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六）蓄须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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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须明志
自我离开父亲到重庆念书，心中时刻挂念着父亲的安危。有时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不得不在星期日去徐广迟伯伯家里打听我父亲的消息。有一次我去他家时，正巧有两位从香港和上海来的朋友来看望他。我便急不可待地请他们讲一些关于我父亲的情况。从而使我知道在中国银行的汪楞伯先生把我五弟带出香港后，大约过了几个月，日寇便将我父亲押上军用飞机送到上海。那时我父亲回到阔别4年的家里,心情很激动，在见到我母亲时，紧紧握住她的手。只见我母亲的面部神经不住地抽搐，并失声痛哭。那时我父亲心里早已想到的是今后如何对付敌人的威胁和利诱，决心不为敌人演戏。于是在回到上海以后就不再刮胡须，表明他不再登台的决心。当时我听到这些消息后，就更加努力刻苦地念书了。
1942年秋天，从上海又传来我父亲的消息。当时汪伪政府要在南京、长春、日本东京举办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的演出，汪伪政府的头目之一的褚民谊想为日寇立一功，认为以他的地位和名气来请梅先生去唱几台戏是一定没有问题的。他来到我家，说明来意，要我父亲在12月率剧团参加庆祝活动，到各地去巡回演出。不想受我父亲奚落一番，怏怏而去。过了几天，又派大汉奸朱复昌在北平找到姚玉芙先生家里（姚先生当时负责梅剧团的业务），让他到上海去向梅先生转告一切，姚先生知道我父亲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于是就设法拖延答复的日期。说来也巧，我父亲的表弟秦叔忍刚好到姚家来串门，谈及此事，由于他懂些医道，便想出了一条妙计，告诉姚先生立即去上海，让梅先生打伤寒预防针，这样由于针药反应，身体就会发高烧，卧床不起。
姚先生到上海后，征得我母亲的同意，就采用了这个办法。我父亲的保健医师吴中士大夫给打的针。后来，我回到上海后，见到吴大夫时，他告诉了我这些情况。他说：“我真不忍心给你父亲打这种预防针，这对你父亲的身体有很大的损害，同时也很危险。当时，我也有些犹豫不决，可你父亲却对我说：'我已决心不为他们演戏，即使死了也无怨言，死得其所。’我听完此话，不禁泪水夺眶而出，我只有下狠心给你父亲接连打了3针。你父亲高烧到42度,神志昏迷。他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英雄，我真佩服至极。”
当我回到上海后，父亲告诉我那时的生活情况。沦陷后的上海市面很不景气，民不聊生，剧场观众更是寥寥无几，剧院老板大多赔钱和亏本。但他们知道上海的观众已有多年没有看过梅兰芳演的戏了，如果能把梅先生请出来，就有把握赚钱。有一天，中国大戏院的经理来到我家探听口气，他先表示关心梅先生的生活，而后提出要请我父亲演出一期的营业戏，并给较丰厚的包银。由于是营业戏，所以不会损伤梅先生的气节声誉。我父亲当时只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很感激，但我要考虑一下，再回复你们。”对此事，朋友中赞成的比较多，大家认为既是营业演出是不会损害声誉的。但我父亲始终保持沉默，他在思考，他在分析演出后的结果，同时也在作思想斗争。
几天后，他和许源来先生从冯幼伟老伯家中出来，两人坐在三轮车上，许先生问他考虑得怎么样了？父亲果断地说：“我不能为这点小利而演出，你要想到，如果我能演营业戏，难道敌伪的庆祝晚会就不能演吗？”接着，他用手指指着自己的胡须说：“我这个挡箭牌好不容易留起来的，如果剃了，去演营业戏，他们能放过我吗？为了眼前的利益，虽然能解决剧团全体成员和自己的生活，但断送的是我的气节，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许源来先生说，连他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父亲会看的这样远，这样深，具有这样明智的眼光和崇高的民族气节，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不久，家庭生活开始发生困难，早年的积蓄已花的差不多了。父亲只有让我母亲去北平，将坐落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居卖掉，连家具、古玩、字画、书籍等也一起折价卖掉。这样维持一段时间，还是无法解决生活问题。那时，我父亲的老友冯幼伟、吴震修、李拔可和画家汤定之老师等都建议他以绘画谋生。父亲喜爱画人物、仕女、梅花、苍松和佛像等，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同意了，于是就在家中开始画画。但经常还是有些人来打扰他，有的请他参加“庆祝会，”有的请他营业演出，也有的请他到广播电台讲话，这些活动都被我父亲一一婉转回绝了。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父亲没有屈服，没有失去信心。他自始至终地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咬紧牙关，顽强地坚持着、坚持着。
后来，我听外祖母告诉我：“那时的上海被日军占领，虽然我们住在法租界，但因供电不足，随时都要停电，但你父亲又习惯于在晚上安静之时作画，有时还要画到天亮后才休息，于是他就买了一盏汽油灯，停电时挂在墙上照明。那时候，你们都走了，家中的一切开支全靠你父亲辛苦作画谋生，不但要养活全家，还要养活剧团的同仁，真是不容易呀！我心疼他，每天晚上都要亲自给他送点心，好让他吃饱有精力画画。有一次，进了书房，看见他正在用纱布裹手，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话，后来才知道因为画画的时间太长，人太困倦了，在给汽油灯打气时手指碰在灯上，烫伤了一大块皮肤。看他那又黄又瘦的脸，越来越显得苍老了，可他的脾气却是很要强的，从不在外人面前流露，更不伸手求人，我真心疼他啊！”听罢外祖母对我讲的一番话语，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要立志向父亲学习，学习他对敌人恨、对朋友亲、对自己严的高风亮节。
后来，在画家汤定之、吴湖帆老师的协助下，在挚友们的帮助下，于1945年借用中国银行的一间房子，为他开办了一次画展，共展出多件作品，这是我父亲用了多少个夜晚，花费了多少心血才完成的。起初大家还担心画展是否能成功，但出乎意料的是没用几天的时间，展出的画全部被抢售一空，画展取得了成功，大家纷纷前来向我父亲祝贺。
我父亲就这样辛辛苦苦地用自己的双手维持了生活，用无言的画笔勾画出一个普通艺人爱国拒敌的高尚情操，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从此，“蓄须明志”这一新编的典故，就代表着梅兰芳先生的民族气节，而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