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好：再论曹操

曹操（155—220年）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这已经是史学界的共识。对于曹操的研究能否真正摆脱纯粹的理性批判，悉心梳理历史和《曹操集》所留下的史料，回归历史语境中，以历史描述的方法还原一个真实的曹操？本文虽也考证史实，辨别疑案，论述思想，阐述贡献，分析文学的主体特征，但摆脱模式，脱去桎梏，回归历史原点，还原真实的曹操，则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简要地说，曹操是“命世之才，超世之杰”，也滥杀无辜、清除异己；“揽申、韩之术”，也崇尚经传儒学；重构“汉官威仪”，也权欲膨胀，阴怀“不逊之志”。正因为思想、性格乃至于历史贡献、社会影响多元复杂，才会有说不尽的曹操。

一、还原曹操的真实面目

如果从史籍记载讨论基本史实、评价变化及其深层原因会发现：真实的曹操家族因“莫知所出”而不可考；特殊的家庭出身和家族地位，造就了曹操复杂的性格；复杂的性格和史学家的政治倾向，导致对曹操的评价也纷纭复杂。唯有拨开历史迷雾，才能还原人物本质属性。

曹操丰富的人生可谓一部汉末风云录，然而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出身家世如谜一般。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曹操出生于一个宦官家庭。《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曹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曹嵩，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操。”虽然史书给曹操的出身攀上了高门——西汉相国曹参之后，然而接下来的记载却令人啼笑皆非。曹操祖父曹腾是一位宦官，无法生育，收养一位不知“生出本末”的曹嵩，曹嵩生下曹操。这位曹嵩，虽官至太尉，却并非凭借才能事功，而是贿赂宦官，花一亿万钱买官所得。以这种方式获得高官，大约很为世族所不齿，史家所不屑，因此《后汉纪》《后汉书》以及《三国志》都没有详细记载。唯有《曹瞒传》中说嵩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叔父，但是后来曹家与夏侯氏多有联姻，古代“同姓不婚”（《国语·晋语四》），汉魏依然如此，所以这一说法颇受后人怀疑。陈琳《为袁绍檄豫州》说曹嵩乃“乞丐携养”，反而多为史学家所取信。若然，曹嵩则是乞丐收养的一位流浪孤儿，后来侥幸被曹腾收为养子，凭借曹腾的地位和财富才逐渐发达起来。

从血缘上说，曹操与曹腾毫无关系，与相国曹参更无瓜葛。唯一有直系血缘关系的是曹嵩，可是曹嵩身世不明，无法追溯自己家族的真正渊源，不得已只好以曹腾的世系作为自己家族的渊源。后来曹氏修撰家谱时，曹操也就以曹腾一族的嫡传自居了。这种特殊的家世背景，使曹操的出身既不能说是高门世族，也不能算是寒门庶族；对于曹操而言，祖父曹腾既是家族辉煌的奠基者，又成为“赘阉遗丑”的耻辱标志。因此，曹操一方面炫耀“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述志令》），另一方面又以士族自居，对汉末宦官专权恨之入骨，自以清流集团为伍；一旦权力在手，对宦官势力的打击也毫不手软，正是出于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

青少年时期的曹操，性格就相当复杂。《三国志·武帝纪》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所谓“少机警”，按照《曹瞒传》记载，仅仅是孩童的恶作剧而已。因为家世优裕，少年曹操游手好闲，“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叔父看不下去，就劝说兄长曹嵩约束曹操。曹操自然不爽，于是想出一条“机警”之策，破坏了父亲对叔父的信任。曹操一次外出，途遇叔父，立即佯装眼斜口歪，欺骗叔父，说自己突然中风。叔父告诉曹嵩，嵩大惊，急忙召唤曹操，却见其面貌如故，问明缘由，操说：“我本未中风，叔叔不爱我，所以冤枉我。”此后，叔父每有所言，嵩都不相信。这一恶作剧固然可以看出少年曹操机警狡诈，但说“有权数”则未免深文周纳。稍长之后，曹操并未改变“游荡”习性，不过由顽童转变为侠士而已。起初，曹操与袁绍也是沆瀣一气的公子哥们。俩人故乡并不远，袁绍自高祖袁安为司徒以下，四代官居三公，曹操虽非世族，毕竟祖父曹腾、父亲曹嵩也身居高位，家境相差不大。加之，俩人皆“任侠放荡”，同气相求，游学洛阳，就成为好友。起初，俩人的任侠行为仍带有少年恶作剧的性质，《世说新语·假谲》所载俩人劫夺别人新妇，即为明证。由于家世背景特殊，历史给了曹操一次人生转折。“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三国志·武帝纪》）。只是后来在皇帝废立问题上，俩人政治观点不同，逐渐反目，最后兵戎相见。

初入官场的曹操虽然还带有侠士的性格，但与早期“游侠放荡”已有不同，属于“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荀悦《汉纪·孝武帝上》）之类。任洛阳北部尉时，为整治洛阳城的秩序，造五色棒悬挂于公廨大门，“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一个掌管京城北门治安的小官，竟敢棒杀颇受灵帝宠爱的宦官叔父，不畏豪强的凛然正气已初露锋芒。被征拜议郎之后，有两件大事可见曹操早期的性格。第一件，灵帝即位初期，窦武、陈蕃因为谋诛宦官，事泄被宦官所杀，曹操上书，陈述窦武等人“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雍塞”，言辞慷慨激切，要求重新审理窦武、陈蕃冤案（《上书理窦武陈蕃》）；第二件，灵帝下诏，敕令三公，罢免州县不合格的官员，然而“三公倾邪，希世见用，货赂并行，强者为怨，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曹操对此痛心疾首，上书切谏，直指三公“举奏专回避贵戚”（《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虽两次上书都未被灵帝采纳，后来也因政教日益混乱，曹操见无力回天，“遂不复献言”，但“救时难而济同类”的侠士性格却毕露无遗。所以，迁官济南相后，见属县官吏“依附贵戚，脏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因权臣专朝，贵戚横恣，曹操不愿违背道义，取容权贵，屡屡忤逆，又恐遭到陷害，于是在中平四年（187年）托疾归乡，自称“筑室城外”，以“习读”“弋猎”自娱。这次归乡时间十分短暂。中平五年（188年）十一月，曹操被朝廷征为典军校尉。后来董卓入京，专权乱政，朝纲不可收拾。于是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招募兵马，举义兵讨伐董卓，从此走上别样的人生道路，并最终登上政治舞台核心。

曹操初入官场敢言敢为的通脱性情，严厉严酷的执法风格，以及后来唯才唯功的人才观念，轻上轻君的处事风格，实际与他早期的侠士性格有一定关系，也导致当时人们对曹操褒贬不一。太尉桥玄初见曹操，就“玄见而异焉”，并谓之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后汉书·桥玄传》）后来在《祀桥太尉文》中，曹操深情回忆说：“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这时，曹操已经入道做官，但资历尚浅，影响有限，桥玄竟然看出曹操是乱世中安宁天下苍生的人才，确实眼光老辣。因为桥玄的社会地位和威望，这一赞誉提高了曹操身价，引起了社会精英的注意，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直至曹操已经身居宰辅、叱咤风云之时，仍然感慨“士死知己，怀此无忘”。所以在进军官渡、驻军于谯时，回望桥玄墓陵，悲怆之情难以自抑，祭奠墓陵，亲作祭文。

曹操由文官成为武将，由入谏君主、整治州郡的廉正官吏成为扫清天下、匡正汉室的股肱重臣，也得力于友人帮助。曹操“间行东归”时，途径中牟，当地亭长怀疑他是逃犯，将其拘捕，送至县衙，一位功曹知是曹操，“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释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从而使之逃过一厄。《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东归故乡后，“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其实，在曹操募集义兵，卫玆对曹操影响也至关重要。曹操初至陈留（今河南开封境内），拜见当地侠士卫玆，卫玆一见，就认为“平天下者，必此人也”（《三国志·卫臻传》）。立即劝说曹操募集兵马，安邦靖国，“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并且追随曹操征伐天下。以上事实说明，当时上至太尉，下至小吏、侠士，都认为曹操是能够安定天下的豪杰之士。

然而，事情也并非如此简单，争议的评价也接踵而至。当时以善于识人著称的许劭、许靖兄弟创立了著名的“月旦评”，品评当代人物。许劭品目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该评价影响极大，与东晋孙盛《杂记》记载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时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构成了后代评价的主线，后者影响尤为深远。事实上，曹操杀吕伯奢一家，背景十分复杂，各家记载也不相同。《魏书》记载是伯奢家人劫掠曹操马匹、器物，操不得已而自卫杀人；《世语》记载是操怀疑伯奢家人欲加害于他而杀人，二书均无“负人”“负我”之言。《世语》《杂记》都属于小说家言，史料并不可靠。但该事件经过《三国演义》的渲染，后人误认为历史真实，成为曹操永远无法洗刷的罪名。后来，随着“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策略的成功运用，曹操迅疾登上历史舞台中心。伴随军事纷争，政治上的诛伐也蜂拥而至，最典型的是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桡折栋梁，孤弱汉室，除忠害善，专为袅雄。”于是，“名为汉臣，实为汉贼”的标签从此牢牢粘贴在曹操身上，几乎成为定评。

在历史著作中，曹操也是一个特别具有争议性的人物。褒赞者谓之“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如《三国志·武帝纪》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陈寿评价集中于三点：一是运筹帷幄，以武力平定天下；二是因材施任，对人才既往不咎；三是总揽帝王政务，最终成就曹魏大业。陈寿的史学观虽然体现了西晋统治者以曹魏为正统的政治取向，但从宏观上说，这一评价大体上还算允当。东晋袁宏《后汉纪·献帝纪》，虽对曹操也有微词，对曹丕禅汉尤其不屑，但记录有关曹操的史实，大抵依据《三国志》。到了范晔《后汉书》，情况发生了逆转。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详细比较了《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的不同，发现《三国志》所记载的献帝对曹操的所有封官赐爵，到了《后汉书》，一律改为曹操自我加官进爵。如此一改，就坐实了“名为汉臣，实为汉贼”。到了唐代，刘知几《史通·探赜》甚至认为，曹操比历史上田常、王莽的罪恶不啻上百千倍。此后，宋代萧常、元代郝经分别著《续后汉书》，在《曹操传》中口吻虽有不同，但“大奸”身份却确定不移。萧常称“盖其假大义以欺世盗国”，“自古阉寺之祸莫惨于此”；郝经称“至其临终，涕泣咿嘤以托儿女，分香析履，衣服组绶，无不付畀，乃不一及禅代。此其大奸，以一死欺天下后世者也”。我们关注《三国演义》的“拥刘反曹”现象，殊不知历史学家的“反曹”倾向比小说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双向推动下，真实的曹操被其制造的层层迷雾遮盖了。

评价曹操差异如此之大，与史学家所处的时代及其在历史叙述中寄托的特殊政治倾向有关。当时的评价有两种：一是人物品评，如桥玄、许劭，俩人从曹操早期的才华、个性和行为中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同，许劭虽有“清平之奸贼”的负面评价，但曹操终其一生也没有迎来“清平”之世，因此不可能呈现出“奸贼”的一面，后人引申，谓之“奸雄”，恐怕也是许劭始料未及的。二是史书记载，如《魏书》《杂记》，前者是魏末官修正史，后者是人物杂记。官修正史体现统治者意志，记载曹操以正面为主；人物杂记追求表达的艺术效果，记载曹操不乏文学之笔。因此对两者的记载和评价都必须作具体分析，不可不信，不能全信。还有一部特殊的野史《曹瞒传》，虽然叙述语气不恭，却能基本尊重史实。后代史书《三国志》时代最早，系私修史书，虽因陈寿仕于晋而带有西晋意识形态的特点，但是陈寿有良史之才，在为统治者回护中仍能秉笔直书，记载的史实基本可靠。

袁宏《后汉纪·献帝纪》涉及曹操的史实多同于陈寿，然而对于魏移汉鼎，直接采取批判的态度。范晔《后汉书》通过曹操“自领司隶校尉”“自为司空”，乃至后来“自为丞相”“自立为魏公”“自进号魏王”等行为，凸显了曹操操弄权柄、慢君轻上的不臣之心。后来史家更进一步拉黑曹操形象，其慢君轻上的不臣之心又逐步演变为乱臣贼子、欺世盗国的奸雄，究其源头实由范晔开其端，萧常、郝经扬其波，刘知几则走向极端。再经过《三国演义》的渲染，到京剧的脸谱化，曹操逐步成为一个“奸雄”的文化符号。

其实，还原曹操形象最为简捷的方法，仍以《三国志》为基本史籍，以《曹操集》为认知对象，脱去符号化的思维认知方式，庶几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上的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应该是曹操的基本属性。

二、曹操的思想特点

从后世评价以及自我行为看，曹操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然而，陈寿仅用“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概括其思想的特点，既抓住本质，又过于简略。曹操一生戎马倥偬，其价值取向在于“立功”而不在于“立言”。因此，除了《述志令》以外，我们很难看到他关于自己思想的直接表述。如果考察行履，钩沉诗文，则可看出曹操的思想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以儒家思想为底色，二是以申韩法术为核心，三是治乱与治平采用不同的治政方略。

通经为吏，是两汉既定的举官方针，经学教育一直是两汉官学和私学的主要内容。万绳楠依据亳州曹氏宗族墓群，考定曹操十四岁之前在谯县曹氏宗族田庄度过，主要学习小学和武学，打下了文才武略的基础。又依据《续汉书》，考定曹操十四岁以后，游学洛阳，入太学，为诸生。年二十举孝廉，为郎官，所走的“也正是东汉给太学生安排的一条做官的道路”［1］。无论是宗族小学，还是国家太学，都以经学为主。《曹操集》今存“好学明经”（《失题》）的残句，也能证明曹操早年以通经为学习目标。曹操被举孝廉后，先后任顿丘令、议郎。光和元年（178年），因为堂妹夫彊侯宋奇被诛，连坐免官而隐居故乡。光和三年（180年），灵帝诏命公卿举荐能通《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者，征拜议郎。曹操因为“能明古学”，再次被征议郎。可见，曹操少年以学习经学为主，青年也因为博通经学而被举荐为官。无论从早期教育还是立身之本上说，曹操的思想都是以经学为根基。

曹操后来的军旅生涯中，也孜孜向学。《魏书》记载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操博览群书，如“武策”之类，“经传”始终是阅读的经典，奠定了以儒学为底色的思想特点。他虽出身宦官之家，却努力跻身于清流士林。青少年在洛阳期间，也是清流士大夫和宦官集团斗争白热化时期，他毫不犹豫参与同宦官集团的斗争之中。上文列举的上书灵帝，或要求重审窦武、陈蕃被宦官所杀的冤案；或揭露“三公倾邪，货赂并存”，或切谏“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足以说明，青年曹操以仁人志士的儒学精神立身，行为的本质也与清流士大夫集团并无二致。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度关山》：“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铄贤圣，总统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侯，何有失职？”渴望恢复上古社会君主圣明、大臣贤明、百姓休养生息的和谐社会状态，虽其中浸透道墨二家思想，但上古大同、以民为本的思想则又属于儒家。而《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戴。”突出“仁政”“教化”“推恩”，则几乎完全出自孟子仁政思想。

董卓之乱，关东举义兵讨卓，然袁绍、袁术之流却踌躇不前，坐失良机，唯有孙坚、曹操与董卓死战。故王夫之说：“天下皆举兵向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坚而已矣。其次则操而已矣。”（《读通鉴论》卷九）即使兵败汴水，为流矢所中，曹操仍劝说张邈等不得迟疑不进，丧失天下复兴汉室的期望。可见，曹操实则系心王室，意在清君侧，靖天下，恢复汉官威仪。王夫之又说：“当是时，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以操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后事而归恶焉尔。”（《读通鉴论》卷九）当然，最受后代史学家误解的莫过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接献帝，建都许昌。无论对汉室还是曹操而言，都是历史的转折。事实上，曹操当初未必包藏祸心，仅仅为“令诸侯”而“挟天子”。“挟天子”固然可以获得政治话语权的优势，但是平定天下，勤心王室，的确是曹操前期的人生志向，这可以在《善哉行》（其二）中得到旁证。这年正月，曹操准备迎天子于许昌，因为董承、袁术的阻难而愿望成空。“虽欲竭忠诚，欣公归其楚”，欲尽忠朝廷而不得，却仍然为天子回到洛阳而欣慰。但是，“快人由为叹，抱情不得叙。显行天教人，谁知莫不绪。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今我将何照于光曜，释衔不如雨”。按照曹操通脱率直的个性，不见天子的铭心刻骨之痛，显然是发乎心而出乎诚，这一时期的曹操是儒家“君君臣臣”政治伦理的坚定恪守者。即使势力煊赫之后，也反复以儒家所称道的周公自比，恐怕也难说是掩人耳目的谎言。即使在被封魏王之后，也不愿代汉自立。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孙权上书称臣，曹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火炉上邪！’”孙明君说：“从史实看，曹操代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一是三国鼎立局面已形成，一时间三国无法互相吞并。二是在北方，曹操即戎30余年，经营日久，早已是实际统治者。三是妨碍他文王事业的人物已被铲除(如荀彧、孔融)，几起图谋兴汉的事变被及时扑灭。……而曹操却宁愿终生只作周文王。”［2］显然，儒家政治伦理观念始终对曹操具有重要影响。

简要地说，曹操在教育背景、文化取向上，始终以经学为主体；在社会理想、政治伦理上，也以儒家为指归。所以，他的诗歌及文章都渗透着大量儒家思想，几乎涉及全部经学著作。虽已“揽申韩之术”治军，却能不株守传统，着力处理好两种关系，也仍然保留有儒学的底色。

第一，富国与足民的关系。建安元年定都许昌后，曹操的身份由一位为国讨逆的军阀转变为国家的实际执政者，思考问题的角度由原来重视扩张势力、掠夺战争资源转变为如何治国御民。曹操执掌国家政权之后，推行的第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就是屯田制。建安元年曹操下《置屯田令》，将其作为“强兵足食”的“定国之术”，并取得了极大成功。于是又由“军屯”推行“民屯”，由政府配给土地、耕牛及其他生产工具，按照所配给的耕牛数目，交纳租粮。推行的第二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是抑制兼并。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下邺城，占领整个冀州。冀州过去一直在袁绍统治下，土地兼并严重。东汉末年采用“户调制”（按户征收赋税），豪强世族兼并土地，再租给农民耕种，农民既要向豪强交纳地租，又要为豪强交纳政府税粮，双重赋税使农民“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另外招揽流民，窝藏罪犯，使这些流民或罪犯由国家人口变成私人奴隶，豪强通过隐匿人口，逃避政府征收赋税，剥削奴隶的剩余劳动价值。曹操在打击土地兼并的同时，采取按亩征收的措施，“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丝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抑兼并令》），杜绝了“弱民兼赋”的现象。既保证了国家税收，又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由于当时连年征战，百姓流离失所，产生了大量流民，实行屯田，抑制土地兼并，既解决了流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打击了豪强世族势力，也增加了国家税收。这两项治国方略，客观上具有富国、足民的双重意义。

第二，唯才和唯行的关系。不重德行，唯才是举，是曹操用人的一大特点。然而，要利用赏罚为杠杆，建立合理高效的人才队伍，就必须处理好唯才与唯行的关系。曹操是汉代以来公开宣称“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第一人。他三次下令招纳贤才：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210年），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反思原因，固然有瘟疫、北方军士不习水战等客观因素，但缺乏明断直谏、运筹帷幄的英才也是重要原因。曹操数次遗书荀彧，追思郭嘉，甚至认为假使郭嘉在世，不会遭此败北。于是下《求贤令》强调“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同时又注意笼络荆州北归人才，宣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被封魏公之后，希望魏国内部建立一套完整的等同于朝廷的官僚体系，于是又下《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敕令有司选择“进取之士”，不可因为“士有偏短”而弃之不用。使“士无遗滞，官无废业”，将魏国打造成能够超越汉室的独立王国。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被封魏王后，乌桓、匈奴单于立刻遣使朝见魏王，魏王已俨然乎天子。历史发生了转向，曹操的心态也随之转向。虽然终身没有代汉自立，但不臣之心却开始膨胀。于是又下《求逸才令》，举才标准一如既往，举才范围则进一步扩大。

对于曹操来说，举才的目是为我所用，一旦人才入我彀中，考察的标准唯在于“行”，即人才的实际行动能力。不尚浮华清谈，听言责事，举名责实，或可运筹帷幄，或能攻城野战，或堪牧民治政，是曹操考察人才能力的基本准则。

在他的麾下，荀彧、郭嘉、田畴等以运筹帷幄胜；夏侯惇、曹仁、徐晃等以攻城野战胜；枣祗、任峻、吕虔等以治政牧民胜。功利主义是曹操根深蒂固的人才观，不问来历，唯论事功。夏侯渊平定陇右，《褒夏侯渊令》赞美说：“宋建造为乱逆三十余年，渊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前。”甚至谦称自己也有所不及。然而，渊守汉中，失地丧身，《军策令》又贬之说：“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曹操明确告诫其子：“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诸儿令》）这是典型的“一断于法”法家观念。可见，曹操虽“揽申韩之术”，但又有汲取与扬弃。其采取的强兵富国方略，不是建立在掠夺百姓而是“足民”的基础上，使其法家思想浸透了“民本”色彩，而其轻德重才的观念也不是用人主调，只是生遭乱世采用的战时政策而已。

治乱与治平采取不同谋略，是曹操思想的本质特点。曹操恪守治乱和治平的不同谋略，集中在举荐人才和意识形态两方面。从举荐人才上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功德论》）。国家安宁，用人重德；多事之秋，必先事功，这是曹操总结得出的结论。管仲爱财好色，宁戚出身微贱，协助桓公成就霸业；郦生高阳酒徒，陈平身负污名，辅佐高祖夺取天下。这种人才观，后人也多有认同，贞观六年（633年）魏征回答太宗如何选才时也说：“乱代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贞观政要》卷三）此外，尚须说明两点：一是曹操麾下真正道德亏损者并不多见，令人切齿者唯有郗虑、路粹。郗虑虽非曹操麾下，在政治上却属于曹操死党。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为丞相，郗虑为御史大夫，郗虑望风承旨，立即着手打击曹操政敌孔融，先“以微法奏免融官”，然后又构陷孔融，竟夷其族。建安十八年（213年），又亲手替曹操除伏皇后、鸩杀太子，皇后家族死者数百人。路粹是曹操军谋祭酒，为人虽没有郗虑毒辣，但人格卑下却毋庸置疑。构陷孔融的奏表正是出自路粹之手，孔融《临终诗》曾用“三人成虎”的比喻，表达对路粹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愤怒。路粹这种凿空坐实、颠倒是非的手段，令当时士林颇为不齿，乃至韦诞以“性颇忿鸷”即本性狭隘凶狠评价之。但是，遍检《三国志》，在曹操阵营中如郗虑、路粹者并不多见。二是曹操取士始终坚持双重标准，如《表称乐进于禁张辽》“质忠性一，守执节义”；称赞荀攸具有“温良恭俭让”的品质（《又称荀攸令》）。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是崔琰和毛玠。崔琰少学郑玄，早年被袁绍所辟，曹操破邺，辟为从事别驾，后为东曹掾。曹操《授崔琰东曹掾教》说：“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由此可知，崔琰以儒学立身，有伯夷之廉，史鱼之直，守经据古，不阿当时。所以任为东曹掾，就是希望为天下士子树立楷模。毛玠与崔琰同掌东曹掾者。玠少为县吏，即以清廉公正著称，后来避乱鲁阳，曹操辟为治中从事，后擢为东曹掾，与崔琰共掌官吏选举。二人所举荐官吏，都是以儒家为立身的清廉公正之士，因此“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曹操感叹：“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毛玠传》）重用崔琰、毛玠，赞赏举官以儒学文士为主，深刻反映了曹操后期取士制度的微妙变化。

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是曹操磊落胸襟的重要表现。其《薤露诗》追述汉亡的历史教训，“惟汉廿二载，所任诚不专”，所任非人，是汉室式微的重要原因。唯因如此，曹操治理军政，以用人为首。其用人也，据其大节，不拘小谨，且持正公平，不因私废公。《三国志·郭嘉传》记载：“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郭嘉是重要谋士，曾在北征乌桓时，建立奇功，不幸早逝，曹操忧伤不已。《与荀彧书追伤郭嘉》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但郭嘉生前因不重操守品行，数次遭到陈群弹劾，曹操既推重郭嘉的坦然通脱，又欣赏陈群的执法持正。尊重人才的个性，秉正法律的严明，是曹操用人和治政的一贯作风。他曾高调宣称：“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曹植私开司马门，他愤怒地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今“另吾异目视此儿矣”（《曹植私出开司马门下令》）。曹操求贤若渴，又不求全责备，曾三次下求贤令。取士的标准是“有治国用兵之术”，且勇于“进取”。不论出身，“明扬仄陋，唯才是举”；不论德行，不仅“被褐怀玉”者可用之，“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者亦可用之。我们对曹操的用人政策，曾产生诸多误解，认为唯有曹操取士重才轻德。其实，曹操乃鉴于“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的历史教训，汲取历代乱世帝王取士经验而做出的基本判断。稽之史实，前代乱世中的帝王、诸侯用人无不重才轻德，汉高祖也不例外。前人用而不言，唯有曹操开诚布公地颁布了取士“告示”而已。这是其胆略过人处，也是其性格通脱处。

总之，无论从官僚队伍的人员构成，还是后期举官政策变化看，曹操的实际行为与所宣称的人才政策，都有不小的错位。不仅注重“赏事功”和“尚德行”二者并举，后期还由“赏事功”逐步向“尚德行”位移。实际上他已经为治平之世的到来，做好了官僚队伍建设的准备，为后来曹丕禅汉自立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

从意识形态上说，“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拜高柔为理曹掾令》），是基本建构模式。汉末乱世，虽然儒学从意识形态的主体上跌落下来，但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却积淀于社会心理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后，不仅明确宣称效法前贤，效忠王室，如《述志令》曰：“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而且采用“治定”“拨乱”的不同治国方略，笔者对此曾有专门论述①。所谓“治定”，正是曹操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复兴儒学。为此采用了四种基本方式：一是从行为层面推行儒家伦理。《让礼令》说：“里谚曰：'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曹操引用里谚，说明谦让从自我做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提倡礼让是儒家的基本伦理精神。二是从出处层面倡导儒家道德。《让礼令》又说：“辞爵逃禄，不以利累名、不以位亏德之谓让。”虽然儒家并不否定“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然而这里的“名”是道德之名，而非浮华之名；儒家也不否定“位”，“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然而前提是“为政以德”。曹操强调，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都必须以义为先，以德为本。三是从社会层面树立儒家人格。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途经卢植故乡涿郡，立即命令丞掾祭奠卢植，重修坟墓。曹操如此推重卢植是因为他“学为儒宗，士之楷模”，是国家贞正耿直之臣（《修卢植坟墓令》）。四是从教育层面复兴先王之道。社会动乱破坏了国家教育体系，时局稍安，曹操就马上兴办学校，推行儒学。建安八年（203年）颁布《建学令》，对于动乱所造成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毁颓痛心疾首，“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可见，无论在意识形态的建设上，还是在君臣观念的认同上，曹操的思想根基仍然建立在以儒学为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只是不再株守传统的礼法之用，因时适变而已。即使后期，权力膨胀已失去制约，不臣之心也潜滋暗长，曹操始终没有代汉自立，其中儒学思想的潜在约束力量也是原因之一。刘振东认为：“曹操并不像某些割据者那样仅仅引用一些经典条文作为虚饰，而是把自己从法家那里吸收来的行为原则与儒家的基底结合起来，以原始儒家的观念作为法家行为的依据。”［3］46简言之，将申韩之术叠加在儒学的底色上，唯才是举的口号仍然包裹着儒家道德准则。曹操的思想虽错综复杂，然以儒为体，以法为用，则是其显著的特点。这对后代统治者的治国御民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曹操的历史贡献之一。

三、曹操的历史贡献

从历史横断面上考察，曹操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极力维护汉末国家统一。他虽然有强烈的政治利己主义倾向，后期也有明显的不臣之心，但安邦定国、统一天下却是其矢志不渝的人生理想，表现在维护汉室稳定、重建国家制度、平定军阀割据三个方面。所谓“奸雄”，只是后人强行贴上的政治标签而已。在维护汉室稳定上，曹操始终如一。虽也崛起于汉末动乱，但并非如二袁、刘表、孙权、刘备那样，企图割据一方，觊觎王权，而是始终以“周公吐哺”的热忱，重构“天下归心”的政治向心力，维护汉室稳定，追求国家统一。曹操政治生涯集中于灵帝和献帝两代。东汉自和帝之后，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朝政。到了桓灵之际，再经过两次党锢之祸，“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后汉书·党锢列传》），灵帝光和七年（184年）爆发黄巾起义，汉王朝走向衰落。这一历史过程中，曹操始终坚定地维护汉室稳定，至少在形式上为保持国家完整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平五年（188年），冀州刺史王芬等人密谋趁灵帝北巡之时，废灵帝、诛宦官而另立合肥侯为君，并企图拉拢曹操，结成政治联盟。曹操作《与王芬书》，严词拒绝，表现了他对汉室的忠心，也显现出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王夫之指出：“王芬……废帝立合肥侯，使其成也，亦董卓也，天下且亟起而诛之，其亡且速于董卓。”（《读通鉴论》卷八）初平二年（191年），袁绍、韩馥又谋废献帝，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又作《与袁绍书》再次严词拒绝。后来，袁绍得到一枚皇帝玉玺，公然向曹操炫耀，曹操看清了袁绍企图僭越称帝的政治野心，立即与之分道扬镳，并生灭袁之心。官渡之战就是为阻止袁绍企图举兵攻打许昌，灭袁本质上也是清除政治异己，维护汉室稳定。此外，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僭越称帝，曹操亲自率兵征讨，破军斩将，袁术被迫取消帝号，穷途末路而死。其《述志令》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虽然语气倨傲，却也符合基本历史事实。即使势力鼎盛、独断朝纲之时，曹操仍然坚持维护汉室稳定和国家统一。他常自比周公、齐桓，对他们始终如一奉事周室赞赏不已（《短歌行》其二），所奉行的乃是“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述志令》）的人生理想。而天下分崩的形势下，维护代表着秩序的汉室完整，对于有效阻止国家进一步分裂具有非常积极的历史意义。曹操毕生追求国家统一，虽统一之志不遂，然所开创的曹魏基业，则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制度上奠定了西晋统一的基础。

在重建国家制度上，曹操贡献突出。建安元年，曹操迎接天子，建都许昌。此前，学界多强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面。用一“挟”字凸显曹操的政治野心，似乎迎天子、都许昌，唯在获取压倒其他军阀的政治优势，忽略了曹操此举对重建汉末王朝国家制度的意义。中平六年（189年），灵帝崩，少帝刘协即位，何进专权，汉室已经衰微。何进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谋诛宦官不成，不仅自己身死宦官之手，而且少帝也遭宦官张让、段珪劫持，奔走小平津，经卢植奋力救驾，才狼狈不堪地返回京城。然而，回到京中，旋即遭到董卓废黜，另立陈留王，是为献帝。董卓狼戾不仁，滥杀朝臣，淫乱宫闱，朝政更是混乱不堪，王权已经完全旁落。初平元年（190年），关东起兵讨伐董卓，卓弑杀少帝、皇后，焚毁洛阳宫室，发掘汉室陵墓，迁天子于长安。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杀，其部下李傕、郭汜又攻陷长安，互相残杀，致使吏民死者万余人。更有甚者，李傕竟然将天子扣押军中，作为人质，“烧宫殿城门，略官寺，尽收乘舆服御物”（《三国志·董卓传》）。后来，灵帝虽侥幸出奔杨奉营中，并与杨奉、董承返回洛阳，途中又兵败于弘农曹阳，李傕等“纵兵杀公卿百官，略宫人”，最后天子恓惶进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正是在这时，曹操“乃迎天子都许”（《三国志·董卓传》）。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第一，经过何进、董卓、李傕和郭汜之乱，两京倾覆，天子颠沛，如此狼狈，何曾有半点“汉官威仪”？第二，兵败曹阳之后，唯有“太尉杨彪、太仆韩融近臣从者十余人”，朝廷官僚体系摧毁殆尽，何曾存在半点“国家职能”？第三，朝廷官员回到洛阳，居食无着，宫中官吏竟然饿毙于残墙断壁之下，天子也命不保夕，何曾能行使半点“皇权意志”？第四，天子几乎深陷绝路，朝廷几乎彻底崩溃，而“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即使出身四世三公的袁绍，也不愿听从部下郭图的建议，迎天子都邺，何曾有一人真正“赴身国难”？此时的汉王朝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距离灭亡仅一步之遥了。正是危急时刻，曹操击破汝南、颍川的黄巾军，迎天子于洛阳，才使天子绝处逢生，王朝免于覆亡。后来，因洛阳残破，不得已迁都许昌，曹操一方面将家中所收藏的宫中器物奉献朝廷，以恢复天子的汉官威仪（《上器物表》《上杂物疏》）；另一方面又着手重建朝廷的官僚体系，“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三国志·武帝纪》）。可以说，董卓乱政之后，是曹操将汉王朝从垂死的边缘拉回到正常的国家轨道，恢复了丧失殆尽的国家制度和皇权意志。王夫之论曹操说：“出天子于棘篱饥困之中，犹得奉宗庙者二十余年，不但以折群雄之僭，即忠义之士，怀愤欲起。”（《读通鉴论》卷九）

建安十八年，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将“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乂”，作为“此又君之功”，称赞“君有定天下之功”（《三国志·武帝纪》），恐怕不仅是公文客套，也陈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如若没有曹操，汉朝王室恐怕早已万劫不复了。后来，因为曹丕禅汉建魏，历史学家或因史识有限，或因时代原因而别有政治寄托，将曹操这段历史贡献也一笔抹煞了。

在平定军阀割据上，曹操无人可比。一生戎马倥偬，亲冒矢石，九死一生。早年起兵讨伐董卓，举身奔赴国难。建安以后，征袁术，讨袁绍，擒吕布，降张绣，北征乌桓三郡，南下荆州刘表，西取汉中张鲁，虽有赤壁之败，其志不遂，最终形成三国鼎立格局，但在统一北方、结束军阀割据上，仍是他人无可比拟的。尤其是曹操北灭乌桓，兵平凉州，单于请和，北夷来朝，不仅统一了北中国，而且平定了汉代以来一直棘手的北方边患。在讨伐逆贼、平定军阀的战争中，曹操取得辉煌成就，主要有三点超越群雄：

第一，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曹操能够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主要取决于其高远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他都能以超卓的政治睿智，洞察军事发展的战略走向。他分析军事态势，能摆脱单纯军事的视野，从整体战略着眼。董卓乱政，关东举兵，推袁绍为盟主。然而各路军阀各怀野心，造成“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的延宕局面。曹操劝绍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董卓的战略失误在于：不能以王室为核心凝聚政治向心力，不能依凭历代赖以存国的山川之险，反而“焚烧宫室，劫迁天子”，造成天下动荡，摧毁了皇帝偶像，丧失了士民依附皇权的政治凝聚力，从而自蹈险境，故可“一战而天下定”。然而，袁绍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当断不断，丧失了击败董卓的良机。纵观之，曹操分析董卓必然失败的结局，能从战略位置、政治资源、人心向背上洞察军事大势，何其高屋建瓴！非大政治家不可识之。

第二，师出正义的战争策略。曹操征战大多所战必捷，并非仅在于善用奇谋，也在于深谙人心向背，故每次举兵至少在名义上师出有名。建安之前，曹操绝少为抢夺地盘人口而同室操戈。举义兵讨伐董卓，最初挑起内讧者虽是公孙瓒，却由袁绍引起。袁绍巧夺韩馥统治的冀州，首开军阀抢夺地盘、割据为主的灾难。所以鲍信愤怒地指责袁绍自生祸乱，罪同董卓。曹操则不然。建安之前，从不同室操戈，在袁绍胁迫韩馥巧夺冀州时，黑山贼寇于毒、白绕、眭固等率十余万人进攻魏郡、东郡，曹操亲自率兵先破白绕，次年又大败于毒、眭固。曹操所征讨对象是汉室逆贼，所占领地盘是逆贼的巢穴，与袁绍的军事行为有本质不同。建安之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奉辞伐命。在战争方略上，曹操往往善于利用对方的不义之举而兴兵征讨，未战而占据了战争伦理的正义制高点。官渡之战，袁绍的惨败乃因为“是时袁绍……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三国志·武帝纪》）。袁绍虽是曹操劲敌，但名义上仍是朝廷命臣，所以绍不举兵犯境，操也按兵不动。此次袁绍悍然率兵攻打天子之都，显然师出无名。双方未战，正义的天平已经向曹操倾斜。王夫之说：“绍导之，操乃应之；绍先之，操乃乘之；微绍之逆，操不先动。虽操之雄杰智计长于绍哉！抑操犹知名义之不可自我而干，而绍不知也。”（《读通鉴论》卷九）将政治策略有效地运用于军事，正是曹操的高明处，岂止于纵奇兵火烧乌巢！

第三，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自征讨董卓算起，直至去世，曹操在马背上整整度过三十春秋。在读曹操北征乌桓凯旋途中所作的《观沧海》，我们感叹其“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吞吐日月、包举星汉的壮阔境界，何曾想过北征乌桓过程何其艰辛备至！为了不引起乌桓注意，必须掩其不备而突然袭击，曹操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行军路线。自东汉以来，这条道路就已陷坏断绝，近两百年无人通行，曹军凿山填谷五百余里，才进入乌桓境内。大军直至白狼山，才被乌桓发现，仓促应战，大败而逃，直捣柳城，平定三郡。战果无疑非常辉煌，然而如若还原其历史场景，其征战过程的艰难几乎难以想象！从《苦寒行》也可以看出，建安十一年（206年）正月北征高干途经壶口关的艰险历程。“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何其险象环生；“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何其艰辛备至。此外，东征孙权的赤壁之败，南征汉中的得而复失，今天我们所见的历史涟漪，在当时无不是裂石崩云。可以说，每一次战争都是一次历险，既有九死一生的生命危险，又有披荆斩棘的征战艰辛。

曹操之所以超越群雄，在于平定内乱的理想，维护汉室稳定；重整山河，实现国家统一。可惜，赤壁之战折断了曹操理想的翅膀，使其壮志未遂。但其后形成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虽没有结束战乱，却相对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各自建立相对宁静的内部环境，促进了社会发展。而曹操所开辟基业的曹魏，以政治上的血统优势、疆域上的相对辽阔、经济上的发展壮大、军事上的雄厚实力，超越吴蜀，为后来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这是时人无与伦比的历史贡献。简单地给曹操贴上“奸雄”的标签，实在有失公允。纵观曹操出仕之后，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熹平三年至中平六年（20—35岁），先后除洛阳北部尉、顿丘令，拜议郎、典军校尉，董卓进京，上表迁骁骑校尉，曹操弃官，变易姓名，间道东归。这一时期，曹操在官执法严厉，不避豪强；表奏时政，辞正义刚；廉洁正直，忠心朝廷。第二阶段，初平元年至兴平二年（36—41岁），举兵讨董卓，先后代理奋武将军、东郡太守、领兖州牧。这一时期，为国讨逆，奋不顾身；拒绝废立，心系王室。第三阶段，建安元年至十七年（42—58岁），先后封大将军、武平侯，迁官司空、领冀州牧，后罢三公，为丞相。这一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征袁术、讨袁绍，北征乌桓，南征刘表，扫荡天下，统一北方，虽专权朝政，却无不臣之心。第四阶段，建安十八年至二十五年（59—66岁），先封为魏公，加九锡，后封魏王。再是献帝诏令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又命操冕用十二旒，备天子乘舆。这一时期，曹操逐步走向国家政治舞台的核心，献帝才逐渐被傀儡化。

可以看出，前两个人生阶段，曹操志在王室，始终以恢复和维护“汉官威仪”作为政治核心。后两个阶段，曹操政治取向逐渐偏移，迎接天子建都许昌，扫荡天子，仍然志在恢复国家秩序，虽然在宫廷之争中杀戮异己，手段残忍，但其志不在迁移汉鼎。其中的历史细节特别值得留心：因为曹操滥杀朝廷异己，一次（建安十九年）曹操因事入见献帝，“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曹操听后大惊失色，“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这说明：献帝虽弱，威严犹在，曹操也唯恐成为汉室“逆臣”，此后不再入朝面君，就是因为惧怕献帝洞穿他的不臣之心。后来，情况却发生了逆转。曹操被封魏王后，献帝的一次次诏命，将其抬到准天子地位。对献帝来说，这固然有不得已的原因，但是平庸暗弱的个性，苟且偷生的心态，驾驭能力的匮乏，使献帝最终放弃了“名义驭之”的机会。不仅如此，献帝诏令“设天子旌旗”“备天子乘舆”之类的赏赐，实际上默认甚至纵容了曹操的不臣之心，直接导致了其政治野心的膨胀。从某种意义上说，曹丕的江山乃是献帝拱手相让的。

其实，许劭当年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评价曹操，语虽不恭，也并未否定其雄杰的一面。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对于玩弄政治权术者而言，所谓“奸”，小则为狡，是乱世的生存策略；大则为智，是隐蔽于政治背后的方略。何以“奸雄”一直成为曹操挥之不去的阴魂？如何评价曹操，田余庆提出了两条基本标准：“第一，主要看他比他的先辈多做了哪些好事？而不是看他做了哪些别人都做过的坏事；第二，主要看他所作所为的客观作用，而不是看主观动机。”［4］129仅此而言，在汉末动乱中，唯有曹操堪称扭转乾坤的人物。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有一个基本维度：是以历史发展为基点，而不是以道德评判为准绳。诚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的解读，不可避免地会接受当代意识形态的深层影响，以及由此而衍生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除了上述既定的影响外，又往往抽去了历史人物的生存环境和活动空间，从纯粹理性批判的角度，有意或无意地将历史人物的某一方面加以“放大”，结果丰满的历史人物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致使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永远无法回到历史的“原点”上。要准确评价历史人物，就必须剥离观念的桎梏，回归历史的语境，在历史场景的有限复原中，扪及历史的真相和人物的灵魂。

注释

①详见刘运好：《魏晋经学与诗学》（中编），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891页。

参考文献

［1］万绳楠.廓清曹操少年时代的迷雾［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8（2）：154-159.

［2］孙明君.曹操与儒学［J］.文史哲，1993（2）：68-71.

［3］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4］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1.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