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头条：鞠躬: 我的学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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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院士讲述求学之路。
本报记者 张梅文/图
在我国著名神经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鞠躬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的书法作品。他认为，对一名老师而言，相比于知识的传授，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更重要。从1953年到原任教至今，他在神经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在鞠躬看来，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他在湘雅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求学时老师们的培养、教导——
遵照父亲的“医学救国论”，我于1947年考上长沙的湘雅医学院。遭遇战火的湘雅医学院，经过几次迁校回到长沙后，首先重建了高质量的医院和图书馆，其他只能一律从简。学校建了一幢砖木结构的四层楼房，以曾经为建立湘雅医学院作出重要贡献的严福庆先生的名字命名为“福庆楼”。它是全院的行政中心，几个基础学科的教室及实验室，部分单身老师、全体男生的宿舍也在这里。食堂在福庆楼对面。
在食堂后面有解剖学科（包括大体解剖、组织学、胚胎学）、生物学实验室及病理学科的教室及实验室。我到校后第一件事是去教务处报到。我在27班（当时湘雅医学院一年只招一个班）看到生物学科的一张通知，除了告知需购买为生物学实验绘图用的纸、笔的规格外，还要预习35页的教科书。当时湘雅医学院是用英文教学，教材都是英文的。我英文较好，很快就看完了。
第一堂课的第一件事是教授给每人发了一张纸，要学生画一个细胞。我很快较准确地画完上交了，受到教授的表扬。我学习很努力，属于“夜车族”一类，动手能力又比较强，年龄比较小，所以老师们都很喜欢我。当时湘雅病理科要在一间小屋内做病理尸检，我常去看。有一次老师叫我戴上橡皮手套上台当助手，至少在我们班上是仅有的。
湘雅的外科医生在晋升为总住院医生前必须到解剖学科（包括大体解剖、组织学、胚胎学）当一年助教，我们的老师是曹美鸿医生。这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为了指导尸体解剖，曹美鸿老师在前一天晚上仔细地解剖了一具小儿尸体。尸体解剖必须当天做完，如果白天没做完，晚上必须补完。抗战时，日本飞机把发电厂炸毁了，我们每人买一盏油灯，秉灯夜读，晚上补做尸体解剖的时候也是每人带一盏油灯。几乎每天都有好几个学生需要补做。我和同学补做时，经常会遇到他们补完先离去，只剩我的油灯“忽闪忽闪”的情况。如果一阵风把油灯吹灭，也挺瘆的，急忙补完离去。
曹老师在上胚胎科课程讲到心脏发育时，须从教室后部用光学投影仪将切片的相关部分移到投影仪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曹老师要我来做。
师恩永远铭记在心，我每次回到母校必去他家拜望。2014年我出席湘雅建校100周年纪念活动，在“老校友见面会”时见到了曹美鸿老师。他苍老了许多，夫人虞佩兰教授已坐在轮椅上。虽然我们都很高兴，但我心中还是感到凄凉，但愿此生还能再见。
我上学时，化学教授对于学期终考时的做法很特别。在考前，教授先宣布哪些学生可以免试，因为他们平时测验、考试得分够高了，平均分也及格了。我总是在免试者行列。我在湘雅的考试成绩不是门门都最好，以一年级第一学期为例（据湘雅医学院提供的资料），英文有4个人的考分比我高，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考分我最高。也不是年年如此，除英文外，每年都有同学在其他学科比我考分高。关于英文，因我在上海时英国、美国电影看得多，所以听、说能力比较强。值得一提的是，二年级时有一个从美国伊里诺伊大学一年级结业后转来湘雅医学院的同学，中文名字叫韩明，他睡的床和我相接，我们俩脚对脚地就寝。晚饭后我们常在校园里散步、聊天，我英文的听说能力因此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有一次组织学教授指定了几个学生每人用国语在讲台上讲一段学习过的神经解剖学。第一个讲的同学一上台就出人意料地用英文讲，他英文考分比我高，很聪明。第二个该我了，我临时改用英文讲，讲得也不错。
当时从长沙回上海要清早乘长途汽车先到南昌，再赶乘南昌到上海的火车。有一年暑假我没有回上海。因为学生上神经解剖学时难以建立脑神经核的立体感，教授要我把废X光底片洗成一张空白塑料片，再将之剪成一张张小方块，在其上画出彩色的脑神经核切面，每隔一定距离画一张，然后用线穿起来。我完成得令教授非常满意。这件事，教授是给酬金的（我事先并不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的酬金。
湘雅医学院的图书馆是对教师和学生平等开放的，新到的图书陈列在一楼，旧书及杂志在楼上。有一天我正在看书时，进来了一位教生物化学的老师，他对我说：“你应该学会查杂志，我带你上楼。”那位老师先带我看了书架上杂志的排列，最后教我怎么用《医学索引汇编季刊》。
新中国成立后，湘雅医学院在福庆楼内举办了一次对长沙市民开放的免费展览会。生理学科的教授给了我一个任务：用实验动物做颈总动脉插管显示血压的变化，以向观众解释血压的生理，难度非常大。展览会人山人海，以致有一间展览室地板有些塌陷，学校立刻关闭展览会，全体人员收摊撤离。
毕业后，我被指定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高级师资训练班。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有两位教授，张鋆教授和张作干教授，还有几位讲师、助教。我们须做尸体解剖。有一天我正在解剖臀中肌下的血管及神经丛，做得很仔细、干净，正好张鋆教授来查看，把我表扬了一番，并对其他同学说：“解剖就应该像鞠躬那样做。”
协和高级师资班结业时，张鋆教授问我是否愿意留下来，可以把我送到苏联学习。那个年代，去苏联留学是梦寐以求的事，我喜出望外地答应了。但没过几天，张鋆教授告诉我，协和医学院只允许解剖学系留一名学生，指定了师资班的另一位同学。虽然大失所望，但也觉得医学院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那位同学很优秀，更重要的是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北京的地下党员。随即总后勤卫生部把我分配到大西北的原解剖学教研室。在北京的湘雅医学院的同学们都来安慰我。我还是老态度，到哪里都可以创一番事业！
1953年，我来到原，立志进行神经解剖学研究。在这里，我开始了我半个多世纪的科研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