一种返朴归真，是对艺术本体的寻根，这样的行为，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并不仅仅是回归，而应是开创——因为，伊秉绶的“复古”，已然融合了个人的精神需要和时代的文化气息，后人从中所体察出的“创作”真义，是伊秉绶本身也不能言明的。伊秉绶等人的“创作”所导引出的近现代的巨变，更是他们在生难以想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