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稻田到长安街,回忆我的高考
太阳很毒,像一股热流大地泼洒在湘中大地,额头上的汗水流淌下来,有时会糊住我的眼睛。
抹一把汗,我盼望能有一股凉风,吹开脊背上被汗水黏住的短褂。但是我失望了,一丝风都没有,只有夏蝉和一些不知名的昆虫在田野里聒噪着,让人感觉更为闷热。
这是1995年7月4日,高考时间还有三天。大后天,我将走进高考考场,而此刻,我正在水稻田里除草,摘掉稻田里正疯长的野稗子。
此时,父亲已经故去8年了,我们兄弟俩跟着70多岁的奶奶生活。农村人就指望着这些水稻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带着两个半大小子谋生不容易,所以在我去高考之前,我得把该干的农活干完。如果没考上大学,我得回来继续伺候这些水稻。
7月5日,我返回学校。平时争分夺秒学习的同学们,此时都停止了复习。用老家的话来说,老鼠尾巴,打一拳也没用,与其最后挣扎,不如放松心态。
同学们都笑着谈天说地,憧憬着考上大学后去城里读书的美景。在我们眼中,后天的高考就是一张门票,城市在前头,农村在身后;美好生活在前头,贫穷在身后。
7月6日上午,没有人山人海的家长送考,没有警车开道,几辆大巴车把我们拉到了县城。
学校在考点附近包了几个招待所,因为我们都是农村考生,住不起酒店,只能住三人一间的招待所。招待所地板是水泥地,没有空调,也没有卫生间,只有三张铺着棕垫,凉席的床。我们现在看到这种住宿条件,会嫌弃地看都不看一眼,而那时我们觉得,已经比家里满地鸡屎,招待所的床也比垫着家里稻草,铺着草席的床舒服一百倍了。
7月7日,正式高考,第一场是语文。语文是我天生的强项,我记得那年的作文是给材料作文,麻雀和另一只鸟的对话。离考试时间结束还有15分钟的时候,铃声响起了,外面扩音器提示: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
这时,完成考试的学生可以提前离场了。我站起来,举手示意老师收卷。然后收拾我的的文具,准考证。得到监考老师许可,我在一片愕然和惊讶的眼光中,第一个走出考场,当了一回英雄。
我当时觉得心里倍爽,现在觉得自己好傻。提前交卷确实是英雄,但只要一个失误,我就得滚回农村继续种田。
下午是数学,这是我最弱的一门,发挥得不太好,满分150分,最后得分是119分。
第二天是英语、历史。英语我正常发挥,历史本来也是我强项,自己觉得考得还可以。
第三天是政治,11点,我们结束了为期三天的高考。
回到招待所,同学们有些在对提,预测一下自己的分数;有些干脆把自己带的复习资料,课本抱起来一股脑扔进垃圾桶,即使考不上也不复读了,颇有点破釜沉舟味道;有些则沉默不语,看起来发挥得不太好。
在我们高考那个时代,是先填报志愿再高考的,考生要预估自己的水平,选择报考的学校。哪像现在,分数都出来了再填志愿,一点意思都没有。
所以,高考完了,我们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也不用再回学校了,各自回家吧。
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就相约去一位同学家玩,男同学搭配女同学。那些暗恋了同桌女生一两年的男同学,考的好话,终于有机会可以鼓起勇气向女同学表白了。但是,那时候很单纯,即使表白成功了,两个人也连手都不敢拉,只是小声用羞涩的语气幻想两人将来的美好生活。
7月28日,高考分数出来了,几家欢喜几家愁。考上大学的同学们之间开始新一轮串联,或者走亲戚,颇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报喜味道。看到自家孩子同学上门,同学家的父母也是喜上眉梢,“赶紧去街上割肉,大学生同学来了。”
而没考上的大学的同学则闭门不出,暗暗垂泪,或者缠着自己的父母让自己再复读一年。家庭经济拮据的家长们只是在愁眉苦脸,沉思好久之后说,那就再读一年吧。
我高考的分数很高,超了重点本科线几十分,而且我的第一志愿就填了北京广播学院(现在中国传媒大学),这是一个志向吧。最终如愿以偿,待录取通知书出来的时候,周围的人已经不叫我某某同学,而直接改口叫我“某某记者”了。
1995年8月30日,我踏上了北上的火车。我哥送我到了火车站,临上车的时候语重心长地交待我一句:“到大学可以谈恋爱,不要当真。”
就这样,我第一次走出老家所在的县,邵东县,也第一次走出了邵阳市,也第一次走出了湖南省。火车一路北上,过了武汉长江大桥,到了华北平原,我第一次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平原风光。
整列火车基本都是大学生,作为一个新生,刚开始我还有点拘谨,后来也慢慢跟他们聊开了,向他们请教上大学要注意什么。
1995年9月1日,我走出了现在已经废弃的北京火车站(当年,北京西站还在建设),出了车站,我就踏上了长安街。
站在长安街上,西看天安门广场,东望国贸大厦,北京饭店。我这个农村孩子有点看傻了。
忽然,我潸然泪下。
因为我想起了,就在两个月前,我还在太阳的暴晒下,佝偻着身子,不顾满脸的汗水,一棵又一棵的费劲拔着稻田里的野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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