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物谈|支遁之一：弯道超车进入主流社会
魏晋人物谈（21）
支遁：综合佛学玄学的士人文化精神代表
宁稼雨
以门阀士族为核心价值主体的士人文化，经曹魏时期发轫，西晋热力发酵和砥砺推动，到东晋时在门阀政治护佑下已经形成系统规模和社会影响，成为东晋文化的主流中坚。作为东晋士人文化主流态势广泛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社会上各个阶层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士人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表现出士人文化的精神和特色。支遁作为一位僧人，除了在佛学方面多有建树外，还异常活跃于玄学清谈场所，并以各种生活细节，表现出士人人格精神的文化色调，堪称综合佛学玄学的士人文化精神代表。这一特例，正是东晋士人文化潮流产生广泛影响的典型实例。
一，弯道超车进入主流社会
在门阀制度和门阀观念盛行的魏晋时期，一个人要想进入主流社会，士族出身是必要条件。这几乎是一个铁板定律。但一般人很难想到，铁板定律有时也有缝隙。如果能够发现并抓住这个缝隙，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走捷径进入主流社会。支遁就是这样的成功者。
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称支公，也称林公，别称支硎，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人，或说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在魏晋诸多高门大族的阵容中，看不到陈留（或河东林虑）关氏的名字。也就是说，仅凭这样的家族出身，要想进入东晋主流社会，不啻天方夜谭。如果说支遁与普通庶族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不仅出身于佛教世家，而且本人也投身丛林，以释氏为业。
除了非士族的家族出身之外，支遁似乎还有个与生俱来的生理缺陷，用现在的话说，他可能就是个“兔唇豁嘴儿”。有一次，王濛病重的时候，谢绝客人来访。支遁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便来探望。守门人赶紧向王濛禀报，说外面有个相貌怪异的人前来探视，不敢不报。王濛一听便说：“这一定是支遁，快请！”（见《世说新语·容止》）本条刘孝标注引《语林》：
诸人尝要阮光禄共诣林公，阮曰：“欲闻其言，恶见其面！”
刘孝标据此判断：“此则林公之形，信当丑异。”那么具体是如何“丑异”的呢？请看：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世说新语·排调》）
面对神情高傲的支遁，王徽之和谢万都非常看不惯，便先后用嘲讽的语言来奚落支遁的形体缺陷：王徽之的话还算客气，他只是拿支遁的僧人形体特征开玩笑。因为僧人削发造成须发不全，所以王徽之开玩笑说，如果支遁不削发头发整齐健全的话，可能神情姿态会比现在更好。暗讽支遁的光头形象。而谢万的话就非常恶毒了，他认为王徽之拿须发不全做文章太不过瘾了，所以直接拿出支遁更要命的生理缺陷来做文章。“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的言外之意就是支遁的唇和齿是分离而有缺陷的。这个缺陷是什么？余嘉锡先生说：
疑道林有齞唇历齿之病。谢万恶其神情高傲，故言正复有发无关神明；但唇亡齿寒，为不可缺耳。其言谑而近虐，宜林之怫然不悦也。
“齞唇历齿”典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是说登徒子的妻子有兔唇露齿之相。谢万所谓“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的意思，明明是拿支遁唇和齿缺陷来开玩笑，所以引起支遁的强烈不悦。“齞唇历齿”正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兔唇豁嘴儿。
一边是非士族出身，一边是自己先天的生理缺陷。这些都是支遁步入主流社会的严重障碍。但他却克服了这些障碍，以缺陷之身和庶族之背景，在东晋士人文化舞台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支遁能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步入主流社会，应该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他本人的主观努力。支遁出生三年后，西晋灭亡。支遁随世奉佛教的家人流寓江南。在这里，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培养，系统研习内外典籍，尤其精于佛教《道行般若》，道家《庄子》等经典。为日后步入主流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其二是晋人重神轻形的审美取向淡化了支遁生理缺陷的负面效果。尽管支遁嘴部有明显的生理缺陷，但当时主流社会更看重的是他的内在神气：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 （《世说新语·容止》）
知道顾恺之“传神阿堵”典故的人都会记得顾恺之这句名言：“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这句话代表了晋人审美取向的潮流。按照这样的取向潮流，与“黯黯明黑”’“棱棱露其爽”的双眼相比，“齞唇历齿”的生理缺陷显然就不算什么了。
其三是东晋时期佛教盛行的社会背景。与道教在中国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正相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路径是自上而下。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首先是以方术的身份落脚在帝王宫廷。从魏晋开始，佛教走出宫廷，进入社会。而它进入社会的第一环节就是先在贵族社会中流传，从唐代以后才逐渐传入世俗社会。荷兰学者许里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佛教在从宫廷走向社会的传播过程中，东晋门阀士族佛教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士族对于佛教青睐的重要原因是佛教般若学的空论与玄学的贵无思想有很多相通相近之处。二者可以相互发明和印证。因此门阀士族对于佛教和佛教人士有相当强烈的需求和共存感。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包括支遁在内的佛僧人士在魏晋主流社会具有相当大高的地位和影响。他们也非常容易受到士族名士的欢迎和肯定。据《高僧传》记载，支遁刚到京师建康（南京）时，就受到大名士王濛的赞誉肯定：“王长史叹林公：'寻微之功，不减辅嗣。’”（《世说新语·赏誉》）可见在克服门第和形象障碍之后，已经顺利完成弯道超车，进入东晋主流社会的既定目标。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宁稼雨《支遁：综合佛学玄学的士人文化精神代表》，载《文史知识》2021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