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某涉嫌非法生产制毒物品获不起诉决定看全案证据审查

案例

C某，男，初中文化，务工。因本案被S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后经S县检察院批准并由S县公安局执行逮捕。后家属委托律师参与辩护。

经律师阅卷、提交律师意见后，S县检察院依法决定对其取保候审，而后检察院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S县公安局在移送审查起诉时，认定情况入下：

某日，姜某等人应连某邀集到Z镇一山上参与生产氯麻黄碱(俗称“熟麻”)。到山上时，犯罪嫌疑人C某等人已在现场等候，之后姜某与连某等人穿好防护服及防护面具后，在现场生产 “熟麻”。次日天快亮时，氯麻黄素加工好，由犯罪嫌疑人C某等人将加工好的部分氯麻黄素打包好后用一部小货车拉走，姜某等人则坐车回到龙岩并领取工资五千元。加工好的氯麻黄素拉走卸货/藏放，后面被民警查获，并查获的氯麻黄素净重1154.8公斤。

办案纪实

本案有多个犯罪嫌疑人，属于共同犯罪，涉案制毒物品数量大，可能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

嫌疑人C某在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后，家属找到律师进行委托。在看守所会见C某时，律师不断地鼓励和开导，并与其家属进行了细致沟通，了解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C某说，自己是搞建筑的包工头，案发时间（7月18日）前后均在南安老家，并没有参与漳州和溪一山头的加工麻黄素活动，也不知道麻黄素是什么东西，更没有去过案中的制毒地漳州和溪。

律师去看守所会见了同案的卓某，第一感觉这也是一位老实巴交的泥水匠师傅。

经过反复多次详细阅卷后，律师认为本案定罪证据确实不足，卓某涉嫌参与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的事实不清。由此，律师初步确立了无罪辩护的基本思路，同时，针对本案所谓“同案犯”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及其他间接证据均提出质疑，提交相关法律意见书。

律师提出的辩护观点有：

第一，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C某如何到达作案现场又如何离开；

第二，虽存在卓某与C某的通话记录，但不能据此说明C某有参与犯罪活动；

第三，多名同案犯的辨认笔录存在明显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检察院经过综合分析并查明，S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C某与生产“熟麻”现场一位外号叫“姐夫”系同一人，也无法证明C某与犯罪嫌疑人卓某之间存在“犯罪”联络。最终采纳律师的上述法律意见，认为C某参与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第4款的规定，决定对C某不起诉。

律师手记

本案存在的争议焦点在于两个事实认定：

C某是否有在“熟麻”现场出现，以及C某是否与同案犯卓水某存在犯罪联系。

（一）侦查机关认定C某参与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犯罪主要证据均存在严重问题

1.多名同案犯的辨认笔录。

卷宗材料中，几名同案犯在供述里提及，案发时有两人先于大家到达现场，此二人外号“战友”“姐夫”。上述四名同案犯进一步辨认C某就是当时现场的“战友”或者“姐夫”。侦查机关以此认定C某涉嫌犯罪。

律师针对这一证据进行了充分质疑。

首先，通过这些同案犯的供述印证了同一个情况：先于其他人到达现场，在现场打包麻黄素的是“战友”和“姐夫”，这点得到本案其他同案犯的一致认同。至于“战友”和“姐夫”的真实身份、姓名年龄、外貌体型等等均是未知，而且据同案犯们表示，在场人员都穿着防护设备，看不清楚相貌。同案犯中也没有人明确能指明这类客观信息。因此，除了辨认相貌以外，其实并没有提供能指向C某的重要证据信息。

其次，几份辨认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一方面，多人的辨认笔录存在涂改现象；另一方面，辨认笔录中见证人的信息不全，只有联系电话，并无其他信息，更无法判断见证人的具体情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当然也没有同步录音录像。

此外，关于C某究竟是不是“战友”或“姐夫”其中的一人。在后五名同案犯的辨认中，姜某没认出来、表示不认识；段某不太肯定；另外三人有表示，C某是其中之一，但对C某到底是“姐夫”还是“战友”有分歧。律师提出，这些同案犯到达现场已是深夜，光线不足，且和“战友”和“姐夫”其实仅有一面之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同案犯对记忆中的“战友”或“姐夫”并不是模糊地描述一些外形，而是直接指认了某一张具体的面孔，明显不合常理。

2.C某与同案犯卓某的通话清单

卷宗材料中显示，案发当天，C某与卓某频繁联系，据此侦查机关认定C某涉案，为他人帮忙制造制毒物品。

律师提出，关于通讯方面的证据，应该重在通话内容，而不是单凭通讯记录就得出C某涉案的结论。在移送的案卷材料中并未记录C某本人对联系卓某的具体通话内容。但C某曾跟律师提到，联系卓某主要都是在说盖房子的事情，而且根据两人在社会上从事的职业，也确实会存在代建房子的情况。因此，对于当日的通话，C某是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但侦查机关没有进一步就通话当日C某手机的定位地点做出调查，也没有进一步证据印证相关通话内容，律师建议侦查部门在补充侦查时能够调取这些证据。

（二）本案缺少其他证据对C某涉嫌犯罪的事实加以证实

除上述两项证据之外，本案缺少其他证据对C某涉嫌犯罪的事实加以证实：

1、就全案证据来看，卷宗中只有C某的供述和辩解、同案犯等人的证言，并不存在相应的书证、物证等证据进行印证，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2、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C某是如何到作案现场的，之后又是如何离开的。起诉意见书中称，7月19日天快亮时，由C某等人将加工好的部分氯袋麻黄素用一部小货车拉走。到底是什么车？拉倒哪里去了？和谁交接？

3、在移送的卷宗中，只有一次对卓某的讯问笔录，且其中并没有提及关于本案的具体情况，也只字未提C某，也没有解释为何在案发后联系卓某，该部分证据律师认为并未提供有效信息。

综上所述，律师认为侦查机关认定C某涉嫌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存在，不符合起诉条件。本着法律公平、正义原则，建议对C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思考与提示

本案有多个犯罪嫌疑人，属于共同犯罪，涉案制毒物品数量大，可能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鉴于本案中证据方面存在的不足，为使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就必须证明C某无论是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都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其参与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C某从共同犯罪之中剥离出来。

案件争议焦点的认定，应紧紧围绕证据的三性展开。证据的三性，是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桥梁，由此衍生出证据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是无论律师、公检法工作人员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定罪量刑和质证辩护环节中的工作的重要中心点。应当考虑如下几个要点：

首先，我国司法诉讼实践中采用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任何一个证据都无法自证为真，只有与其他证据相互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事实。该规则特别针对的是言辞类证据，反映在本案中，恰恰是言辞类证据构成了证明C某犯罪事实的最主要依据，其他犯罪嫌疑人对于是否确实看到C某出现在犯罪现场的辨认之间的矛盾，恰恰又说明了言辞证据存在不可靠、不稳定性、需要依靠其他证据的特点。卷宗中只有C某的供述和辩解、同案犯等人的供述和辩解，并不存在相应的书证、物证等证据相印证，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正是检察院能够采纳辩护意见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原因之一。

其次，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程度要求不同，前者要求证据证明力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本案中，纵使县公安局移交的证据中有案发当日前后C某与同案犯卓某的频繁通话记录，也仅仅只是具有了C某参与犯罪事实的“高度盖然性”，完全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根据社会一般观念，许多种社会关系都会产生密切的电话联络事实，结合案件事实，卓某的供述既没有证实C某有到现场，也没有证明他们通话的情况，更没有指认其有参与犯罪。C某与卓某之间存在房屋工程承包关系，有密切的通讯记录是合情合理的，完全不能证明C某有犯罪事实。

最后，虽在本案中无明显体现，律师仍应留意非法证据的排除。特别在只有主观证据缺少客观证据、只有间接证据缺少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更应当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对证据链的每一环节进行仔细考量，相互印证，以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综上所述，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无论是做罪与非罪的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都应当牢牢把握“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紧紧围绕证据三性，从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中寻找突破口，做到严谨、缜密、专业，提高辩护的效率与力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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