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建国初六大行政区设立与撤销之内情

时间回到1949年1月，随着三大战役的打响，中央决定通过军事占领的办法，全面掌管新占领区的党政军民大权。于是，一种名为大行政区的政治体制也就随之应运而生了。

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将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之后各大野战军按照实际情况也依次改编为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这四大野战军，虽然在1950年作战任务完成后，先后被取消了番号，但所属部队及其主要将领仍然按所占区域分别安排辖地，也就是所谓的“各领封地”。

建国之初，中央对“各领封地”的情况心知肚明，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了各大山头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央开始实行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即将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除华北并入中央政府外，其余的五个行政区都设有大区一级的行政机关。

另外，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上存在新老政权过渡性的特点，而经济上的千疮百孔更使得城乡经济之间发展不平衡。面对上述情况，中央政府走出了一条新路，也就是建立大行政区。

建立大行政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中央分局（如西南局）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集中统一领导各大行政区的工作。这种跨区域的派出机构不仅有效推动了各地的革命运动，而且还确保了中央对全国革命运动的集中统一领导。

其次，建立大行政区，可以有效减缓并消除省际矛盾和区域间的隔阂。中央执政后，地方政权的建设任务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所以实行这种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就能对地方形成很强的控制力。相较于以往的省级区域，设立大行政区显然更有力量，也更有分工性。

历史上，中原王朝藩镇割据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一过程中，一旦明君贤相去位，地方割据的情况便又告形成，唐朝末期天下大乱的局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中央设立大行政区时也考虑了“尾大不掉”的情况。

1949年12月9日，周总理主持召开第10次政务会议。在这次会上有人指出大行政区不应成为一级政权组织，随后周总理就设立大行政区进行了解释。他说设立大行政区绝不会成为统一的障碍，相反，如果改变这种体制也相对容易。事实上，当时大行政区的数量较少，而且又是临时过渡的性质，再者还有各中央分局驾驭行政区，所以无须担心“尾大不掉”的情况。

当然，对军事行动及其建政需要的这种迁就（设立大行政区），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一旦满足条件，大行政区也要面临被裁撤的命运。

从1952年开始，中央就陆续将各大军区的主要将领调离岗位，如彭总担任志愿军总司令之后，就离开了长期任职的西北地区。不仅如此，将各大区书记调到北京来，也不失为一种“削藩”手段。到1954年底，各行政区的主要负责人均已调离地方，担任中央一级的领导工作，而各行政区则在中央的掌控下继续生长。

实际上，中央把各大区首领调到中央来，是“砍山头”行动的重要一步，也是防患于未然的无奈之举。据资料记载，在建国初期，大行政区的弊端就早已凸显。设立大行政区，一度造成中央与地方权力切割，进而向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因此，才有了1952年五大中央分局书记进京的事件，即著名的“五虎进京”。

1954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大行政区机构。会议结束后，各大行政区随着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撤销也一并裁撤。到1954年10月底，设立仅四年多的大行政区体制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