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说

入于眼，感于心，形之于笔端，间有义理是非，荣辱毁誉，文章成型，大致程序如此。

既如此，文章首在为己而设，作者之笔即思想，再行才是读者。章太炎任《台湾日日新报》编辑时，有读者向报社反映文中怪字僻典太多，主编委婉提出意见，其断然拒绝：“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多数人没有太炎先生的学问，自没有太炎先生的脾气，拽不起来。常人而言，煮字疗饥，通过文字赚取稿酬，谋份工作，为文顾及读者，多于考虑自己。

尼采最早提出从古到今的语言问题，关键在于“谁在说”，古希腊是“缪斯在说”，中世纪是“圣灵在说”，以身份政治，获得话语霸权，而近代是“人性在说”。海德格尔则将语言分为“道说”与“小说”，事实与观念之间，国人天生理论贫血，虽有切身感受，也难以理解其现代性。所谓“道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所谓“小说”，不为圣人代言，不问主义，只问苍生，世俗化已然近世语言主流。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铜雀赋智激周瑜，孙仲谋决议破曹，群英会蒋干中计，曹阿满误杀水军，这些故事，不脱英雄行迹，除却刻石记功、明示天下，即便奇峰陡转的书场小说，不出其外。马拉美针对尼采的设问，分期达标，认为“只有冷冰冰的词语本身在说”。故事是叙事的主线，也客体，语言在说，还是人在说。

有一种理解，为剑走偏锋的出彩误读。1920年罗素访华，游西湖时遇到一群顺遂的轿夫，归国后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我记得有一天，天气很热，我们几个人坐轿子翻山。山势陡峭，山路高低不平，轿夫很是辛苦。走到山顶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让轿夫歇息十分钟。他们很快坐成一排，拿出烟斗，说说笑笑，仿佛世上没有什么愁心事。”离奇心理，仅此而已，鲁迅却不以为然，另有见解，1925年4月，《灯下漫笔》写道：“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就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情绪复杂，诉求也多，他希望外国友人能够运用理性分析，痛心疾首地指摘国人的缺点，因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得罪他人不自知，即便在原作者看来，舛谬百出，无复可忍，后赋的意义依旧存在，误读的魅力，就在于随着发言人的转移，思想另设，此非复印式保留，乃雕刻式建构。正如国人谈“五四”，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

场景碎片化、信息碎片化时代，话语权下放，人人皆有发言权。社交平台上，发言正常，缄默反常，后者往往是具有发言权的官员，具有深流不争先的从容。即便闭门养疴，隔绝世事，开口即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智者讨论原因，知人论世，落笔即成；愚者裁决原因，没有观点，人云亦云。即便发言者，未必就是自己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