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研究

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研究

谭银萍1  崔钧平2
(1.西安事变纪念馆;2.西安博物院)
摘  要:流行于西周中原地区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因复合剑柄技术而与众不同。它的衍化始终以强化剑柄为线索,最终衍化出身柄连铸的新型短剑,成为秦式短剑的重要源头。除了自卫、征战以外,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还应具有一定的刑罚功能。
关键词:西周 柳叶形 青铜短剑 功用
西周时期流行的柳叶形复合柄的青铜剑,其长度大约在20~30厘米之间,被学者们称为西周扁茎柳叶形短剑或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1]。这类铜剑最初依靠剑身末端的扁茎连接剑柄,木剑柄先夹木片,以销钉嵌入加以固定,柄外缠绕细绳并髹[xiū]漆加固。
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发现至今已有60余年,虽然前辈学者们研究颇多,但其演化过程、最终流向、剑柄形态等问题,仍有探讨的空间。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10年的新发现,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型式分析与分期特点

依据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茎部与柄部的形态特征,可划分为A、B、C、D四个类型。

A型  身茎连铸,自然收分,剑柄多已朽蚀不存。按茎部的差异,又可分出三个亚型。

Aa型  27件,茎部均有圆形穿孔。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型剑的剑茎部收束逐渐变缓,并逐渐加长,按照茎部变化情况可分三式。I式标本为竹园沟BZM8:13(图一,1)[2],II式标本为竹园沟BZM7:147(图一,2)[3],III式为茹家庄BRM1乙:68(图一,3)[4]。

Ab型  4件,茎部附有凸出的小齿或小环。可分两式,I式颈部无穿孔,标本为琉璃河IM53:34(图一,4)[5]。II式颈部有穿孔,标本为北窑M215:55(图一,5)[6]。

Ac型  2件。茎部既无穿孔,也不附小齿,标本为天马——曲村M6210:49(图一,6)[7]。

图二 1.B 型(高家堡戈国墓 M4:21)

B型  1件。身茎连铸,颈根部折肩,柄部多腐朽不存。茎部有穿孔来固定剑柄,标本有高家堡戈国墓M4:21(图二,1)[8]。

图二 2.C 型(灵台白草坡 M2:35)

C型  5件。身茎连铸,颈根部折肩,木质剑柄。茎部呈长条形,无穿孔、凸齿,可能以胶来粘合剑柄。标本为白草坡M2:35(图二,2)[9]。

图二
3.Da 型 I 式(扶风齐镇出土)
4.Da 型Ⅱ式(东阳 M138:2 )
5.Da 型Ⅲ式(天马——曲村 M33:73)
6.Da 型Ⅳ式(长沙金井出土)
7.Db 型(少陵园 M280:2)

D型  剑身本部较宽,颈部有凹槽,有穿孔。根据身、柄连接方式的不同划分为两个亚型。

Da型  15件。剑茎根部折肩,木质复合剑柄。茎部在本的一端铸成方形凹框,两侧的框边高起。该型短剑茎部不断变长,有演变为柄的趋势,可分四式。I式标本为扶风齐镇短剑(图二,3)[10],II式为东阳M138:2(图二,4)[11],III式为天马——曲村M33:73(图二,5)[12],IV式为长沙金井出土短剑(图二,6)[13]。

Db型  1件。金属质剑柄,身柄连铸。标本为少陵原M280:2(图二,7)[14]。

二、分期与传播

参照所在墓葬伴出青铜器,可将上述短剑分为三期(图三)。

第一期,西周早期。主要流行Aa型I、II式,Ab、Ac型短剑,B、C型短剑极其少见。短剑均为木质复合型剑柄。第二期,西周中期。流行D型短剑,也有极个别Aa型III式短剑,其它类型的短剑消失。以Da型I、II、III式短剑为主,皆木质复合型剑柄。Db型仿木柄全金属短剑出现。第三期,西周晚期。流行D型IV式短剑。

西周早期为西周青铜短剑的兴盛期,种类多、数量大、出土区域广泛。Aa型I式短剑从陕西关中地区向甘肃、河南、山西、湖北、北京等周边地区传播,并在各地分别演化出Ab、Ac、B、C这四个类型的过程,应与西周建立后周公东征、营建成周以及分封屏周等一系列史实相契合。

西周中期为西周青铜短剑发展期,其形态趋于成熟、器形高度统一、发现范围较广。在Aa型II式及B型短剑的基础上,关中地区出现Da型短剑,并向四周扩散至河南、山西、北京等地。大致与此同时,金属柄Db型短剑在陕西关中产生。

西周晚期为西周青铜短剑嬗变期或衰亡期,新的短剑类型出现,金属剑柄取代木柄成为发展趋势,西周青铜短剑衰亡,其数量和分布地域远不及以前。木柄的Da型短剑远播至湖南、江苏等长江中下游两岸甚至广西地区。临近关中的陇东、晋南在Db型短剑的基础上相继发展出身柄连铸的金属柄短剑。与早、中期相比,西周晚期新型金属柄短剑并未遍及整个王国,或与当时王室羸弱、地方与封国势力膨胀的形势密切相关。

三、演变与流向

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中的A、B、C以及Da型铜剑明显属于木柄复合型短剑,依靠铜质的剑茎实现剑身与剑柄的连接。Db型短剑与Da型II式短剑的形态、尺寸、本部纹饰基本一致,甚至其剑柄正背以及侧面的多处穿孔(木柄中用以插隼固定剑体)也是仿照Da型木柄剑所为。可见在西周中期之时,已经有了改进装柄方式、使用金属质柄的需求。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有一件西周中期羽人饰件[15](图四),从形态来看是器物的柄部,将该技术应用于制作短剑上当无困难。到了西周晚期,在周王朝疆域和封国之内还发现有山西黎城M10(图四)[16]、甘肃宁县宇村M1:8(图四)[17]两把全金属连柄形短剑。这两把短剑的柄部形态与装柄方式明显有别于之前各型短剑,代表了西周晚期柳叶形青铜短剑衍生出的新种类。

图四 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装柄方式与柄部变化示意图

张天恩先生曾从流行区域重合、装柄方式沿袭两个方面论证了秦式短剑源于西周柳叶短剑[18],其中宇村M1:8短剑在时间和形制上较好地展现了两者的衔接进程。笔者认为与张天恩先生《再论秦式短剑》[19]中的A型I式秦剑相比,黎城短剑蟠螭纹的形态、线条均属A型秦式短剑早期的风格;但柄部纹饰布局却远不及秦剑规整有序,单层兽面剑格造型亦更为原始。黎城短剑作为Db型西周短剑向A型秦式短剑发展的中间环节应该是大体不差的。近年,田伟先生提出少陵原M280的墓主人可能就是秦人,主张少陵原短剑为张天恩先生所分C型I式秦式短剑的起源提供了线索[20]。其实,少陵原M280短剑明显仿自西周Da型木柄短剑,因此C型秦式短剑更可能源自西周Da型短剑,尤其是Da型II式和III式。

四、纹饰与剑格

西周青铜短剑中几乎一半饰有纹饰。西周早期纹样以兽面纹、夔首纹数量居多,蛇纹、蝉纹、云纹少见。纹饰均饰于本部及剑身中部。西周中期,人面纹占绝大多数,有少量兽面纹。纹饰皆饰于本部。西周晚期,纹饰有兽面、蟠螭、窃曲纹等,饰纹部位由剑身转移到剑格和剑柄上。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在于西周早、中期剑柄外需缠绕细绳以加固木质柄体,不容易饰纹;或者由于木质剑柄易朽,所饰图案没有保留下来。

上述纹饰或多或少展现出征战杀伐的意味。兽面纹、夔纹常见于商周兵器,其形象展现了统治者的威仪,震慑着外族入侵者[21]。由龙纹构成的蝉的形象以及盘卷身躯做攻击状的毒蛇形象则传达出一种阴间与死亡的气息[22]。短剑上的人面纹饰包含着震慑对手、庇佑自己、祈求胜利的愿望和寓意[23]。郭妍利先生认为武器上处于显眼位置的纹饰,是要给观察者看到,以增加杀伐之气[24]。笔者以为装饰在短剑脊部和本部的纹饰在搏斗之时方能为对手所见,给敌人以恐惧、意欲战胜或致死对手的意愿比较强烈。饰在柄部、格部能为人日常所见的纹饰,可以彰显拥有者的威仪与身份。短剑柄部凹凸的图案,通过触感激发人产生从中汲取力量、护佑自己以取得胜利的希望。

西周青铜短剑上的剑格或许在西周之初Aa型短剑上已经出现,茹家庄BRM1乙:69柄部本部的空缺应即是剑格所在,形态类似于“一”字形。目前,年代最早的剑格标本是少陵原M280:2,位于剑柄本端呈“一”字形,近似于短线状,左右长度不超出剑柄。及至天马——曲村M33:73,剑格变高呈长方形,左右长度亦不出剑柄,饰有纹饰。等到宁县宇村M1:8的时候,剑格已经独立出来,与剑身、剑柄分界明显,左右超出剑柄,拥有属于格部自己的主题纹饰。最终山西黎城M10将这种形式的剑格固定下来并影响了秦式短剑。

剑格是为了避免划割、砍剁等动作使作用对象滑落到手柄的装置,适应游牧民族取肉用餐的需要。以农业为生的周人,最初用短剑来刺敌,剑格的设置并非必须。到了西周晚期,宁县宇村M1:8这种拥有独立剑格短剑的出现意味着砍劈功能的增加,也说明战争的残酷程度升级、短兵相接的场面远高于以前。

五、使用者的身份与社会功用
目前所发现的60余柄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能够确认墓主大致身份的墓葬仅有34座。从已知的发掘资料可知这些青铜短剑拥有者的身份是各级贵族。但是短剑并不能标示贵族之间的等级,因为从数量与形制上尚看不出他们墓葬中出土短剑有什么特定的差别。
《史记·周本记》记载武王伐商有这样一个细节“……至纣王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至纣之嬖[bì]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25]既然纣王、嬖妾已死,即射三发,为何又亲自击之以剑?除了手刃敌人解恨之外,这一举动无疑具有强烈的惩罚意味,而行罚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管理行为,这一点与短剑所有者的贵族身份是相匹配的。
结  语

曾经流行于西周中原地区的柳叶形青铜短剑,与当时东北系统、北方系统、吴越系统、西南系统的短剑区别明显,别具一格。它的演化是在不断强化剑茎固着能力的驱使下展开的,大体模式如下。以Aa型I式短剑为基础首先改造出Ab、Ac、B、C型短剑;经过对Ab、Ac、B、C型短剑茎部构造的技术拣选,保存了茎部折肩和穿孔的设置并创造出Da型短剑;以Da型II式短剑为样本仿造出Db型金属柄短剑,进而演化出身柄连铸的新型短剑,成为秦式短剑的重要源头。

通过对该类短剑的剑格形态、所有者身份的分析,推测西周早、中期短剑的使用方式以刺击为主。西周晚期具有独立剑格的全金属短剑出现,短剑划割和砍劈的功能被较多使用,战争的残酷程度远高于以前。除了自卫、征战以外,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可能具有一定的刑罚功能。

注  释
[I]a.高西省:《试论西周时期的扁茎柳叶形短剑》,载《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第378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b.张天恩:《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考古》2001年第4期。
[2]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第181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3]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第115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4]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第313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5]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11·琉璃河燕国墓地》第99页,北京出版社,2005。
[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1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7]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天马——曲村(1980-1989)》第376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第105页,三秦出版社,1995年。
[9]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10]a.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b.陕西省文物局编:《陕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宝鸡卷·扶风文物》第70页,陕西旅游出版社,2012年。
[11]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县东阳》第13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b.刘锐:《东阳墓地相关问题探讨》,《文博》2013年第2期。
[12]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13]高至喜:《湖南出土扁茎铜短剑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3期。
[1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少陵原西周墓地》第46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15]李学勤、艾兰编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珍》第104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16]山西博物院、山西考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考古大发现文物精华》第41页,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出版,2004年。
[17] 许俊臣、刘得祯:《甘肃宁县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4期。
[18]张天恩:《秦器三论——益门春秋墓几个问题浅谈》,《文物》1993年第10期。
[19]张天恩:《再论秦式短剑》,《考古》1995年第9期。
[20]田伟:《试论两周时期的青铜剑》,《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
[21]曹峻:《殷周青铜纹饰中的“夔纹”及其含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8日。
[22]根据美国学者SarahAllan的研究,龙纹多出现在与水有关的器物之上,同阴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见[美]SarahAllan著,汪涛译:《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第1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23]俞伟超先生倾向于异族牺牲观点,认为人面纹饰大概是模拟俘虏来的外族,恐怕还是一种祭祀所用牺牲的象征物。徐良高先生很欣赏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里所说的“青铜兵器和其他器物上反映的形象,多来自异族劲敌”的看法,并针对“人兽母题”纹饰提出了“致厄术”一说。高西省先生注意到与长兵主要用于战争活动不同,短剑最初是用于防身的,因此亦主张是敌对之人的形象。詹开逊先生则以为人首图像的兵器应与“猎首”习俗相关。陈亮先生认为它们代表使用者的氏族祖先或所崇拜的英雄武神式的人物,指出这些神灵式人物,可以随时帮助使用者辟除邪崇,克奇致胜,免受伤害。见a.俞伟超:《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世界观的变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111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b.徐良高:《商周青铜器“人兽母题”纹饰考释》,《考古》1991年第5期;c.高西省:《西周扁茎人面纹铜短剑初论》,《文博》1997年第4期;d.詹开逊:《人首纹饰器与“猎首”含义》,《中国文物报》1992年第2期;e.陈亮:《先秦人面纹扁茎剑试论》,《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
[24]郭妍利:《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第2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2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24页,中华书局,1998年。
文章原载于《文博》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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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郑华 张建
审核:罗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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