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福建省)
在我的家乡,有这么一个传统的习俗,一年一度的扫墓时间,规定在清明节前后的十天以内。我家的扫墓时间,要由当月嫂的母亲来安排,一般不会定在清明节那一天。有一年,清明已过八九天了,我父母才心急火燎地安排时间去扫墓。那天清晨,东方刚泛白,他们就准备好了锄头、割刀、篮子等工具,迎着晨风出发了。像这样的行动,充满神秘感,当然少不了我这个“跟屁虫”了。一路上,母亲看到别人的墓地都是干干净净的,她的愧疚感油然而生,不断地责备自己“对不起祖宗”。我家的生活,全靠母亲的苦苦挣扎来维持,父亲当然不敢有嗔怪之意。我是个懵懂小童,哪知道父母的感受,只顾自己饱览春景,那柔和的春风、明媚的春阳、烂漫的春花、啁啾的小鸟等等,都让我高兴得惊呼不已。到了墓地,一棵身穿棕色外衣的笋宝宝,把我的兴头推向高潮。它身体胖胖的,头尖尖的,绿绿的,乖乖地站在墓的前面,可爱极了。此时,我的脸唰的一下乐开了,眉、眼、鼻子都在动,响亮的笑声飞过了几座山。谁知道,这么让我高兴的笋宝宝,却让父母犯愁了。挖掉它,怕被人扣上破坏山林的罪名,挨批斗;不挖嘛,担心墓地以后会被竹林所吞没,对不起老祖宗。思前想后,还是母亲的胆子大一点,做出了“把它挖掉,扔到没有人能看到的地方”的决定。在父亲的配合下,母亲乘四处无人之机,把竹笋连根挖起,扔到茅草丛生的地方。我人小鬼大,心里不断地想着,“就这么扔掉了,太可惜了,要不把它偷偷地带回家,今晚还可以美食一餐。”于是,我便把它捡回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塞到母亲装着茅草的篮子里面。可我万万没想到,我的“小偷”行为,却给父母惹下了大祸。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被民兵拦住检查,笋宝宝被翻了出来,父母所担心“挨批斗”的事情,因我的懵懂无知而发生了。我们被民兵押回乡政府。当天下午,父母双双被挂牌游街示众,我惊慌失措地紧跟在队伍的后面。地主游街,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围观的人并不多,但民兵们别出心裁,给我的父母各挂上一个有半个门板那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打到破坏山林的地主分子XXX”,在名字上面还用红墨水打一个大“X”,还要让父亲边走边敲锣,以此来吸引观众。父母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又经过半天的劳作,午餐也没得吃,怎么经得起如此的折腾?疲劳像石板那般,沉重地压迫着他们的全身;饥饿像狂乱的火焰,燃烧着他们的内心。这叫他们怎么能承受得了呢?在民兵的吆喝下,他们晃晃荡荡地走着,还没有走完全部的路程,父亲眼冒金星,一阵眩晕,先跌倒在地;母亲也撑不住了,随后和父亲一样瘫倒在地;我不知所措,只是守着他们,呜呜地直哭,泪水像山中的溪流,汩汩地在脸颊上流淌。这时,只有几个民兵围着我们,其他人不是看一眼就走开了,就是远远地站着看“戏”。不知哪个民兵大嚎一声,“实在不行,就把他们拖回家算了。”这样,我们才回到了家里。在此后的几年里,但凡“四类分子”会议,或群众大会,我父母“破坏山林”一事,就成了领导干部说教的反面教材。当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对这些社会现象很不理解。我的父母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为什么民兵们对他们的态度竟然会那么粗暴?为什么没有人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呢?为什么他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却毫无怨言?我无法理解这些社会现象,只好把自己关在懊悔和自责的樊笼里,承受着精神的折磨,也滋长了我仇恨社会的心理。对父母的悲惨遭遇我念念不忘,常常拿着这几个“为什么”,去问叔伯们。在他们的解答中,我慢慢地明白了,我的父母被游街示众,是一件“看似无情却有理”的事,因为乡政府有规定,长在墓地上的竹笋,扫墓的人可以把它挖掉,但一定要归还当地的生产队,不得占为己有,可我们违规了,怪不得他人。再说了,在“狠抓阶级斗争不放松”的年代里,有些领导干部想通过惩罚一些人,以达到教育群众、震慑违法犯罪的目的,把“资源”唾手可得的“四类分子”当做最佳人选,是顺理成章的事,没什么不对;出身好的人担心有变节之嫌,因此民兵们横眉瞪眼,其他人冷眼旁观,乃为识时务之举,是可以理解的;我的父母胆小怕事,生活如履薄冰,即使受委屈了,也不敢吭声,是必须的。原来啊,这都是我的错,怨天尤人只能是徒增烦恼。我读懂了这些社会现象,终于明白了,我的出身不好,只有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学法、懂法、守法”的合格公民,才不会让悲催的父母雪上加霜。教训也是一门学问,它让我学会了诚信与守法,使我从小便养成了老实为人的好习惯。常言道,习惯决定命运,所以我的人生之路铺满了鲜花与掌声,甚至在退休后,还三次获得了省级的“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这应该要感谢我儿时的那一次教训吧。
作者简介
张 荣,男,退休教师。近几年以写回忆录来打发时间,作品有《沧桑老人的童年故事》六十篇,以及其他散文、小说四十篇,其中有些参加过全国散文比赛,获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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