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传奇
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即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初、高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没有固定薪金,许多人还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我的表哥就是一名赤脚医生。他在大同念完高中后返乡劳动,他的姥爷学过中医,他因此把中药的“十八反”“十九畏”背得滚瓜烂熟;还有什么“十全大补汤”“四君子汤”等汤头歌诀也能随口而来。由于社员们的一致推举,表哥才当上了一名赤脚医生,在那个年代能当上一名赤脚医生应该是一件很荣幸的事。
1969年下半年,堡子湾公社推广合作医疗制度,办起了“毛泽东思想统帅新医疗法学习班”。由大同市卫生局组织的“6.26医疗队”的医生做教员,培训公社卫生院和准备做赤脚医生的农民,大力推广“一根针”“一把草”治疗各种疾病的先进经验。
听表哥说,在学习针灸的时候,老师一讲完,他们就马上操作。学员们自己扎、互相扎,一个酒精棉球,裹在针上一抹,然后再在穴位处一搽,就算消毒了。那时候灸针也缺,一根银针、一个酒精棉球可以反复用十几个人、几十个穴位,直到酒精棉球都成了黑的了还在用。
他们常常是一边学,一边对外门诊。很多学员纯粹没有医学知识,对生理解剖一窍不通。常常有按摩至皮破的,也有进针后旋转过度,以至于皮下纤维组织缠着银针拔不出来的。
一天,一个老太婆因为眼疾来求医,一个胆大的学员就给她扎睛明穴。扎下去一寸多,然后提插、旋转,由于幅度过大,还没有取针,病人的眼睛就肿起来了。老师看见了,让他马上取针,等到取出针来,病人的眼睛已经肿的睁不开了。那老太婆惊慌地问:“医生,我的眼睛要瞎吗?”老师回答:“没事,明天就好了!”她回去后究竟咋样,就不知道了。
得胜堡的合作医疗站设在一个长期没人住的破庙里。有一张二屉桌、一个脚踏的药碾子、一把切中药的刀、一杆秤。玻璃注射器二毫升、五毫升的有五六具、五十毫升的一具。注射针头十多只、体温计两只、手术剪一把、出诊箱一个、听诊器一个。中药也就五六十种,每个品种很少一点;西药大概有三十来个品种:复方阿司匹林、安乃近、扑热息痛、四环素、土霉素、长效磺胺、阿托品、黄连素、甘草片,消炎粉,纱布、胶布若干。
得胜堡的社员还有个习惯,众口一词地把表哥的听诊器说成听病器,动不动就对表哥说:“用你的听病器给我听听,我到底有啥病?”
据表哥说,他们医疗站好歹头天晚上还要把注射器、针头煮一遍。而其他公社的医疗站,一般就拿开水涮一下。一具注射器、一个针头,要用一天。有的医疗站一瓶100毫升的蒸馏水,用了几个月,里面都生出一团团白色絮状物了,医生还在给病人注射时用。由于赤脚医生注射青霉素不做皮试,死人的事好像也发生过。
表哥说,一次他去堡子湾参观公社的合作医疗站。一个人称刘大夫的人拿出一支针管和一个针头正准备给人注射。
表哥问他:“你的针头消毒了吗?”
刘大夫把针头放在嘴里抿了一下,说:“这就算消毒了,唾沫就是杀菌的。”
表哥说:“这哪能行,太不讲卫生了,这样注射会感染的!”
刘大夫说:“没事,我一直都是这样打的。”
表哥说,那时农村缺医少药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贫穷的原因,农民生病有三宝:就是一拖二扛三草药,实在扛不过去了,才来找医生,常常因此把病给耽误了。
一天深夜,地主子弟孙富来找他。他听说表哥手里有青霉素,儿子病得特别厉害,想请他去给儿子打一针。打一针青霉素大概要七八毛钱,而他确实找不到钱,没钱又怕表哥不来,于是拉了个知青陪着,因为知青每月有固定的十元钱。表哥见有知青兜底,背着急救箱急如星火地来到他家。孙富老婆端过煤油灯来照着,表哥撩开破旧脏得看不出原色的棉被,看了一眼就赶忙退出来,把孙富拉到外面说:“孩子都死了叫我来做甚?”家人顿时嚎哭成一片。表哥说:“这孩子是蛔虫钻胆,疼死的,你们为啥不早送公社卫生所?”表哥失望地走了,他一出门,老婆就和孙富吵了起来,责怪他为啥不早去请医生,孩子已经在床上翻滚了两天了,为啥不早点向知青借钱……
天快亮的时候,孙富把儿子用席子裹着背了出去,埋在了御河边的草滩里。
还有一天晚上,表哥一人守在医疗站,一个农民抱孩子来找他。孩子有十个月大,发烧咳嗽,呼吸困难,体温39度多。表哥一边翻看《赤脚医生手册》,一边看药瓶上的说明,给孩子配了点复方阿司匹林、四环素、甘草片。第二天传来消息,那孩子回去当天晚上就死了,表哥听了好难过。
由于医疗设备不完善,误诊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次,一个女人领孩子来看病,说她的宝贝儿子有个耳朵发肿发痛,表哥用手摸摸,用电筒照照,以为是中耳炎,然后就往耳朵里灌药水,岂料这药水一灌进去,孩子的耳朵更痛了,洗一次痛一次。直到孩子无法忍受时,表哥才不好意思地说:你还是领他出丰镇看看吧!结果人家带孩子到丰镇卫生院检查,医生发现耳窝里生豆芽啦。用夹子把耳窝里的豆芽夹出来后,耳朵立马就舒服了。原来,这孩子在豆垛里玩,一颗黄豆跑了进去,表哥灌了药水,豆芽就在里面长大了。这也难怪表哥,因为没有反光照明设备,他根本看不清耳朵里的情况。
那时,得胜堡许多人都患过夜盲症,一到天黑,甚也看不见。有一回五舅出丰镇,回来的时候天已晚了,又下起了大雨。他骑个自行车,掉进了路旁的水沟,爬了半天才爬上来,摸索到家都快天亮了。
五舅的一个孙子是被注射了庆大霉素之后耳聋的。刚出生是个特别可爱机灵的孩子,后来因为常生病,一生病就去打针,那时就属庆大霉素便宜,结果把耳朵给打聋了。当然没有人去追究赤脚医生的责任。老百姓没有别的本事,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认命。记得那年过年时,他二叔拿鞭炮在他的耳朵边放,测试他的听力。鞭炮响了一分钟,他啥反应也没有。大家都笑,他也笑。
其实,在乡村当赤脚医生很辛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赤脚医生没有固定的薪金,有的只是每月大队给的一些补贴;有的则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人叫,他们就得赴诊。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有时还要亲自陪着去。赤脚医生治病收费不高,只收个成本钱,如果碰上困难户和五保户,连成本钱也拿不出来,那就只好倒贴了。
有时候碰巧把病给人家治好了,老乡们也会千恩万谢。进门就说:“谢谢救命大恩”,然后放下几束挂面和几颗鸡蛋,作为谢礼,表哥再三推辞也不行。
表哥说,按农村习惯,农民们来看病,或者出诊,男人们都要向医生敬烟。表哥不抽烟,人们也要强敬,那些很廉价的烟,桌子上扔的到处都是。一天,大队书记告诉他:“堡奎,以后他们给你烟,你把它收好,给我。”从那以后,病人递烟,表哥就随手放在一个空药盒子里。大队书记隔三差五来这里翻看,干净的,贵一点的,就收走;脏的皱巴巴的他不要,自然会有不尊贵的人捡来抽。
听表哥说,堡子湾有个赤脚医生,因为懂得一点卫生知识,知道有些病会传染,所以轻易不碰别人的茶杯。但去病人家,也就是送个药、打个针,几分钟的事,却必定要吃人家一些东西。通常的情形是,他来时,一碗面条已经煮好,上面再卧两颗鸡蛋。待他拿完药打完针,就把面条端起来,毫不推辞。坐下、吃完、走人。如果不这样招特,下次想请他,就难了。一次表哥看见他并非吃饭时间却在人家家里慢条斯理地吃,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你嫌人家茶杯脏,咋就不嫌人家饭碗脏呢?
得胜堡的大队书记和十来个妇女相好,闹得满城风雨。一次,他老婆跟表哥说:“不是我不许他在外面有相好的,但是太多了,伤身呀。”书记老婆是地主出身,一天因为他在外面拈花惹草,老婆追到街上和他打架,情急之下一把抓住他的命根不撒手。正好那天公社书记来了,于是老婆揪住公社书记诉苦。大队书记一见到上级,立刻大叫:“×书记,她爹是地主!”一时传为笑谈。
表哥学过劁猪,因此计划生育手术也会做。他说,其实就是切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完事了,挺痛快。
有一回,他配合大同来的大夫做计划生育手术,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不知道深浅:还跟着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就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二十多个,一口气干完了。
我好多年没回老家了,听村里人说,当年的赤脚医生全进城务工去了,表哥也去大同新荣区煤矿当充电工去了,后还来升任了班长,表嫂一直在矿区的食堂做饭。唉,农村现在还是缺医少药,老弱病残有点头疼脑热,还是没人管。你说该如何衡量赤脚医生这个业绩呢?我也不知道。
后记:
李晓(巴金公子?)在小说《大洪山》里写的是“我”插队当赤脚医生的故事,说是一天半夜队长命他去二十多里外出急诊,他见了患者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赤脚医生。老农惊诧不已,毛主席的医生?这么牛,御医啊!顺便还向他打问韩主席(韩复榘)现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