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中书局大火之谜
一、正中书局大火之谜
电影截图中的正中书局影像（下图），证实它是沿用了日商大丸百货商店的建筑，其大门开在罗斯福路靠近多伦道口，北侧楼房虽然门面不宽，但是进身很深，具体用途尚不太清，只能见到上方和南山墙上分别镶着的七个大字，与门面“正中书局”四个大字有明显区别。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看到它了，因为在解放天津战役时，这里被战火吞噬后夷为平地。
据《天津解放所闻所见》作者杜先生说：“有一天，为了镇呼国民党军，城外的大炮一炮命中了繁华地带百货大楼对面的正中书局。正中书局是国民党官办的出版机构，属于官僚资本，记得其建筑是四四方方的两层楼房，外墙抹着洋灰。”杜先生所说的这个外墙抹着洋灰，四四方方的两层楼房，显然不是那个临街有着大落地玻璃窗的平房建筑正中书局，而是它北面那个新建的二层楼房。“一炮命中”，也不至于把整个地块都毁了。
据《天津入城回顾》的作者于俊沂回忆“那时天津市区面积不大，西站、北站、大直沽、体育馆、六里台、七里台，就算边缘了，很快就走遍了。发现只有中原公司对面的中正书局被烧毁。再一个遭到破坏的就是北站附近的中纺七厂，仅此而已。”由此可见，这一地块的建筑，特别是正中书局是被大火烧毁的。大家知道，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保护城市建筑和人民生命财产，曾有命令除万不得已不能开炮，因此不少战士因此而牺牲了生命。鉴于我方的火炮型号和炮弹威力，不足以将这块地区夷为平地，更不可能使用燃烧弹来达到作战目的，所以正中书局被火之谜还有待揭开。
时任天津市地政局测量队职员，94岁的李希闵，也在《我参与了家乡的解放》一文中提到：“地下党员绘制的城防图，为解放军的炮兵提供了目标。天津战役打响后，解放军数以万计的炮弹倾泻到敌人的阵地上，其准确率之高，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极大减少了解放军的伤亡和对城市的破坏程度。经过战争洗礼的天津城，除中纺七厂、正中书局等处受损外，基本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当年的《申报》在1949年5月16日“天津激战”中称：“被炮火轰毁者只有东局子、西营门、西南城角的赵家大街、旧日租界的正中书局、文化会堂一带，河东三马路及北站附近，其余大致完好”。
由此可见，除了万不得已不许开炮，因此保住了很多知名建筑，如南开大学、中央医院、耀华学校等。
二、正中书局是国民党党产
正中书局于1931年由陈立夫创立于南京，是一家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的国民党党营出版机构。
1933年，陈立夫将正中书局的全部资产捐献给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充，并指派叶楚伧、陈立夫等为董事，吴敬恒等为监事(陈立夫为董事长，叶楚伧为出版委员长，吴秉常为总经理)。扩充后的正中书局设于南京杨公井，有营业、编辑和印务三所，并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杭州等地有分局和发行所。
建立初期，正中书局以编辑中学教科书和课外读物为主，后来逐渐扩大到学术专著、民众读物、儿童读物、字典等。
抗战初期，应形势需要，正中书局编印大量战时读物，后仍以教科书、自然科学、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党政要人的著作为主。
正中书局天津分局设在罗斯福路23号，分销处设在单街子23号。其原址是日本占领时期的大丸百货店，当时的门牌号是日本租界旭街23番。
日本租界旭街23番这个地方，正处于日租界繁华地带，它的南边是福岛街，马路对面是日本邮局；它的东边紧邻着浪花馆，日本投降后，浪花馆楼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励志社，楼下改成皇宫影院，除了演出电影外，还演话剧等，散场后从东边太平门出来就是日租界曙街，也是日本人的红灯区；它的西面，马路对面是日本人开的平安旅馆；西南角对面是中原公司大楼，中原公司的西边就是日本花园和日本公会堂，这里是日本租界的心脏，抗战胜利后作为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是国民党守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所在地；它的北边是新园澡堂和新旅社，也都是高大的钢筋水泥建筑。
三、正中书局前身是大丸百货商店
1928年之前这里还是一块闲置不用的空地，院内杂草丛生，当时在这个院子的东南角上，有一座水泥建筑是浪花馆。后来在这个院子空地上建起一些仓储式大棚。
从1939年天津大水时期的照片来看，旭街23番这个地方有两组建筑，靠北一侧围墙内是大棚式的仓储建筑，在福岛街和曙街均设有出口，那时的建筑应该不否属于大丸百货商店。
1939年底，大水还没有完全退去，就传出大丸要在中原公司对过盖房的消息。据当年12月30日《庸报》透露的消息，说大丸百货商店明年春天要在这里建房，秋后开幕。且已委托土木工程专家绘制楼房详图，并开始准备建筑材料，建成后运销一切日本优良物产和加工精制品及手工艺品，还承销世界名贵物产，“其经营方法颇似中原公司，但较中原公司尚高一筹。”看似雄心勃勃，大有和中原公司一争高下之势。
1940年春天大水刚刚退去，果然大丸百货当局就迫不及待地耗去数十万元，将原建筑拆除后建起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但是由于上马仓促和资金不足，只是在靠北一侧局部是二层楼房兼做防火墙，其他部分仍以平房撑做门面，说是以待将来资金充裕和时间允许后，再重新建设成四层楼房与中原公司竞争。就是这样的建筑，总计才五百平米，还从五月一直干到十一月，临近开业外部装修还没有完，不得不将开幕时间向后推迟几天。
我们从《庸报》介绍大丸百货开幕志盛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店为谋大陆上营业之扩展起见，事变后华北、上海各地相继成立者不下二十余处。本市支店年来因津市商业发达，筹备事宜，于本年五月间开始在日租界旭街中原公司斜对过，以数十万元建筑一大商店，现已报告完竣，原定本月一日正式开幕，但因外部一部工程未竣，故决定改于本月五日正式开幕。”
号称日本一流的大型百货商，干出的却是眼高手低的活儿，让那些望眼欲穿、崇洋媚外的人大跌眼镜。
从1940年11月5日《庸报》刊登的广告来看，大丸百货公司本是一个历史悠久，资本雄厚，商品清新，物品繁多，价格低廉而又招待亲切的商家，它的历史已有二百六十年了。“该店总店设于日本大阪市内，资本金一千五百万元，并在日本内陆各都市及满洲各大都市均设有分店。”为了扩大生产和销售，经过研究应合新时代的要求故而清新，采购中外各货，凡为生活必需品无所不急，无所不备，调节百姓供给，谋大众经济生活之合理化，兼采购中日商人道德之所，长以期社会服务之完整。并自开幕时间起特价十天。
由此看来，从合同签约、原建筑拆迁到新建筑完成，前后只有几个月，时间仓促，资金不足，以致“外部一部工程未竣”就仓促开业了。是否和日本大东亚战争局势有关，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是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记者在大丸百货店门面前的照片，沿街建筑都是落地玻璃橱窗，内里售卖的商品除中国各地的土产、著名的工艺品外，大多为日本国内各大工厂的出品，如日用家具及旅游用品等。由于商品准备不足，他们不得不把北端销售欧美高档商品楼房，楼上改成饭馆，楼下改做业务批发部。开业后的大丸百货商店，日籍职员不足约十名，华籍职员却有三十余名，除星期日和日本节假日外，平时每天上午十点至下午七点之间营业。
随着日本大东亚圣战的失败，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在津日本人被遣送回国，日伪财产被敌伪产业处理局没收，大丸百货店遂成为有国民党政府背景的正中书局天津分局所在地。
四、正中书局是特务机关
正中书局及其周边建筑是被大火烧毁的，到底是因为炮击引起的火灾还是另有原因，到现在还是个迷。
据老人们讲，正中书局一楼卖书，二楼对外不开放，说的显然北侧那个白色建筑。
据国民党天津警察局稽查处（军统局公开的特务机构）的一个头目王子晨说：“正中书局楼下经营书这个不假，楼上是军统的机要室和档案室。”也有人说正中书局以正常的图书经营为业务，但其真正的身份应该是国民党驻津特务机关。还有人说皇宫影院每天上映一些默片，其真正的身份应该是三青团的活动基地。还有说它的楼上是励志社。据93岁的徐仁老先生说，正中书局的大门开在罗斯福路上，他还去过几次，里边就是卖书的，和一般书店没有两样。当时确实有个励志社在多伦道上，他还和同学一起到那里去过，当时励志社是在楼上，楼下还演出什么的。励志社也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一时间众说纷纭，都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有关。所以说，当时解放战争严峻的时候，到底是因为炮击引起的火灾，还是他们自己放了一把火，就不能不叫人考虑了。据说在当时的罗斯福路有好几处同时起火。
1946年陈仙洲来天津后任中统天津站长，成立天津站外围组织“天津青年共济社”、“天津忠义普济社”，但是没有提到励志社。陈1947年调沈阳后，由吴景中接任站长，白世维任稽查处处长，后来又是娄兆之、李广和。
1948年初中统局进行改组整顿，南京中央调查统计局改名为中央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天津区改为办事处，仍是原班人马，处长蒋海溶。
何翔凌在《国民党中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一文中说：“市党部调查统计室，就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局）华北天津区的公开名称，本身自成系统，在全市范围内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网络。”地点在沈阳道64号，并不在正中书局这个地方。
10月中旬，南京党通局发来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命令各处立即采取措施以应对突发事件，防止在解放军进攻下措手不及，遗留内部机要档案。党通局华北办事处处长张庆恩从北平来到天津，亲自布置烧毁档案，把重要的档案装了两辆汽车，运往七里台国民党驻军的一个连队里焚毁。
12月10日，南京党通局发来急电，批准天津处的撤退请求，并通知将由海军司令部派三艘登陆艇接运。
13日上午登陆艇驶抵太古码头，要求在两日内登艇。16日清晨这些国民党特务开船南逃。距离我军总攻天津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正中书局是国民党特务自己放的火，目前证据略显不足。
五、正中书局毁于战火
1949年1月14日，我军以强大的兵力对天津发起总攻。上午10点，总攻开始，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在刘亚楼指挥下，上千门火炮同时向天津城开火，战斗场面相当惨烈。根据天津地形特点和敌人火力分配情况，刘亚楼决定将一纵、二纵、七纵、八纵作为主攻部队放在东西两侧，以金汤桥作为会师地点，把天津一分为二后分别歼灭敌人。九纵（四十六军）和十二纵一个师，在南部阻挡天津守敌南逃，另外由一小部分兵力从北部佯攻。
据陈长捷在《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战争的回忆》中说：13日西营门一度被突破，又被国民党军反攻夺回。14日进攻更为猛烈，西营门再次被突破，解放军攻入市区开始巷战。下午民族门也被突破，国民党第八十六军再也无力堵击，任凭解放军插到金汤桥。
刘錡在《天津战役的回忆》中回忆到：“深夜十一点，我先头进攻部队占领了金汤桥。午夜两点，东路两个纵队也杀开了民权门及民族门，到金汤桥与西路两纵队会师。从此，天津守敌被分割成数块，各自陷于极度孤立及十分混乱状态中。”
稍有一些军事常识就可以看出，我军突破城防会师金汤桥后，第一个战略目标完成，下一步就是要将敌人分割围歼各个击破，其主要任务就是占领中原公司，这是天津当时的制高点，夺取中原公司后，敌警备司令部就完全暴露于我军火力之下，敌人会不战自降。
当时的我军一部分沿河推进夺取胜利桥，再由多伦道中原公司进攻；另一路由闸口街到东南角，沿罗斯福路向中原公司进攻。但是这两路都受到国民党军的顽强阻击。
刘亚楼在在《平津战役的决定意义》中提到：“某部进攻到罗斯福路十二警察分署时，前边一座楼上的敌人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道路，由于楼多街窄，炮兵无法射击，炮兵战士以大无畏精神，将大炮拆开抬到三层楼顶上，七发炮弹打掉敌人四个火力点，掩护步兵攻占胜利桥，在战史上写下了大炮上楼的英雄史记。”
另外，《天津战役我军坦克》一文作者也说：“在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附近，守军占据新旅社楼房，居高临下阻击第一纵队第二师前进，步兵在多次进攻无效的情况下，我军两辆坦克及时赶到，撞开大门并掩护步兵歼灭了楼内守敌。”
由此看来，在这个方向进攻的我军一共就打了七炮，而且口径不是太大，除了端掉胜利桥敌人据点以外，没有打到正中书局的记录。就是打到正中书局，破坏性也不会太大，但引起火灾的可能性是有的。
据说我军是在夜间攻占中原公司的。那火似乎帮了大忙，我军看中原公司一清二楚，而楼上的敌人却成了“睁眼瞎”。战士们冲上前去，用利斧劈开窗户冲进去迫使敌人投降。跟在队伍后边进城的接收人员，在路过中原公司时大火还熊熊燃烧，面对已成废墟的正中书局，还是郑重的宣读了我军接收令。
在中央电视台在专题片中，天津市民石钟说：“当时看到的天津并不是破烂不堪，只是中正书局着着大火，旁边就是一堆一堆的死尸。”
时任四十六军四一零团一营通讯班长崔子合，在《我参与了家乡的解放》一文中说：“我们把警备司令部包围，司令部大楼面积很大，有四五层楼高。领导派了小杨等六名战士，带上炸药包，准备一举攻克大楼。我方火力进行掩护，以控制敌人的火力，六名战士顺利地将炸药包安放在预定地点，顷刻将大楼炸塌一角，敌军死伤众多。没死的敌军从窗口把白手巾挑在枪尖上，向我们喊：‘别打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我方向对方喊话‘愿意投降的，都走下楼来。’接着楼上的官兵便陆续下楼，乖乖地做了俘虏。”“午9点，解放军涌进一个地下室，这里就是陈长捷的地下指挥部。在解放军大炮的威慑下，这个拒不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将军不得不举起手来。”
解放后这里一直闲置不用，后来在此废墟上建成胜利公园，也许是特意在这里宣誓公理战胜的意义。每当市里有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特别是每年国庆大会开完以后还有游行队伍和彩车，平时这里成了市民休闲娱乐中心和打卡地，时间久了人们就忘了这里原来是什么样子，甚至忘了它的前身是个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