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的文化自信

自新中国前至新文化后，中医从“废止中医案”到“中国国医节”确立，真可谓“浴火重生”。这时，像张锡纯这样的国手大医也开始正面发声。下面是张锡纯的文章。

近闻京中会议，上峰偏重西医之说，欲废中医中药，此特因诸位上峰，非医界中人，不知中医之实际也。即近时观之，都会商埠之处，病家延西医服西药者，不过十中之一，其余各处延西医服西药者，实百中无一二也。夫西医入中国已多年矣，使果远胜中医，何信之者如此寥寥，此明征也。且中医创自农轩，保我民族，即遇有疠疫流行，亦皆有妙方挽救。是以我国民族之生齿，实甲于他国之人。今若将中医中药一旦废却，此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且近时日本人亦深悟明治专尚西医之非，其医学博士如朝比奈泰彦及近藤平三郎等七十余人，创立皇汉医学会，又有贵族议员中村纯九郎、高桥源太郎、陆军大学教授安井小太郎、陆军大将立花小太郎等为之赞助，此载于各处报章，彰显可考者也，奈何竟欲蹈明治之复辙也。

如谓中医不善防疫，西医能明于毒菌之学，故善防疫，此为中医不及西医之处欤？则时贤刘蔚楚所著《遇安斋证治丛录》，载有香港防疫一案，可为中西医比较之确证也。今试录其原文于下。

《证治从录》原文：前约二十年（即清朝末季）香港鼠疫流行，沿门阖户，死人如麻。香港西医谓中医不识治疫，请港政府禁绝中医。各中医求东华院绅，联谒港督华民政务司，请选西绅院绅十人为监督，以病疫者分授中西医各半，表列成绩，不尚空谈。一考，中医治效超过之，西医不服。二考，平均以百分计，西医得三十余分，中医竟超过六十分，中医赖此以保存。当时华督一为韦宝珊姻兄，一为余友古君辉山经理其事，而粤人又多有能言之者。即此观之，西医之于治疫，果精焉否乎？

吾中华医学，始于黄帝，当其临朝致治，他务未遑，首先与其臣岐伯、伯高、雷公诸臣问答，以成《内经》一书。其书诚能博济群生以利万世也。后因此书师弟相传，皆以口授，至周末始笔之于书。其数千年累相授受之际，必多有附《内经》并传之语。是以内兼有失于夸张，有类战国策士语气者。然其精到之处，恒数语包括万有，能令熟读深思者得医学无限法门。是以读《内经》之法，其于可宝贵之处，当竭力研究，于其不可尽信之处，置而不论可也。乃今之信西学者，谓《内经》多言阴阳五行，不可入于科学。然西人科学中非不言阴阳也？如电学家以磁石养针，其针即能收摄电气，然其所收摄之电，必一端是阴电，一端是阳电，欲其针相黏连，必阳端与阴端相对，阴端与阳端相接，始能吸引不脱。按此理以通于医学，此中原有无穷妙用，此医家所以谈阴阳也。乃同一阴阳，在西人谈之，即为科学，在中人谈之，即为荒渺，此果平情之论乎？又西医谓《内经》多谈十二经，按解剖实验，实无形迹可指。然精于针灸者，按十二经以刺疔疮，若疔生于经之起处，刺经之止处可愈；疔生于经之止处，针经之起处可愈；若生于经之中间，并刺其本经起止之处皆可愈。此虽无形迹可凭，实有气化可通也。盖有形迹可凭者，譬之有线电也。无形迹可凭而仍有气化相通者，譬之无线电也。西人窥天地气化之精微以创无线电，可列于科学，古圣能窥人身之气化精微，以定十二经，而目之为荒渺，此又平情之论乎？且针灸详于《内经》，外国此时，不亦有习此为专科乎？尝阅沪上诸医报中，西势若冰炭。甚至互相谩骂，此诚医界之大耻也。究之平情而论，中医尚理想不尚实验，故精于人身之气化，而略于人身之组织；西医尚实验不尚理想，故精于人身之组织，而略于人身之气化也。是以区区意见，以为当今之世，欲求医学登峰造极，诚非沟通中西不可也。是以因《益世报》有医学一栏，拟得中西医理异同论一篇，历举《内经》之文，以发明中医之理，多同于西医者，实于西医未尝少有疵瑕。一以有鉴于沪上中西医之争，一以仆之亲朋多有业西医者，如此立说，可告无罪于西医矣。乃不谓有某君者，仇视中医，并仇视《内经》，所谓《内经》谈生理处，无一是处。如某君驳抽论云：“神明之体藏于脑，神明之用发于心，这一说法，可谓极周纳之能事。这明是不肯承认《内经》神明在心之非，又难以否认现代医学神明在脑的事实。于无可如何之中，采取了这个骑墙式的说法。”按某君如此驳辩，是谓《内经》“头者精明之府”句，说得浑含不足征，不知《内经》早知神明在脑之理。是以其驳语中，并未提着《内经》此句，而惟单提“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两句，是又变出字为在字，可为巧于立言矣。究之《内经》“头者精明之府”句，如日丽中天，终不可掩。而后人因读《内经》，悟得神明在脑者，已不乏人，今略举数条以证明之。

古文思字作恖。说文解之云“囟、顶骨空出，思字从囟从心”者，言自脑至心，如丝相贯，非心与脑相辅而成思乎？若脑无神明，何以与心相辅而成思也？且人头顖之顖字（音信），其左旁即古思字，则脑藏神明而能思，自苍颉造字之时，已显露其端倪矣。

又明季文豪嘉鱼金正希曰：人之记性，皆在于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留一形影于脑中。

又李时珍曰：肺气通于鼻，阳明胃脉，环鼻上行于脑，脑为元神之府，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

又自古养生之家（即今之所谓哲学家），皆以脑中之神为元神，心中之神为识神（元神在脑，识神在心；元气在脐，宗气（大气）在胸），元神者无思无虑，自然虚灵也；识神者有思有虑，灵而不虚也。然其所注重者在脑中元神，不在心中识神，是以有“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之语（见《慧命经》），其以脑中之知觉为神明之正宗，尤可知矣。

又古《六书精蕴》云：元神何宅，心为之宅，元神何门，囟为之门（见《康熙字典》）。

以上所引诸端，亦可谓其不知神明在脑乎？夫我亿万同胞，黄帝之子孙也，《内经》一书，乃黄帝留以保护后世子孙者也。纵其书有大醇小疵，而但于其大醇之处，通变化裁，自能普济群生；其小疵之处，置而不论可也。此尊祖敬宗之义也，亦保存国粹之义也。仆愿某君再三深思之，且至清夜时思之。（《医学衷中参西录》）

不为良相，必为良医。应反之亦是。此是说佛道儒医俗是相互贯通的。佛家本无功，道家本无经，佛家练的道家的功，道家念的佛家的经，佛道走的儒家的路。即便是洪迈的纪实之“俗”（如《容斋随笔》、《夷坚志》等），亦非一代文人之无聊也。而医家应是集佛道儒俗之大家也。像《火神之祖——槐轩医学全书》所收录的著作，则皆为大儒业医的经典之作，并且是后世火神派的起源。所谓大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此也。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大医何尝不是。“小鲜”乃为娇嫩者，把握火候是为“烹”。故懂火候（治法）才是真学问，小心才可烹得小鲜也。故医虽小道，但须成就于深厚的文化背景及丰富的生活、社会经验。是以“学道之人，骨宜刚，气宜柔；志宜大，胆宜小；心宜虚，言宜实；慧宜增，福宜惜；虑宜远，思宜近；事上宜虔，接下宜谦，处同辈宜退让。得意勿恣意奢侈，失意勿抑郁失措；作福莫如惜福，悔过莫如寡过……。”（《灵峰宗论》）由斯知，大医应集大道于一身也。

下面再以张锡纯的《论中西之药原宜相助为理》结束本文。

自西药之入中国也，维新者趋之恐后，守旧者视之若浼，遂至互相牴牾，终难沟通。愚才不敏，而生平用药多喜西药之所长，以济吾中药之所短，初无畛域之见存于其间。故拙著之书，以衷中参西为名也。盖西药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矣。今试略举数端于下。

西药之治吐血，以醋酸铅为最效；治下血，以麦角为最效。然究其所以效者，谓二药能收缩其血管也。至于病因之凉热虚实则不问矣，是以愈后，恒变生他证。若以二药收缩其血管，以中药治其凉热虚实，且更兼用化瘀消滞之品，防其血管收缩之后致有瘀血为恙，则无难愈之血证矣。

西药治痫风以臭素三种（臭素加里：溴化钾、臭素安母纽谟：溴化铵、那笃留膜：溴化钠）及抱水过鲁拉儿（水合氯醛）为最效。然究其所以效者，谓能麻醉脑筋（即脑髓神经）也，至病因之为痰、为气、为火则不问矣，是以迨至脑筋不麻醉则病仍反复。若以西药臭素、抱水诸品麻醉其脑筋（每日服两次可以强制不发），用中药以清火、理痰、理气，或兼用健脾镇肝之品，无难愈之痫风矣。

西药阿斯必林（阿司匹林）为治肺结核之良药，而发散太过，恒伤肺阴，若兼用玄参、沙参诸药以滋肺阴，则结核易愈。又其药善解温病初得，然解表甚效，而清里不足，恒有服之周身得汗，因其里热未请，而病不愈者，若于其正出汗时，急用生石膏两许煎汤，乘热饮之，则汗出愈多，而热亦遂清，或用石膏所煎之汤送服阿斯必林，汗出后亦无不愈者。

又如白喉证，乃脏腑之热上攻，郁于喉间所致。上攻之郁热，宜散而消之，而实忌用表药表散。若用生石膏、玄参诸药煎汤送服西药安知歇貌林（乙醯苯胺）半瓦（1瓦＝0·792~1·320克），服药之后可微似解肌而愈。盖安知歇貌林虽亦有透表之力，而其清热之力实远胜其透表之力，而又有生石膏、玄参诸凉润之药以清内伤之燥热，所以能稳妥奏效也。如烂喉痧证，外感之热内侵，郁于喉间所致。外感则郁热，宜表而出之，而实忌用辛热发表。若亦用生石膏、玄参诸药煎汤送服西药阿斯必林一瓦，服药之后必周身得凉汗而愈。盖阿斯必林虽饶有发表之力，然实系辛凉解肌而兼有退热之功，而又有石膏、玄参诸凉润之药以清外感之壮热，故能随手奏效也。

又如西药骨湃波浆（此热带南美利加决明科树脂，用甘草末调之，适可作丸，桐子大，朱砂为衣。每服20丸，日三服，以治淋证初起极效。而对初起有热者尤效，若淋证带血者，可用鲜小蓟根煮汤送服），为治淋证之妙药，而单用之亦恒有不效之时，亦淋证之原因及病候各殊也。若用中药以济其不逮，其为热淋也，可与滑石、海金沙并用；其为寒淋也，可与川椒目、小茴香并用；其为血淋也，可与旱三七、鸦胆子仁并用；其淋而兼滑脱也，可与生龙骨、生牡蛎并用；其为传染之毒淋也，可与朱砂、甘草并用（宜同朱砂、甘草末和为丸）。若毒淋兼以上诸淋者，亦可兼用以上诸药，随淋证之所宜而各加以相伍之药，无难愈之淋证也。若此者难悉数也。

或疑中药与西药迥不同，若并用之恐有不相宜之处。不知以上所胪列者原非凭空拟议也，盖愚之对于西药，实先详考其原质性味，知其与所伍之中药毫无龃龉，而后敢于一试，乃试之屡效，而后敢笔之于书也。由斯知中药与西药相助为理，诚能相得益彰，能汇通中西药品，即渐能汇通中西病理，当今医界之要务，洵当以此为首图也。试观西人近出之书，其取中药制为药水、药酒、药粉者几等于其原有之西药（观西书治疗学可知），是诚西人医学之进步也。若吾人仍故步自封，不知采取西药之所长，以补吾中药之所短，是甘让西人进步矣。夫天演之理，物竞天择，我则不竞又何怨天之不择哉。郭隗曰：“请自隗始。”愚愿吾医界青年有志与西医争衡者，当深体拙著衷中参西之命名，则用功自能端其趋向矣。（《医学衷中参西录》）

2020/6/29（标签：医学无限法门 衷中参西 神明 标本兼顾 争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