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记载家族的兴衰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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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记载家族的兴衰荣辱,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炎黄同心，华夏一脉；血浓于水！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炎黄同心，华夏一脉；血浓于水，叶落归根。
中国家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梁启超更是认为，国史、方志、家谱像三足鼎立构成中国的历史。由此可见家谱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了。
中国的家谱始于何时？章学诚说“谱牒之学，溯自生民之初。”（《高邮沈氏家谱·序例》）意为中国自上古时代有了原始文字，便有人记录家族成员的事迹，是为谱学之发端。若从周代的《世本》（记载帝王公侯世卿大夫世系事迹）算起，谱学在中国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了。
湖北有多少存世的家谱
湖北有多少家谱？这个问题是无人能回答得了的。湖北省图书馆技术部主任范志毅透露，湖北省图书馆现馆藏家谱1200余部、数字化家谱100余部、家谱微缩品60余种。这是个会不断增长的动态数据。据悉湖北省图书馆正在开展湖北地区家(族)谱的抢救性征集活动，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家谱影像全文数据库。收藏家谱的并非仅省图书馆一家，从省到各市县图书馆、档案馆、方志办、大学图书馆等都有一定的收藏。而大部分家谱藏在民间不为人知，鲜有利用。
家谱：小事情中见大价值
家谱能补正史之缺，家谱能见证一些历史事件，家谱记载着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等等，这些话不是凭空而来，都是有文字记载为历史依据的。
例如李自成九宫山之死，正史及县志都有记载，为牛迹岭富户程九伯集众人所杀。通山县民国十三年《金氏宗谱》、咸丰丙辰《太原王氏宗谱》、民国二十六年《朱氏宗谱》均记载了此事，这从另一视角为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提供了史证。
在黄梅发现的《杨氏宗谱》，记有“宗保妻穆氏，生文广、同信二子。”可见，杨宗保与穆桂英的故事不是古代话本作者胡编乱造的。
从应山县《闵氏家谱》、《熊氏家谱》、《郝氏宗谱》的记载中我们看到，应山在明初人口的锐减并非仅是元末战乱，朱元璋平定陈友谅后，在湖北大肆屠戮百姓，致使包括应山在内的鄂北地区几近无人区。
我们从湘乡《龙田彭氏族谱》中得知，明朝初年“江西填湖广”的大移民，是拿着县府发给的通行证，自己组织一家、一族或一村的人行至所规定的地方，而不是捆绑着由衙役押送至目的地的，因此民间流传至今的“解手”是因双手捆绑，大时申请解绳一说并不成立。
从随手捡来的这几个事例，足以看出家谱的作用和价值不容小觑。
家谱中那些不靠谱的事
家谱中的一些不靠谱的事，是家谱发展过程中生成的，且常为专家学者所诟病。
家谱之“家”，并非家庭之“家”，而是一个宗族繁衍和活动的历史资料，也是家族活动的完备档案材料。自明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奏请允许臣民祭祀始祖开始，民间宗族纷纷建立宗祠，并以始祖作为追源认同的联系纽带而推展联宗活动。
宋代是我国谱牒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编纂方式由过去的主要官修形式发展到私家修谱，由于编纂家谱主体的改变，家谱也由通国谱、世郡谱转为单一的宗族谱，并且发展为“尊祖、敬宗、敬族”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家谱的弊端也由此而彰显。
宋以前的家谱是官修，自宋代起则是自修。自修则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儒家礼制来重塑祖先形象，规范祖先言行，掩盖祖先劣迹，抹去不良影响以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同，所以中国家谱最大的流弊就是作伪，尤以宋代以后，明清两代为烈。例如攀龙附凤、书善不书恶、移花接木等等。其表现形式是：几乎每个家谱都溯源到黄帝，以示自家血统的纯粹正宗；强拉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贵胄名臣为本氏族开山祖或远祖，如朱元璋把宋代名臣朱熹充作自家始祖，惜无史证。
家谱中规定有不让入谱的标准，大多是“不道、乱伦、乱宗、绝义、辱先”等，为讳，为亲者讳，一部家谱中收录的只有好人好事，而见不到坏人恶行的。因此就有秦桧的后人叹道“我在坟前愧姓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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