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的滋养

在我的语文功能教室，坐在舒适的可以滚动的椅子上，各种图书伸手可及，随意翻阅，如同跟新朋旧友打招呼，作交谈，不知不觉沉浸在时光的流淌中，充实、富足、惬意……

喜欢读书似乎与生俱来。在那物质贫乏的时代，我的读物也很匮乏，肠胃与精神一同挨饿。幸运的是，有一个高高瘦瘦相貌清秀的同学，名叫周永祥，他的哥哥赶集时摆书摊，有不少连环画，还有一些小说。于是，我便不断向周永祥同学借书来读，《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一本又一本。为了如期归还，往往晚上在煤油灯下津津有味地阅读，即便从土墙的缝隙中爬出一只壁虎，或者风吹夜雨打在瓦片上叮叮作响，也不会影响阅读的兴致。有时凑得太近，额前头发被油灯烧焦了，往往用手一抹，继续阅读。每每想起这段经历，就涌起对周永祥同学的感激之情。亲爱的老同学，这些年你可好？

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在农村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有一回偷偷上楼，从一个破旧的柜子里发现了一叠残缺不全的线装书，《聊斋志异》《三侠五义》《施公案》之类，虽然字是繁体，许多字都不认识，但仍然兴奋不已，连蒙带猜，饕餮大餐。

我家人口多，生活较为艰难。有一回，我提小麦到邻队去兑换挂面，发现面坊里有一些报纸杂志，其中还有几本《人民文学》。面坊的陈大叔说，这些报纸杂志是到县城用面条换回来的，裁成纸条捆面条用。我便软磨硬缠，挑选了几本杂志，少要了同等分量的面条。我们少吃了面条，而争着读杂志，饿了肚子，营养了精神。这些书成了我的第一批藏书。

阅读多一些，作文自然就不差。初中时，在学校的一次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作文由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的老师抄写出来贴在墙上。这件看似不足挂齿的小事，却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功的喜悦激发出对语文强烈的兴趣，并转化为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那个时候，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能考上中专，端上“铁饭碗”，那是鲤鱼跳龙门的事。初中毕业，我成为学校惟一超过中专线的学生，而且超过了30多分，这破天荒的喜讯在家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清楚的记得，到县城体检，我身体很健康，只是体重仅有36公斤。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盼来录取通知书。父母吹糠见米心切，我只好去复读初中。第二年又超过了中专线，但仍然没有被录取。我想到县城最好的中学读高中。上学一周，家里接我回去复读初中。结果，第二年的政策是，凡是到高中报了名而退学去复读初中的，不许考中专，只准考高中。又虚度了一年。县中我不想再去了，就到更远的二中去读高中。

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几乎每篇作文都会被当作范文。这得到语文老师杨炯勤的赏识。有一回，他拿出一套《古文观止》，说我应该读一读，最好买下来。很喜欢这套书，但我无法从每月紧巴巴的生活费中节省出购书的费用，只好还给他了。工作以后，我购买了各种版本的《古文观止》，不断从中获取营养。也许，我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的老师。

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担任班长，但到了大学最后一年，我“辞职”了。一些关心我的老师和同学都劝我三思而行，说继续担任班长对毕业分配大有好处。但我坚持自己的选择。30年来，我一直坚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读书、教书、写书，乐此不疲，从乡镇到省市，再到首都，不断前行。我以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就是看有多少人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人们不再为衣食担忧的时候，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是顺应人性、符合人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幸运，也很幸福，我因此而为当年的决定深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