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讲公平竞争，却为万世所笑，公平竞争有错吗？
春秋时代的带头大哥之宋襄公篇（12）
主笔：闲乐生
公元前638年的宋楚泓水之战，可以说是春秋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战争中，宋襄公谨守“不为阻隘，不鼓不成列”的上古军礼，不趁着楚军渡河时半渡而击，非要等楚军上岸并列好阵后才攻击，结果寡不敌众，遭受惨败，并身受重伤惨死，为天下所笑。
如何正确认识宋襄公与他的经典战役泓水之战，这个问题缠绕了中国人很久，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演变，各种各样的评价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争论无休无止，看态势似乎还要继续争论下去，不知何时才是一个尽头。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的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2009年，一位叫做蔡明超的中国收藏商人激于民族的义愤在法国拍卖会上以2.5亿的天价买下了两颗当年被英法联军抢掠去的古董兽首，然后宣布不予付款，目的是让这个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拍卖计划流产。蔡明超因此受到了退出拍卖行业的惩罚，但兽首从此也再无人愿买，一直到2013年，国际佳士得拍卖行大股东：法国皮诺家族表示愿意把圆明园鼠、兔兽首免费捐赠给中国，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这件事在网络上传开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网友认为蔡明超违反了国际拍卖法，不守规矩，没有中国泱泱大国的风范；但是更多网友认为蔡明超干的好，跟强盗就不该讲啥规矩，那些反对蔡明超的人纯属宋襄之仁，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图：圆明园水法，兽首就是上面的大水龙头
争来争去，很多人都犯迷糊了，究竟是蔡明超做得对，还是宋襄公做得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貌似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怎么就那么难搞明白呢？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宋襄公那个时代就开始让人们感到疑惑了，即便是在当事人所在的宋国，国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很大，两派观点泾渭分明，各自走向极端。
以公子目夷和公孙固为首的激进派国人显然是反对宋襄公的，而且反对之声非常尖锐，具体情况上篇已经提及。
但是以正考父为首的部分宋国君子却是赞同宋襄公仁义之举的。《史记 宋世家》在最后就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之，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大意是说：宋襄公的大夫正考父为了称赞他，因而追述契、汤、高宗时代殷朝兴盛的原因，最终写下《诗经》中的《商颂》，作为此后宋国国君祭祀先祖的乐歌。其中有一篇《殷武》就写道：“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表面上写的七百多年前殷高宗武丁伐楚之事，其实赞颂的就是宋襄公。《史记 货殖列传》上还说，宋国“其俗犹有先王遗风，厚重多君子”。看来，殷商先王与宋襄公的遗风，直到汉代，仍在宋地保存了很多。泓水之战发生地即今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慈圣镇，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宋襄公而得名的。
到了战国时代，战争的残酷性加剧，古军礼已经荡然无存，所以这时候的史书春秋三传大部分对宋襄公持贬低态度。《左传》自不必多说，它大量记载了公子目夷与公孙固的反对意见，其态度非常明显。《谷梁传》也是差不多的意见，它说宋襄公“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又说：“兹父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认为宋襄公自不量力，丧军失民，其所谓仁义并不可取。
只有《公羊传》对宋襄公与泓之战大唱赞歌，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盛赞宋襄公泓之战可比于周文王，并相信他本来应该像文王一样取得成功，他最终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宋国臣民不争气。
而先秦诸子中的兵家，自然是百分百反对“宋襄之仁”的。孙子的兵法，清清楚楚地说要“乘人所不及”，又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吴起的兵法，也明明白白地说“行列未定可击”。
法家的韩非则认为“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以他也嘲弄宋襄公，称之“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
到了汉代经学兴起，认为宋襄公是道德英雄的看法又逐渐占了上风，其代表人物就是名声也不怎么好的汉代大儒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认为仁乃王道，宋襄公就是王道。另有东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借吴国太宰伯嚭之言说：“宋襄济河而战，春秋以多其义：功立而名称，军败而德存。”故而“功冠于五霸，名越于千古”。认为他的功业乃春秋五霸之首，远超齐桓晋文。
转眼到了宋代，这个与宋襄公有一字之缘的朝代，却是他骂名最多的时代。盖宋人重文轻武，看重文人的风雅，轻视武士之荣誉，宋襄公讲究堂堂正正尊重对手的战场对决，自然得不到心思灵活的宋人青睐，而通常斥之为假仁假义冷血无情之辈。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既喜好填词与风月，也喜欢指点江山评断青史的苏轼。苏轼在他的文章中大骂宋襄公假仁假义欺世盗名，说：“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也。”
苏轼论史向来喜欢“诛心”，这是宋人的通病了。如宋人黄震也批评宋襄公用目夷为相而不听其计，其实是个狂妄刚愎之人。（宋襄公知目夷贤于己而不用，盖妄人耳，历史反多其礼让，又何欤？）
另外一位宋代学者胡安国也在《春秋胡氏传》中列出了宋襄公四大罪状。
第一：宋襄公平齐内乱立齐孝公，这是“奉少夺长”（公子无亏才是长子），是自称守礼君子却违反周礼的虚伪表现。
第二：宋襄公以小国国君为祭祀牺牲，是谓残忍无道。
第三：宋襄公武力胁曹，是谓德薄之辈。
第四：宋襄公泓水战败，是“计末遗本，饰小名妨大德。”
光看这四大罪状，似乎宋襄公非但不仁，而且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就算不战败也要自杀以谢天下才行了。
明朝人基本上也对宋襄公持贬低态度。明著名隐士徐霖曾作诗曰：“不恤滕鄫恤楚兵，宁甘伤股博虚名。宋襄若可称仁义，盗跖文王两不明。”
接着我们又穿越到了清代，发现这时宋襄公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说一句“骂名满天下”都不为过。
清人吴曾祺说：“（宋襄公）用人于社，昏暴甚矣，一败之后，无以自解，乃姑托以仁人君子之言。何不知羞耻如此。窃谓宋襄公此番举动，是为后世伪道学之祖。”
清人高士奇则说：“甚矣哉，宋襄之愚也……吁，宋襄其谁欺乎？夫祸莫朁于残人骨肉，而以国君为刍狗。无诡之杀，鄫子之用，以视重伤于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饰虚名以取实祸，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清人梁玉绳干脆就在文章里责备太史公《史记宋世家》中的论赞采用古籍（《公羊传》）失之偏颇，他压根就不相信当时有部分宋国君子对宋襄公持肯定态度。（泓之战以迂致败，得死为幸，又多乎哉？执滕子，戕鄫子，行仁义不忘大礼者如是耶？何褒乎耳？）
最后到了现代，毛泽东同志站出来为宋襄公盖棺论定了，当时激烈的斗争形势，显然是不允许我党对反动派们姑息养奸的，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必须坚决予以批判，所以毛主席教导大家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伟大领袖的话自然是不会错的，貌似我们不该再对宋襄公做翻案文章了。但是，领袖的话是当时的环境下说的，本着我党“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态度，以我们现在的社会与国际形势，是否应该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宋襄之仁”抽象为“遵守规则”或“公平竞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费厄泼赖”精神来继承呢？奇谋诡计固然灵活机动，但坏处是容易流为油滑，叛服无定，蔑视一切法则。“费厄泼赖”是否就能一概摒弃了么？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汉代《淮南子》中的一句话：“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看来具体情况也要具体分析——在乱世，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费厄泼赖”的精神并不可取，为了生存，必要的时候就该毫不犹豫地耍手段，这叫做斗争策略，就连孟子亦不得不承认：“救死而恐不瞻，悉暇治礼义哉？”而在治世，在社会矛盾并不激烈的时代，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战争术，以及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等，都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关于这个问题鲁迅先生也看得很清楚，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先生说：“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在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斗争激烈，大家都不怎么讲规矩，所以“费厄泼赖”是要的，但为时尚早。
所以鲁迅先生认为，只有当大家都讲规矩的时候，我们才要讲规矩，否则宋襄之仁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蠢猪式仁义道德。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刀枪。这才是中国人应有的费厄泼赖。所以，宋襄公的错误不在于守礼，而在于不分对象，一厢情愿的以礼行事。礼，只为君子所设，蛮夷无礼可言。事实上，早在宋襄公前七十年（公元前714年），郑庄公就舍弃军礼，以诈败之计打败了北戎，君子并未因此而指责庄公（见《左传 隐公九年》）。
且正如孟子所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弱者是不够资格讲费厄泼赖的，只有强者才可以。就像武侠小说中的盖世大侠：别人是刀枪剑棍全副武装，他却双掌打遍天下；别人是江南七怪一起上，他却从来不要帮手，有时候甚至可以潇潇洒洒的先让人三招，至于暗器毒药什么的阴险玩意儿，那是绝对不用的。否则的话大侠竟去偷袭一个鼠辈，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我们要变强，强了就能维护世界和平，就能潇潇洒洒的讲仁义，讲费厄泼赖了。这也是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里强者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试想，如果这个世上的所有强者都不讲规矩，那么处在底层的弱者们就更加难以生存了，于是他们只能更加不讲规矩，恶性竞争之下，国际斗争加剧，社会矛盾激化，貌似稳固的金字塔迟早崩塌。
其实，这样对强者也有好处，你费厄泼赖了，你仁义了，你大侠了，你扶危济困关怀弱势群体了，你说你不当大哥好多年，别人都不答应，说你不当老大，谁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啊？不相信的话看看齐桓公。
所以说，“仁者无敌”这句话其实有问题，应该是“强而仁者无敌”才对。强者也一定要“仁”，强者不“仁”，又凭什么去要求弱者要“义”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现在最后的结论呼之欲出了。“宋襄之仁”必须提倡，但必须在和平时代提倡，更必须在强者之中提倡，现代社会渴求公平与正义，但这些必须由金字塔的顶端带头执行，从上而下，上行下效，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关于如何正确评价圆明园兽首事件，大家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