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史立牧，汉帝国皇权瓦解 ——汉末动荡三部曲之三
州牧与刺史的区别
汉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夏季的一天，汉帝国首都洛阳同时涌出三支官兵车马队，一支向北，一支向南，一支向西南。
在帝国烽烟四起，西北凉州边、韩之乱未灭，黄巾军余孽郭才等在河西（今河西走廊）死灰复燃，攻打太原、河东（郡治安邑，在今山西夏县北），北方匈奴屠各胡侵扰并州（今山西、河北部分地区），凉州人马相、赵祗自称黄巾在益州（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大部，及陕西、甘肃、湖北的一小部分，是东汉十三州中地理面积最大的一个州）攻城略地的多事之秋里，朝廷同时发出这三支车马队分赴不同的地方，是否预示着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呢？
确实发生了大事。就因为这件大事，汉帝国皇权受到瓦解，逐步走向衰亡；帝国领土上也由此出现众多割据势力，四分五裂。
究竟是什么大事呢？就是废除刺史，改立州牧，简称废史立牧。
可能许多三国迷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有的州是州牧，有些是刺史？州牧大，还是刺史大？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人，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
两汉实行的是郡、县二级行政区划。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全国为十三个州刺史部，设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后历经成帝、哀帝、王莽等时期改为二千石的州牧，又改为刺史，又改为州牧的几次变化，到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重新恢复到武帝时的规定，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另一州属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别称“卧虎”，是东汉十三州之一司隶部的军政首脑，比一般州牧的权力要大。因其属下有一支由一千二百名中都官徒隶所组成的武装队伍，故称校尉。辖三辅、三河及弘农七郡，有督察纠举百官之责。参照现在的级别来套，州牧相当于省部级，司隶校尉则相当于副国级。
刺史的职权是监督监察，是以低级别官员监督监察高级别官员。这种体例在古代一直存在，比如明朝的六科给事中，级别仅为正七品，却可以监察六部长官，封驳奏章，注销圣旨。
刺史政治前途光明，只要业绩明显，很容易出任二千石的郡守国相。用低级别官员就是促使他们为了升迁而加紧监察，取得业绩。在没有法治的状况下，应该算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地方监察制度。
刺史的职权有明确的规定，即《奉诏六条察州》：
第一条，监察地方大族违法乱纪，兼并土地，欺压弱势群体；
第二条，监察郡守国相等高级官员不守纪律，假公济私，自定政策捞取私利，侵害百姓，聚敛为奸；
第三条，监察郡守国相等高级官员不详细审查有疑点的案件，冤枉杀人，刑讯逼供，凭个人情绪办案，敲诈百姓，为百姓所痛恨；
第四条，监察郡守国相选人用人不公，任人唯亲；
第五条，监察郡守国相等高级官员子弟仗势欺人；
第六条，监察郡守国相等高级官员与地方豪门勾结，收受贿赂，损害朝廷利益。
除了第一条是针对地方豪门大族以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守国相等公务人员的。土地兼并会危及帝国的根本，必须加以防范。
从此可以看出，刺史没有行政、民政、军政权力，只有监察监督之权。
州牧则拥有州内所有的行政、民政、军政权力，就是民间所说的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还是参照现在的级别来套，刺史相当于省纪委书记，州牧则相当于省委书记、省长、省军区司令员的合体。
这下就一目了然了，当然是州牧比刺史大。
大一统王朝在危难时期，朝廷会无奈地下放权力到地方，希图上下同心，共赴国难。等危难过去后逐步收回权力。
比如清末，太平军民变时期，朝廷也只好同意地方大员组织团练，拥有军事、民政权力。平定太平军后又逐渐收回权力。但这个方法很危险，最容易形成地方首长拥兵自重，拒不服从朝廷调遣，割据一方。
清朝运气好，遇到曾国藩这么个恪守儒家君臣之道的圣贤，没有野心的顺民，才没有酿成帝国分崩离析的大祸，但也留下了汉、满权力之争和湘军、淮军派系之争，间接地影响了皇权的绝对权威性。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唐朝。唐中后期实行节度使制度，形成藩镇割据。结果唐朝没有清朝那么好的运气，被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给灭了。
从秦汉开始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始终存在许多没弄清楚搞明白，能够妥善解决的问题，比如皇权与相权的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利弊、皇位继承制等等，一直到清朝都亡了，这些问题都没能解决好。
这些问题都比较敏感，涉及帝国命运。家天下，皇权专制体制下，也没有人敢去深入研讨这些问题，反正皇帝说了算，士大夫文人也懒得去给自己找麻烦。
突然想到，古代文人极少像古希腊、罗马，包括中世纪时期的西方文人那样热衷于研讨体制问题，这个现象很有趣。有心的读者可以去研究下。现在能够想到的大概有以下原因：
一、东亚儒家文明缺乏与其他高级文明交流碰撞的机会。能够交流碰撞的周边游牧文明形态低于农耕文明，被儒家文明鄙视为蛮夷。天朝上国，自然是最好的体制。
二、古代缺乏多种各自体系完备的哲学理论之间的辩论争鸣。儒家独大，而儒家最初并不是体系完备的哲学理论，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伦理思想，一直到宋朱熹借鉴佛家理论体系，才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哲学体系。
而儒家思想不光是不够完备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与现代文明差距太远，格格不入。（又要说到黑格尔了，哈哈）黑格尔在致好友谢林的一封公开信里说：“我怀着如饥似渴的心情阅读《论语》，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中国国教的儒家，本质上是缺乏思辨，充满虚伪道德的皇帝宗教、士大夫宗教。它并不属于哲学范畴：不具备严谨逻辑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熏习儒家经典的中国不会产生智者，只会盛产伪君子。”
有道理，至今的士大夫文人里，比比皆是伪君子。
三、就是前面说的，这些问题都比较敏感，研究争论这些问题容易掉脑袋，特别是在明清文字狱猖獗的情况下。
这些是写到这里突然想到的，不全面，也不成熟，随便聊聊而已。
废史立牧的倡导者
那么，是谁提出废史立牧建议的呢？是太常（九卿之一，管理朝廷礼仪、祭祀）刘焉。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今湖北潜江、仙桃一带），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鲁恭王刘余的后代，和刘表同一支脉。
鲁恭王的府邸在曲阜，紧邻孔府。他是个喜好修造宫室的人，在一次施工中把孔府的房屋弄坏了，意外地在夹壁墙内发现了以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书籍，由此引发绵延二千多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刘焉因为是宗室，二十岁前就出任中郎（比六百石）。160年7月，老师司徒祝恬去世，刘焉按惯例为老师、府主服丧，到阳城山（俗名车岭山，又名马岭山，即今河南巩义市东南，荥阳市西南，登封市东北，新密市西北接界处之五指岭）上定居，精心钻研并收徒讲授儒家经典。
后来朝廷推举贤良方正，被司徒府辟召，历任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掌管皇帝亲族或外戚勋贵等有关事务的宗正，后为太常。
188年，刘焉目睹朝纲混乱，宦官专权，天下多事，时局危险，就想找个远离朝廷中心的边远地区躲起来。于是向朝廷建议改刺史为州牧，他说:“刺史、太守行贿买官，盘剥百姓，招致众叛亲离。应该挑选那些清廉的朝中要员去担任地方州郡长官，借以镇守安定天下。”
恰好当时益州刺史郤俭在州内横征暴敛，大肆贪腐，残害百姓，引起州内动荡。朝廷正有意撤换他。同时并州刺史张懿被休屠各人所杀，凉州刺史耿鄙征讨边章、韩遂时被手下哗变士兵所杀。这些事情都应证了刘焉的话。朝廷于是同意试行，以宗室和重臣为州牧。
洛阳城出来的三支车马队，就是第一批出任州牧的三个人。向北的是宗室刘虞，为幽州牧；向南的是朝廷重臣太仆（主管皇帝车辆、马匹，皇帝的驾驶员，从古到今领导的驾驶员都惹不起，优良传统）黄琬，为豫州牧（黄琬与宗室有姻亲关系，刘璋的祖母黄氏是黄琬的姑姑）；向西南的是宗室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
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刘焉入蜀
这三个出任州牧的人，除了黄琬很快被董卓召回朝廷外，其余二人都在各自州里有所图谋。从这二人的经历可以看到废史立牧的弊端。这二人都是宗室，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其他非宗室的州牧郡守会怎么做。
刘虞在幽州的所作所为，在前面聊袁绍时已经比较详细地聊过，不再赘述。黄琬在豫州时间不长，除了他奉董卓之命追杀曹操，把曹操弄得狼狈不堪外，也没啥好聊的。就剩下刘焉可以聊聊，看看他提出废史立牧的“狼子野心”。
刘焉本来是想出任交州牧（约为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因为那里离朝廷很远，离中原很远，可以躲过朝廷勾心斗角的政治风波，也可以躲过中原战乱频仍的刀光剑影。
朝廷还没正式决定前，侍中广汉人董扶跑来建议他到益州去。董扶懂星相，会算命，颇有名气。他告诉刘焉说，天下即将大乱，益州有天子气，将来会出天子。
以前说过，东汉图谶之说流行，朝野之人普遍迷信，再加上刘焉做太常的时间很长，接触这些东西比较多，比别人更迷信。听董扶这么一说，就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放弃了去交州避难的初衷，幻想到益州去做天子。
一番努力后，刘焉如愿以偿地做了益州牧，还被封为阳城侯。刘焉带着三儿子别部司马刘瑁走马上任。
董扶也想跟着刘焉去沾沾天子气，希图更大富贵，就请求出任蜀郡西部属国都尉（今四川名山县及周边地区）。还有个叫赵韪的益州巴西郡人（治所在今四川阆中县），本来在朝中做太仓令（主管粮食的官员。太仓是朝廷的总粮仓），正好这时任满，也不再在朝廷做官，跟随刘焉一道回乡。
此时的益州并不太平。三年前，凉州人马相、赵祗等人在绵竹县自称黄巾军，聚集了数千难民造反。杀了绵竹县令李升，县里的一些吏员和百姓也跟着造反，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又去攻打州刺史治所雒县（今四川省广汉市北），杀了刺史郤俭。紧接着攻打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一个月之间，连下三郡。
马相自称天子，聚众十几万。益州从事贾龙有一支几百人的队伍驻扎在犍为东面，以此为基础召集起一千多人马进攻马相。
以一千多人马去攻打总兵力十几万的敌人，这贾龙胆子也够大的。这仗也不知道怎么打的，交战几个月后，还真赶走了马相。
打败马相后，贾龙派人去迎接刘焉。刘焉任其为校尉，将州治所迁到绵竹。
刘焉是外来人，初来乍到，没有依托，想通过武力来树立威权，就找了一些借口杀了当地十多个豪门列强，引起士民怨恨。
刘焉这个鲁莽的行为使其政权基础从一开始就不牢固。
要彻底掌控益州，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至少有支持自己的武装。刘焉采用了两个办法，建立和拉拢起了两支支持自己的武装力量。
一支是由南阳、三辅等地避乱流入益州的流民组成。这些流民有数万家，刘焉收容安置他们，将他们引为自己的党羽，号称东州士，并从中挑选出精壮男丁组建起一支队伍，号称东州兵。（法正、孟达等即在此时流入蜀中）
一支是五斗米道的张鲁。当时蜀中盛行五斗米道，教主张鲁的母亲非常漂亮，经常到刘焉府中做客，与刘焉有暧昧的嫌疑。其实是互相利用，张鲁的母亲巴结刘焉，是希望得到官府的保护，为张鲁捞取官职，有利于传教、护教。刘焉则是色利双收，既贪张鲁母亲的色，又利用五斗米道的势力。
191年，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带兵功击汉中太守苏固。张修杀苏固后，张鲁又杀张修，独占汉中。
刘焉入蜀时，还有一家人也跟着去了，就是陈留（今河南开封陈留镇）吴氏家族。吴家有一儿，吴懿；一女，吴氏。兄妹二人的父亲与刘焉是好朋友，此时已经去世，吴懿举家跟随刘焉入蜀。
吴氏是不是个大美女不知道，有一个算命看相的说她日后会大富大贵，贵不可言。刘焉是想到益州当天子的，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为儿子刘瑁娶吴氏为妻，要占这个大吉大利的吉兆。
八卦一下：刘瑁命薄，没几年就死了。吴氏还真有贵不可言之命，被后来入蜀的刘备娶为妻子，立为皇后。刘备死后，为皇太后。刘备与刘瑁同姓，按习俗不能娶吴氏为妻，是在法正的怂恿下娶的，受到后世非议。
益州有天子气，又为儿子娶了有贵不可言之命的妻子，刘焉自信心爆棚，打算关起门来做“土皇帝”。
在刘焉授意下，张鲁截断长安通往巴蜀的斜谷道，拦杀朝廷派往益州的官员。刘焉以此上书说五斗米道断绝道路，无法继续保持与朝廷的往来交通，也就是告诉朝廷，我不能向朝廷效忠进贡了，朝廷也不要来管我了，咱们各过各的吧。
益州继凉州后成了汉帝国金瓯上的第二个缺口。
更为严重的是，从此以后，各地州牧郡守有了组建州郡武装力量的理由和权力，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不再听命于朝廷，汉室皇权被彻底瓦解。
废史立牧前，朝廷还可以组建并指挥像西园军这样大规模的武装部队，既可应对外敌，也可应对内乱，还可以控制各州郡。现在则不行了，汉帝国分崩离析的噩梦由此开始。因此，后世有学者认为刘焉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其实不准确，导致家天下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只能是皇帝，其余的什么宦官啊大臣啊都是次要的。古代没有现代国家意识，绝大多数官员都是为自己谋利，“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个“卖”字很经典，一个字道破玄机，“卖”是要有价钱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那个时候谁敢说天下是我们的，会立即被咔嚓掉头。家长不好好经营这个家的话，儿子们就会想分家，亲戚、外人就会想怎样从这个家里捞取尽量多的好处。这个家很快就会败。
再说下去就啰嗦了，就此打住。感谢各位读者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