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和大夏生死大战的时候，刘宋在干什么？│831
那么，在北魏和大夏大打出手，生死较量的时候，刘宋为什么不趁机前来分一杯羹呢？此时如果刘宋加入战场，不管是联合北魏进攻大夏，报前面的一箭之仇，还是联合大夏，攻击北魏，趁机削弱北魏的实力，都算不错的选择，都能有一番作为，可为什么刘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那是因为，这时的宋文帝刘义隆，正忙着在国内清洗权臣，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呢。
之后，虽然刘宋暂时安定下来，可是因为内斗，导致人心惶惶，实力受损，宋文帝又要整顿国内事务，也不是合适的出兵机会。
再等到刘宋国内彻底稳定并恢复之后，也是大夏最后的皇帝赫连定主动联合刘宋，相约共同进攻北魏的时候，北魏和大夏的战争早成定局，大夏实力损失殆尽，北魏也早已将大夏绝大部分的土地、人口等，吞入腹中，甚至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所以，虽然最后刘宋也加入了中原战场，但早已错失良机，在北魏强大的兵锋面前，功败垂成。
424年，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王弘等刘宋大臣，废黜刘义符，扶立刘义隆坐上皇位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刘义隆慢慢坐稳了皇位。
不过，因为徐羡之等人悍然杀掉刘义符、刘义真，又大肆揽权的行为，深深刺激了宋文帝刘义隆，因而，刘义隆一面对徐羡之等人加官进爵以示安抚，一面暗中谋划，等待合适时机，准备铲除徐羡之等人。
慢慢地，随着皇权的稳固，宋文帝刘义隆能真正掌握的权力逐渐加强，他铲除权臣的行动，也逐渐加快。
同时，刘义隆身边的亲信更加着急。这些人也都想更进一步，但是那几个最重要的职位都被徐羡之等人占据着，不把他们除掉，空不出位子啊。于是，这些人也不停地在刘义隆耳边说徐羡之等人的坏话，催促刘义隆早点动手。
不过，虽然刘义隆还没有正式发动，但其一步步的举措，已经让徐羡之、傅亮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在425年初，二人以退为进，主动上表，表示愿意归政于皇帝。双方装模作样的三请三辞后，宋文帝开始亲政，但是真正的大权，至少相当一部分大权，仍然掌握在徐羡之等人手中。
同时，傅亮和谢晦等人还利用一切机会，试图结交刘义隆身边的心腹，如王华、到彦之等人，好能探听探听皇帝的消息，最好能不时的给自己这些人说说好话，缓和缓和与皇帝的关系。但是这些皇帝的心腹都明白，皇帝和傅亮等人已经势同水火，很快就会生死对决，怎么可能会真心和他们结交？
对于宋文帝来说，虽然徐羡之、傅亮位高权重，但是这二位毕竟身处京师建康城，真要想除掉二位的话，找个机会，派几个武士就能结束二人的性命，但是谢晦以荆州刺史的身份坐镇荆州，都督荆州等七州诸军事，手握重兵，才是真正难以对付的。
另外，刘义隆并没有被这些人潜在的威胁冲昏头脑，他并没有打算将当初主持废立皇帝的五个人都杀掉。刘义隆认为，至少江州刺史、车骑将军王弘和南兖州刺史、征北将军檀道济这二位，只是被动地参与了废立皇帝的事件，并没有参加弑杀刘义符和刘义真的行动，可以理解为真心的为国为民，对自己的威胁不大。而且，王弘还是自己最为心腹的将领王昙首的哥哥。因而，刘义隆打算收服这二位，然后再除掉徐羡之、傅亮和谢晦。
宋文帝也考虑到，谢晦手握重兵，无论如何不会束手就缚，到时难免兵戎相见，于是，开始调兵遣将，整顿兵马，修治船舰。为了麻痹徐羡之、谢晦等人，宋文帝对外宣称，这一切是为了北伐北魏、拜谒京陵而做的准备。
不过毕竟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宋文帝坐上皇位时间也不长，麾下大臣派系复杂，所以，虽然宋文帝非常小心谨慎，但是他的计划还是有所泄露。
消息很快传到荆州谢晦处。
开始的时候，谢晦并不相信，依然是一副坦然的样子，直到多方面的消息陆续传来，终于确认朝廷要派大军来攻打荆州，讨伐自己后，谢晦才心慌意乱的找来自己的心腹谋士，谘议参军何承天商议。何承天建议，以荆州之地对抗整个朝廷，必然失败，所以，上策当然是直接离开刘宋，投奔北魏。如果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也可以率军在夏口和朝廷的水军战上一战，失败之后再走也行。
总之，刘宋已经没有了谢晦的安身之处，逃离刘宋是唯一的选择。
谢晦犹豫再三，最终认为，荆州是兵家必争之要地，自己手握重兵，粮草充足，还是有实力和朝廷战上一战的，于是，谢晦决定先进行决战，失败了再离开也不晚。
这时，宋文帝已经派人将自己的一切打算告知王弘，表达自己对王弘的信任，同时，召见檀道济。
要说宋文帝确实不简单，心胸开阔，识人、用人的气魄也不凡，知道檀道济是难得的帅才，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不但选择接纳檀道济，还力排众议，授予其军权，让他加入到讨伐谢晦的大军中。
准备完全后，426年初，宋文帝下诏公布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杀害刘义符、刘义真的罪状，下令将之抓捕诛杀。
为了消灭谢晦，宋文帝派中领军到彦之为先锋，檀道济随后，雍州刺史刘粹出兵截断谢晦逃跑的退路，自己则亲领中军，前往荆州，讨伐谢晦。
为了减少损失，宋文帝又明确宣布，罪魁祸首只是谢晦一个人，与谢晦身边的其余人无关，希望其他人不要追随谢晦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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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永田，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创作及出版工作多年，出版多部中国传统文化类著作。主要作品有：《中国古文鉴赏》、《中国历代散文名篇鉴赏》、《国学经典》（诗、词、曲、赋四册）、《唐宋名家诗词赏读》（全十二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