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文革”大串联——文革大串联51周年纪（四）

八、初到北京

列车于凌晨时分抵达北京，此时已是十一月下旬。

一下车，刺骨的寒风加上零下的气温，（听人说那天北京最低气温达零下八度），马上使我的脖子里起了一层细细的鸡皮疙瘩。（这毛病落下了病根，打那以后每到冬天，一遇寒风脖子里就会痒，一直伴我几十年）。

出门离家时还是仲秋，那时天还很热，本想着出来也就十天半月的时间，所以并没带很多的衣服。谁承想会出来这么长时间，幸亏那时小，还吃得住冻，否则非整出毛病不可。

到北京后，我们被安排到北京地质学院，仍是在地上打地铺。（后来得知，温家宝总理曾毕业于该校）。

那年冬天，北京的天气非常冷，阳历十一月气温就进入到零下结了冰。和我一样，当时有不少同学出门时都没多带衣服，特别是一些从南方出来的学生，穿得更少，更是被冻得够呛。

为了不让北京寒冷的天气冻坏红卫兵小将，于是有关部门把国库打开，开始给学生们发衣服。到得早的领到了军大衣，（有些还是里面带羊毛的那种）。我们到得晚，大衣没有了，每人领到一身绒衣。（说是借穿，当时打了借条）。我也领到一身深蓝色的新绒衣，穿上以后，身上马上暖合起来。

此时已不再去大专院校搞串联，而是一边在学校搞军训，一边等着毛主席接见。当时200多万滞留北京的学生们的口号是：不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不离开北京！

为迎接毛主席接见，上面给每个学校都派了军代表，带领学生们搞军训。一天下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由军代表领着在学校的大操场里进行训练，无非是一些立正、齐步走，向左、向右、向后转等之类的基本动作。

负责带领我们训练的军代表名叫朱留金，湖北人，二十多岁，黑黑的脸庞，瘦瘦的身材，个子不高，人很精干。同住室有几个从上海来的大学生，长的人高马大，一开始全不把军代表放在眼里。有天晚上趁军代表没走，几个人突然心血来潮，要和军代表比试摔跤。朱代表也不谦让，让大家在地铺上腾出一块地儿，当场就比起来。结果是上去一个被撂倒一个，上去一个被撂倒一个。后来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才勉强把军代表按住。从那以后，所有人都对军代表肃然起敬，特别是那几个上海大学生，对军代表佩服得简直就是五体投地，天天跟在军代表后面套近乎。朱代表也和大家相处得很好，经常和大家聊天。有一天有人问朱：你的名字封建意识太浓，为啥不把它改一改？（当时全国正兴起一股改名风，人名、地名，凡与封建思想沾边的都要改掉）。朱答：“革命不革命并不在名字好不好，再说了，名字是父母给起的，随便乱改也是对父母的不敬。”他的这番话，在当时狂热的极“左”思潮的大背景下，敢于说出口非常难得，特别是又出自于一个解放军军人之口，就更加令人钦佩。

这个名叫朱留金的小个子解放军排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知他后来命运如何？

九、毛主席接见

1966年11月25日下午，终于接到了第二天毛主席要接见的通知。

26号这天凌晨，三、四点钟大家就起了床，提前吃完早餐后，每人又发了两个馒头、两个鸡蛋，好像还有一块咸菜，说是中午的饭。

早饭以后，天还没亮，大家便排好队伍出发了。走到大街上一看，满街道都是人。一队队的学生打着红旗，都朝着一个方向走。遇到街道较窄或是正巧有学生从学校出来，几股人汇集在一起，就更是摩肩接踵可街桶的人。此时后面的同学就拉着前面同学的腰带，以免被冲散于人流当中。

之前的几次接见，都是在天安门广场。走了一会，我们觉得很奇怪，去天安门应该朝东走而我们却是朝西。后来才知道，由于等待被接见的红卫兵太多，于是中央决定把接见的地点设为两处，一处在天安门广场，一处在西郊机场。我们这一路，就是赶往机场。

缓行的人流到近中午时分才到达机场。194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首次接受毛泽东、朱德等的检阅就是在这里。到机场后，学生们先是站成几十列纵队，然后分开两边面对面席地而坐，中间空出宽宽的通道，通道前面两侧座着两排解放军。就这样座着、等着。

下午两、三点时分，随着隆隆的汽车声和前边学生的一阵骚动，知道是检阅车过来了，本来坐在地上的人们一哄而起，队伍登时大乱。我个子太小，一下子被覆在了人丛当中，啥也看不见。随着汽车的轰鸣声只听有人喊：“毛主席，毛主席！”“刘少奇，刘少奇！”“周总理，周总理！”“江青，江青！”等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车队便快速从我们前面驶过，接见也就随之结束。

接见结束后，人们纷纷往外涌，似乎是整个机场都是人。同行的同学早已被挤得不见了踪影，没办法，我只好随着滚滚人流往外走。

走出机场后越走人越少，到最后身边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已经找不见大路，我只管顺着田地朝着正东的方向走。待接近市区时天已大黑，此时我孑然一身，既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怕，（带的干粮没到中午就吃完了）。只是一个劲的朝东走。进入市区后，有了人便开始问路，因当时不少路都改了名，所以很多人都说不知道。好在还记着地质学校的名字，问的人多了，终是有人知道。就这样走走问问，问问走走，只到午夜时分才摸回驻地。几个同伴也都还没睡，正准备找军代表反映我走失的情况，见我平安回来，大家都很高兴，只是虚惊一场。

后来从解密的文献资料中得知，这是毛泽东自1966年8月18日起，三个多月里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前后一共接见了1300多万人，最后的250万人被分成两个地方：一部分人在天安门广场，一部分人在西郊机场。

机场的接见还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接见完后，在毛和中央领导换车时，滚滚的人流就拥堵了机场的大门并挤坏了大门，无奈之下车队只好出机场侧门，绕道玉泉山方向回到市区；二是拥挤的人流踩塌了机场附近的一座小桥，并死了人——谢天谢地，幸亏不是我！

十、返  乡

接见完之后，因需要离京的学生太多，所以只好分期、分批往外走。一边等火车，一边自由活动。

还在上海时，我就开始想家了，接见完后更是归心似箭，恨不得一步就走回到家乡。此时我已无心再看风景，只到天安门和北京动物园等很少几个地方转了转，就在驻地专等着回家。有一个叫“紫竹院”的公园，可能是因乘车方便，倒是没少去里边转。这样一直等了好几天时间，才终于坐上了回家的列车。

火车到郑州后，没出站便直接坐上了开往安阳的慢车，仍是“广武车站”下，踏上了回家的最后一段路程。

踏出车门的那一刻，看着一路上曾经十分熟悉、而现在又似乎是变得十分陌生的家乡，心里头只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当时的心情是，如果现在有人让我不回家再出去，即便是天堂我也不去！

回到家后，换上棉衣把脱下来的绒衣洗干净，就开始到邮局联系往北京寄衣服的事。但因收件人无法写祥细，邮局无法邮寄。

家里人和邻居们都说，既然给你了，国家就不打算再要了，你情穿了。我说：“国家在困难的时候把衣服借给你，现在你回来了，咋能占国家的便宜不把衣服交回去。”我坚决不同意把衣服留下来。于是我拿着衣服到公社，公社的人也很为难，不知道这衣服究竟应交到哪里。后来几个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民政部门打条收下，到春节时再发给需要救助的贫困户家里。

绒衣上交，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也标志着我的“大串联”行动圆满结束。

我，一个13岁多的娃娃，亲身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也肯定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红卫兵革命大串联行动，”也算是人生之中的一大幸事！

两个月差8天的非凡经历，将永远保留在我难以磨灭的人生记忆之中。五十一年过去了，大串连的大部分场景都还历历在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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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手诗词，与子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