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 王国维沉湖之谜
过去北京清华园中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一座，碑文为陈寅恪撰。海宁王静安先生国维，去世已五十五年矣。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于颐和园安澜堂前昆明湖中，临终只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四句话，更无其他遗嘱，一代学人，就这样谜一般地自杀了。
据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长编》载该年六月十六日任公写给梁令娴的信道：
“我本月初三离开清华，本想立刻回津，第二天得着王静安先生自杀的噩耗，又复奔回清华，料理他的后事及研究院未完的首尾，直至初八才返回津寓。现在到津已将一星期了。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深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这时梁任公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负责人，王静安是导师。最早记其死因甚清楚。而人们在惋惜伤感之余，不免思考起他的死因来。甚至有的说罗振玉剽窃了他的稿子，有的说罗振玉欠了他的钱不还，等等不一而足，总是把王国维的死拉扯到罗振玉身上，或是把王国维之死归之于钱，而却很少从性格、信仰、学术理论、政治上分析他的死因，所以，总难免隔靴搔痒之感了。
静安先生弃世时，正在清华国学研究所执教，同时执教的除院长梁启超外，尚有陈寅恪、吴宓，以及在美国去世的赵元任先生。静安先生去世后，陈寅恪先生在一首挽诗中，有一段注解说：
“甲子岁，冯（按：指冯玉祥）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不再辱’，意即指此。遂践旧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即指此言。”
甲子逼宫，是指把溥仪赶出故宫。柯、罗是柯劭忞和罗振玉，即三个人相约同为清朝自杀，另外两个人只是唱唱遗老的高调而已，并不想真死，而静安先生却真的学屈原的样子，跳到昆明湖去死了。日期比端午节还早两天。他一死，一些围着溥仪转准备重做大官的人，拿他大做文章，说他为清朝而死，为他请谥，让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封他为“忠悫公”，并派贝子溥忻上祭，赏陀罗金被并大洋两千元。好像有了他做样子，溥仪就真能够再做宣统皇帝了，又何能理解他的思想信仰呢？
实际上他并未做过清朝的什么大官，也没有功名，只不过是清代末年学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而已。一九一二年在日本写给铃木虎雄的信中云：
“（颐和园词》称奖过实，甚愧。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命运，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
信中不称“朝廷”等词，直称“觉罗氏一姓”，可见他并不以遗老自居。似有忧国忧民之民主思想，而十几年后，在溥仪的内廷行走，给友人写信左一个“上”，右一个“人直”，最妙是给上海蒋汝藻写信，郑重其事借“纱蟒”，说太妃过生日，给太妃拜寿。收到后还说“感荷之至”。真难想像这样有学问的人穿上蟒袍给官里的一个老女人跪下磕头，几乎成为滑稽戏中的人物。相对比同时的梁任公，觉其思想境界相差悬殊矣。
在他跳昆明湖自杀时，清代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儿还多得很，而另一些王公大臣也还活着，在北京深宅大院中，在天津、上海租界地里，照样吃喝玩乐，并没有人去死，而只有他去死了。便又有不少人可惜他的呆气，觉得他太犯不着。静安先生一死，倒变成了一些遗老们的好诗题，浙江诸暨周善培在一首题为《王静安投昆明湖殉国为诗哀之》的律诗中写道：“入地觐天知慰藉，十朝待士竟何如？”好像清朝待读书人真的太好了，所以王静安跳湖殉节。人们却不禁要问：你自己又如何呢？清朝那些血淋淋的文字狱的帐如何算呢？真是莫名其妙！
其死因在其悲观厌世的心态上，还有一重要因素，就是他的长子（罗振玉女婿）王潜明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死在上海。儿媳与他又有意见。丧子之痛，又加家庭不和，对其心理自然也造成很大压力。
静安先生一死，写挽诗的人很多，连跟他相约同死而未死的凤荪老人柯劭忞也写了感怀伤殁诗：
“历历三千事，都归一卷诗。秦庭方指鹿，江渚莫燃犀。管邴君无忝，唐虞我已知。文章零落尽，此意不磷淄。”
“管、邴”是指汉末的管宁、邴原，都是汉末避乱隐居的人物；“不磷淄”是不薄、不黑，哀伤怜惜之意未变。柯凤荪哀悼王静安，没有把他扯到“殉国”、为大清而死等等上去，这是这位清史馆馆长的高明之处，他只是叹息“文章零落尽”而已，从这点感慨王国维之死，多少还沾一点边的。
因为静安先生，不管从哪一方面说，他始终是位学者，而不是清朝的一名官吏。他生于光绪三年，即一八七七年。读书之后，并不是去应科举，而后来是进了学校。一九OO年前后，在上海东文学社读书，学日本文及西方科学知识，一九O一年去日本留学，进东京物理学校。一九O三年任南通师范学堂、苏州师范学堂教习，均教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光绪三十二年，经罗振玉之介，到北京，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当时清政府体制已改革，张之洞任军机大臣兼领学部，不少学者都网罗在学部中。静安先生到京师图书馆任编译，后调名词馆协调。这是在清朝所担任的职务。清代分“官”和“差事”，外官小的如典史、县丞，内官如主事、郎中等等，再小也有个“衔”。差事是具体工作。
严格说来他所任只是“差事”，还够不上“官”。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他才接受了溥仪的伪旨：在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似乎已经身列清秘了。但那已是清朝覆亡后的第十二年了。过了一年多，溥仪就被赶出故宫了。他这个五品俸实际上是连剔庄货也赶不上的破烂。他的学问才华，足以比美他的同乡前辈，康熙时南书房行走的查慎行，但是时代相差太远了。静安先生是很精明的人，这点他怎么会不明白呢？不过也亏得他死得早，不然也许会跑到“满洲国”，出现更可悲的身败名裂的情况，那就更是千古恨事了。
在他死前没有多久，正值清华园花开之时，湘人章孤桐（士钊），蜀人曹纕蘅（经沅）曾去清华看他。死后挽诗起句云：“匆匆执手记花时，危语辛酸最可思。”亦可想见他当时的思想情况了。章行严先生死去多年，可惜生前没有写点回忆王静安的文字。陈寅恪有挽观堂长诗，序言对其死因从文化理论上论述甚当。现在《寒柳堂集》已出版，读者可以去看，无须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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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