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 ‖ 方介堪与切玉法

玉印是秦汉玺印中比较特殊的一类。这种特殊首先是材料造成的，由于玉材不能像金、银、铜、铁等其他玺印那样用铸或凿的工艺，只能以艰难的碾来刻划印文，便造成了线条的形态和铸、凿形成的线条形态不同。由于制作的困难，妨碍了玉印的广泛应用，使得秦汉时代的玺印制度规定，只有较高级别的官僚阶层才可以拥有和使用玉印。因为这种限制，倒使得玉印的制作不敢粗率，留存下来的玉印在整体上要比同时其他材料的玺印更严谨、精美。客观条件的制约，使玉印享有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章法稳实、饱满，线条圆劲、遒丽，结构严谨，气息清隽。

这种玉印独有的特殊审美效果在篆刻学上称为“切玉法”，为清朝以来的篆刻学所取法。方介堪先生则是民国篆刻家中擅长切玉法的高手。

“春晖庐”（图1），方介堪先生自署为“拟汉玉印”，线条圆劲流走，章法茂密，文字的转折圆熟温润，表现了高度的纯熟性。

图1

“竹佛龛”（图2）较“春晖庐”别有一种方锐之意，生拙之感，线条较细劲，章法较疏朗但绝不松懈。比较难得的是，文字线条在劲直、生辣中又有一种隐然的起伏流动之感，作品便更为灵劲。“雾满龙岗千嶂暗”（图3）与“竹佛龛”为方先生拟玉印之同一类，但更巨大而难得。

图2

图3

“是诸法空相”（图4）则是又一类。这是近似于玉印中的凿印。玉印的凿与铜印的凿不同，前者质坚，须用利器反复刻划，才能形细瘦、清劲的线条。方先生仿此类玉印也极得精神，线条虽细但依然饱满，不显单薄，章法上适当的疏密处理、文字中合宜的方圆安排，都给看似平正的作品带来咀嚼的回味。

图4

“穭园白笺”（图5）则是介于粗细线条之间又一刻法。作品气息安详，线条的交接处忽断忽连、笔断意连，起止处的似尖似圆，既强化了玉印的特征，又细致、微妙地表现了篆书的行笔意味，线条的粗细、轻重的变化更强调一些，读来心气平和而余味隽永。“稚柳佩秋夫妇同真赏”（图6）或可属同一类作品而谨严更过之。

图5

图6

玉印由于材料的坚、脆，致工艺上的“制作性”更强一些，纹饰繁丽的鸟虫篆印很多是以玉为材的，因为这些纹饰逐笔“制作”，而不能像其他文字那样整体浇铸或者酣畅地凿刻。玉印的品位又要求有高级的工艺，玉的材质又正合适精工细琢，所以鸟虫篆便占了汉玉印的大部份。方介堪先生既是切玉法高手，更在鸟虫篆印方面有深厚的造诣。

“三千大千”（图7）、“俏也不争春”（图8）是方介堪先生鸟虫篆玉印的“细文类”，线条纤细如游丝，宛转游走，章法停匀而清隽华美。

图7

图8

“史莽”（图9）可称是方介堪先生鸟虫篆印的“粗文类”，线条茁实、圆劲，精力弥满，章法上有一定的疏密不同，更见生动。

图9

“于园”（图10）或可称方介堪先生鸟虫篆印的“象形类”，此印中的鱼、鸟形态都极为生动而自然，但又不影响它们代表文字笔划的功能。鸟虫篆的鸟虫形象既忌讳太对称，又忌讳太不对称；既忌讳太似鸟虫，又忌讳太不似鸟虫，这里的关系很难处理。而方介堪先生显得游刃有余。如此类印章，似乎并不强为安排，却自然和谐，趣味横生。

图10

和“于园”相反，“张步”（图11）或可称为“略形类”。这里的线条可以说基本没有鸟虫篆的形象，但依然有鸟虫篆的意味。疏朗的线条能维持充实的章法，而线条本身的生涩意味与“三千大千”等印相比，别生一种倔傲的神情。

图11

如果分得再细一些，则“黄恒山”（图12）或可列在“象形类”和“略形类”之间，繁简适度、舒卷自如是它的特点。

图12

章法的饱满感、完整性是鸟虫篆印的重要关键。所谓完整性，主要是指无论文字象形不象形、繁密还是简约，它必须服从章法完整的需要。具体则表现在字与字之间的互相承让、互相依托、互为表现。方介堪先生无疑是处理这种关系的高手。不仅“王纯德印”（图13）如此，其他上述的，或并未述及的绝大多数鸟虫篆印都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方先生安排文字互相承让、依托，互为表现的高明。但是也有例外，“忆谢堂”（图14）的文字安排，便令我们感到一种“各自为政”，三字的承让、依托和互为表现的关系并不和谐。但是方介堪先生也有办法，此印采用了界栏，将三字包围起来，本来松散的结构凝聚了，本来互不相干的文字抱拢了，本来可能涣散的章法紧密了。这就是“老刀手”明察秋毫的眼光和举重若轻的本事。

图13

图14

值得说明的是，切玉法并不是泛指的刻玉方法，而是一个特定的审美概念。它特指秦汉玺印中玉印的特殊风格、特殊情趣。因此，即便玉印有别于其他材料的玺印，但却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的审美氛围，如何在丰富多样的创作形式中把握一个恒定的气息是极重要但又很困难的事情。而方介堪先生的拟玉印千变万化，却能始终保持一种淳古、安祥的气息，始终不脱离秦汉玺印的大审美范畴。我觉得这一点不仅仅是肯定方介堪先生篆刻艺术的有力支持，更对目前篆刻创作领域，特别是鸟虫篆印领域越来越花哨、越来越华丽、轻薄的倾向有一种规劝和教育的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清晰。

徐正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