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论忠告

论忠告

【英】弗兰西斯·培根

人与人之间最高的信任,莫过于言听计从的信任。因为人有时侯会把人生的一部分事项委托给他人,譬如田地,产业,子女,信用等。但如果要把他们的全部生计委托他人——在采纳一项重大的建议时正是如此,就不能不费点斟酌了。作为君主,即使是非常高明的人,也不必由于听了忠告而感到羞愧。因为即使是上帝,也曾认为忠告和建议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在授予耶稣的诸多尊号中,其中有一个是“劝世者”。所罗门曾经说过:“忠告带来安全”。对于一种事业的计划,如果事先不经过辩论和质询的考验,就只能把它交给命运的波涛去考验了。所以后来正是所罗门的儿子领教了忠告的分量,正如他父亲早就懂得忠告的价值一样。只是他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尽管一度为上帝所宠爱,但由于不能采纳忠告而终归被上帝抛弃和毁灭了。

       君主和国家的安危与能否得到忠告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除非明君。好大喜功或喜欢听马屁话的人是很难做到的。另一方面,作为有谏言责任的官员,在进言中切不应一味只投君主的所好。一个谏官应该有的品格,是以国家与民众的利益为己任,而不是关注上峰的性格或喜好,否则就只会阿谀他,而不是帮助他了。作为君主,应当既善于听取公开发表的言论,又能听取私下的看法。因为二者有时并不一致,私下发表看法较为自由随意,反而可能更真诚地坦露内心。而在公开场合,一个人的意见往往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尤其在听取官阶较小者意见时,最好是私下,以便他们能敢于吐露肺腑,畅所欲言。而在听取官阶较高者意见时,最好是在有公众的场合,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有所顾忌而谨言慎语。君主在选择人才时,应避免受等级偏见的左右,同样,在听取意见时也不应该因人废言或忽视普通民众的人微言轻。
       古人曾说:“只有死人才是最公正的发言人”。这话讲得不错。活人受到当世利害与善恶的束缚,是不容易持论公正的。至于死人们,他们逝人已去,却留下许多著作,所以君主还应当善于从古人留下的著作中去吸取有益的教诲。今日的议事机关只具有形式上的表决作用,他们附和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这对政治是不利的。在讨论重大议题时,最好给议事机关以充裕的考虑时间。俗话说:“隔夜可以产生妙策”。譬如对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问题,议会曾经这样做。在议会决定对一项事业设立委员会的时侯,任用那些无偏见的人比任用那些有偏见的人好。但也有必要建立一些常设性的专职机构,譬如关于军事,司法,财政,贸易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事关国家安危和国计民生,事关重大!它的解决必须要有学术和经验的专家,并且需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这些专门的委员会应当承担审查之责,以仲裁所辖范围内的各种报告和申诉。然后,再把那些有必要请议会复议的重大问题提交议会。但是提交委员会讨论时不可让过多的提议者参加,以免形成要挾之势。
       在议会中座位次序的位置,看来只是一件关于形式的小事情,其实未必。因为谁在一条长桌上坐首席,事实上就体现了一种决策的地位。当君主主持一次讨论的时侯,应当注意,在讨论进行的过程中,不可率先泄露自己的意向,以免给与会者带来暗示和压力,使到会者不肯再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否则,这种讨论就只能听到一片“我主圣明”的赞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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