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日重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根据《岁时广记》汇集整理的有关重阳节的文献资料，南宋之前每年九月九日古人都会举行各式各样的节日活动，虽然这些习俗随着时代的变迁、地域的变换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重阳节宴饮、登高、食糕，以及有关菊花、茱萸等主题的活动一直贯穿始终。关于重阳节的源起，当代研究节日的学者众说纷纭，杨琳《重阳》一书做了简略的总结，概括有祈寿说、尝新说、辟邪说、大火星祭仪说等，作者则支持重阳节源于辟邪，并引用古今各地方的民俗资料加以证明。
节日的产生与发展与历法制度的演变息息相关，因此，考察节日的源起必须在历法制度演变的背景下进行。就重阳节而言，第一，了解干支纪日到序数纪日的转变，由此看四大重数节日的出现以确定九月九日真正的产生时间;第二，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重阳节的文献记载，弄清九月九日的观念习俗与当时道教中儒家灾异论和神仙方士思想的关系;第三，成文历法与节日的前身是观象授时与节气，四大重数节日的主要观念习俗往往与农时周期中对应节气的仪式活动息息相关，九月九日的核心即来源于先秦秋季的养老节与秋尝之祭。
一年中的节日与节日的观念习俗构成节日系统，属于历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古代中国推行阴阳合历的历法制度，最先运用的纪日方法是干支纪日，后来才出现序数纪日，如今人们熟悉的节日系统更是在序数纪日普及之后才得以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有不同的类型，一是与太阴历相关的岁末、年初以及满月等特殊日子作为节日的情况，如除夕、春节、上元节、中元节、中秋节，二是与太阳历相关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节气作为节日的情况，三是由节气与干支纪日配合决定的节日，如三伏、腊日等，四是表面看来只与序数纪日有关的节日，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这一种节日的月和日为同一数字，故被称作重数节日。池田温在《中国古代重数节日的形成》一文中考察了重数节日形成的时间与背景，认为四大重数节日大致形成于东汉末期，稳定下来并得到普及则是在三国时代，而重数节日的形成是以序数纪日的普及作为背景的，它的固定又进一步促进了纪日方式与干支的脱离。四大重数节日产生之前在东汉时期的情况可参考崔寔所撰的《四民月令》，该书按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记载了东汉中叶一个士大夫家族的庄园经济生活，其中记载了重数日时要做的各种工作:
三月三日可种瓜。是日以及上除，可采艾、乌韭、瞿麦、柳絮。
(四月)，是月四日，可作醯酱。
(五月)，是月五日，可作酢。合止利黄连丸、霍乱丸、采葸耳。取蟾诸，廿合创药;及东行蝼蛄。
(六月)，是月六日可种葵。
(七月)，七日遂作麹。及磨。是日也，可合药丸及蜀漆丸;曝经书及衣裳;作干糗，采葸耳也。
(八月)，是月八日，可采车前实、乌头、天雄及王不留行。
(九月)，九日可采菊华，收枳实。
在《四民月令》中，重数日还不是节日，同书中作为节日记载的有正月之旦、清明节、立夏节、芒种节、伏与腊等，不过重数日之行事有些已与后来的重数节日相关，如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九月九日采菊花等。
到了魏晋时期，周处的《风土记》就已经对四大重数节日有了详细描述，《风土记》全书已佚，通过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的转引可以看到书中对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的记载，由于《玉烛宝典》的九月篇亦佚失，关于《风土记》中九月九日的记载可参考《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
《风土记》云：寿星乘次，元巳首辰，袚丑虞之遐秽，濯东朝之清川。注云:汉末郭虞以三月上辰上巳生三女并亡。时俗迄今以为大忌，是日皆适东流水上，祈袚洁濯。
《风土记》云：仲夏端五，方伯协，极享骛，用角黍，龟鳞顺德。注云:端，始也。谓五月初五也。四仲为方伯，俗重五月五日，与夏至同……
《风土记》云：夷则应履，曲七齐，河鼓礼元吉。注云:七月俗重是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机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荧重为稻。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
《风土记》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风土记》云：无射绍候，上九考祥。注曰:俗尚此九日也。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也。
可见，包括九月九日在内的四大重数节日出现的大致时间应是在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当时还没有七夕、重阳等固定的节日名称。因此，仅因《楚辞·远游》中出现“重阳”一词，就认为重阳节源于战国时期的说法，完全忽视了节日产生与发展的机制，九月九日被命名为重阳节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但“重阳”首次作为九月九日的节日名称出现，已经晚在南北朝时期梁朝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的诗句中。另外，四大重数节日形成以后，出现在了许多记载西汉时期故事的小说中，例如《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中有汉武帝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以及汉武帝与西王母七月七日相会的记载，《西京杂记》更是列举出了汉高祖时期宫内三月三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等节日的习俗，其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的记载更被认为是重阳节源于西汉的证据。这些小说杂记一方面是魏晋间士人所为，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序数纪日与重数节日产生与发展的时间顺序，故重阳节出于西汉说亦可视为无稽。
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朝吴均的《续齐谐记》记载了当时广为流传，同时也为如今人们熟知的四大重数节日的起源故事，至此，四大重数节日的观念习俗已大体固定了下来：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仲洽:“三月三日曲水，其义何旨?”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与至水滨盥洗，因流以滥觞，曲水之义，盖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嘉事也。”尚书郎束皙进曰:“挚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洽为城阳令。
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
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去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复三年当还。”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织女嫁牵牛。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因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祸乃可消。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因此也。
三月三日临水祓禊、五月五日纪念屈原投湖、七月七日织女牵牛相会、九月九日登高辟邪，这些耳熟能详的节日起源故事绝大部分带有虚构成分，但古今只要说起四大重数节日的起源，几乎无不引用此类典故。特别是九月九日，该则故事将九月九日追溯至东汉桓景在神仙方士费长房的指导下举家外出避难之事，将登高、饮菊花酒、佩戴茱萸等节日习俗归结成为了辟邪消灾，因此“辟邪消灾”成了后世民众理解九月九日的基调，如今节日研究的学者也将其作为九月九日源头的切入点。
二、道教的儒家灾异论与神仙方士思想对九月九日的影响虽然《续齐谐记》中的起源故事将九月九日看作辟邪消灾的日子，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东汉末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九月九日主要是聚会宴饮、户外娱乐的节日。《北堂书钞》引东汉士孙瑞奏事云:“兴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赐公卿近臣饮宴。”《晋书·王敦桓温列传》所记载的龙山之会、孟嘉落帽也无疑是展现东晋时期王公贵族阶层九月九日登高聚会宴饮的最好例证。到了南北朝时期，许多以“九日侍宴”为主题的诗赋反映了当时朝廷九月九日宴饮之事，而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有“九月九曰，四民并籍野饮宴”的记载则反映了南北朝时期除了王公贵族，普通民众也有于九月九日户外宴饮的习俗。那么，为何这样一个气氛欢乐的节日会被赋予“辟邪消灾”的含义?究其原委，主要是由九月九日的日期数字引申而来。重数节日的日期原本只是月、日数重复以便于记忆，不过西汉儒家灾异论给阳九这一数字带来了灾异之意，从而影响了重阳节的含义。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等儒生将阴阳五行说与《春秋》、《洪范》、《周易》等儒家经典结合起来论说灾异、附会人事，其中京房的《易》学灾异论在战国《易传》阴阳变易学说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物不可极，极则反”的观念。阴阳消长、物极必反的灾异论产生了九为阳数之极，极则穷变，转而为阴，标志着灾异出现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阳九不仅具有上述含义，在西汉中后期说灾异者蜂起的潮流中，还出现了一种“阳九百六”的灾期说。汉成帝时期儒生谷永上书云:“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其中“当阳数之标季”指汉高祖至汉成帝共九世，九为阳数之极，当有灾厄;“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指当时流行的一种灾期推算法。据《汉书·律历志上》记载，此灾期说以4617年为一个周期，称为一元，这其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段旱灾或水灾年，“阳九百六”指的是初入元106年后，有一个9年的旱灾。吴羽在《“阳九百六”对中古政治、社会与宗教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以太初元年(前104年)为历元，按照此灾期说推算，第一个“阳九百六”的灾期始于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止于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故“阳九百六”与王莽当权并篡汉正好相合，《汉书·王莽传》、《汉书·食货志》载王莽多次下诏称自己“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可见基于历法推算的灾期说与现实中的政治动荡产生了实际联系。作者还指出，随着东汉的建立和稳定，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提及“阳九百六”，到了东汉末年，“阳九百六”之说再兴，然而此时的“阳九百六”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历法推算，成为了一种国运衰弱、时局不稳、天灾人祸的比喻。到了西晋末年，按照魏晋新的历学推算法得来的“阳九百六”之说又起，使得道教的上清派和灵宝派在“阳九百六”基础上构建出了劫运说和终末论。
毫无疑问，“阳九之厄、百六之会”的灾期说，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宗教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九月九日在这一种特殊的风气下，由于日期中阳九相重，也被附会为灾厄的体现，原有的习俗被解释为“辟邪消灾”，之后新的习俗基本上也由“辟邪消灾”而来。《梦粱录》记载:“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可见，后世民众早已忘了“阳九之厄”原本作为灾期说的含义，而把它与象征灾厄的九月九日画上了等号。将“阳九之厄”灾异说与九月九日结合的，极有可能便是当时大肆宣扬修习道教经典便可度过“阳九百六”灾期的道士，上述《续齐谐记》中的九月九日起源故事，指导桓景避祸的费长房正是东汉时期的神仙方士，其事迹见载于《后汉书·方术列传》。刘晓峰在《重阳节在日本》一文中提到了该则故事另外一种较早传入日本的版本:
九月九日祭者，昔有费长房者，于少室山登去之。则遇之仙人韩众乞语房云:“汝家当有一厄之”，则长房问云:“何者为得免灾乎?”众答云:“九月九日登山，而取柏叶上露，和合丹砂，点于汝家内人等额上，灸三壮之。则除去之。”房则随教而修理，灾移侧家也。
对比两个版本，第一，九月九日登高辟邪故事的主人公发生了变化，由费长房指导桓景避祸，变成了韩众指导费长房避祸，韩众即韩终，《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韩终是为秦始皇求不死之药的神仙方士，到了东晋葛洪的《神仙传》中韩众已是跻身神仙之列的高人。第二，避邪用的方法也不一样，佩茱萸、饮菊花酒变成了采柏叶上露配丹砂点额。综合以上两点，日本保留的版本所采用的主人公时代更早，所用的方法与《四民月令》、《风土记》所涉及九月九日有关菊花、茱萸的习俗无关，可能为更早的、还没有与九月九日充分结合的版本，这一版本更能体现原始主旨，即故事主要是借由九月九日告诉民众道教的神仙高人能帮助人们驱邪避难。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九月九日发展与定型的时期，同时也是道教走向成熟、定型的时期，这使得九月九日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九月九日不仅与“阳九之厄”有关，体现了道教中儒家灾异论的一面，同时在道教中神仙方士思想的影响下，九月九日还有另一种解释，九月九日“重阳”之名极有可能由此而来。《楚辞·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一句虽不能说明重阳节源于战国，却能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九月九日被命名为“重阳”源于神仙方士思想中的升天观念。洪兴祖《楚辞补注》解释“重阳”为“积阳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阳”，九月九日两九相重也为重阳，无怪乎在道教看来是九月九日是升天成仙的最佳时刻，据说此日清气上扬，浊气下沉，地势越高，清气越多，人往高处就可以乘清气升天。据《岁时广记》记载，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与妻孙夫人以桓帝永寿二年丙申九月九日，于阆中云台山白日升天位于上真。可见，在道教的影响下，九月九日体现出了越往高处阳气越多阴气越少有利于“升天成仙”的观念。此外，神仙方士思想中的服食观念使得九月九日采菊食菊、饮菊花酒、佩茱萸等习俗披上了追求“延年益寿”的道教色彩。曹丕的《与钟繇书》反映了曹丕九月九日赠菊予钟繇，希望有助于延缓衰老、延长生命:“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飧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还提到:“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同样，陶渊明在《九日闲居并序》中称:“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又言:“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食菊在身体上有益健康、饮酒在精神上祛除忧虑，此处九月九日仍然为名字寓意美好长久的节日。可见，魏晋时期的上层社会，九月九日还没有灾厄之意，除了是聚会宴饮的好时节，更有为了延年益寿服食菊花、饮菊花酒等的观念习俗，体现了当时道家养生文化。简而言之，一方面，《夏小正》曰:“九月:……荣鞠树麦”，《礼记》曰:“季秋之月，……鞠有黄华”，菊花本是秋季时令植物，九月九日采菊食菊、饮菊花酒、佩茱萸原本于自然物候，在道教的影响下，逐渐沾染上了浓厚的神仙方士思想;另一方面，秋季登高宴饮原本为符合季节、农时特征的活动，在道教的影响下，同样也具有了神仙方士思想的内含。随后，道教吸收了“阳九之厄”的儒家灾异论，将九月九日与神仙方士助人驱邪避难的故事结合起来宣扬教义，由此，九月九日成了灾厄的象征，登高、饮菊花酒、佩茱萸等习俗都演化为“辟邪消灾”的体现。除了受道教影响引申出“延年益寿”、“升天成仙”以及“辟邪消灾”的观念，魏晋南北朝的九月九日还有其它因素的加入。首先，九月九日为女儿节。干宝《搜神记》卷五记载了一则淮南全椒县丁氏女的故事，该女年十六嫁入婆家，不堪婆婆严酷，于九月九日乃自经死，后借鬼神显灵提出九月九日休假一日的要求，由此之故，江南每家媳妇九月九日都不用做事。其次，九月九日为马射日。梁朝萧子显《南齐书》有“九月九日马射，或说秋金气，讲习武事，象汉立秋之礼。”的记载，上述以“九日侍宴”为主题的诗很多都反映了南朝九月九日将狩猎骑射与原有的聚会宴饮相结合，例如刘苞《九日侍宴乐遊苑正阳堂诗》的“六郡良家子，幽并游侠儿，立乘争饮羽，倒骑竞纷驰”，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的“饮羽山西射，浮云冀北骢”、“腾猿疑矫箭，惊雁避虚弓”，萧纲《九日侍皇太子乐游宴诗》的“紫燕跃武，赤兔跃空。横飞鸟箭，半转蛇弓”等。而北周王褒的《九日从驾》等则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汉族的影响下也过九月九日，节日活动更是以狩猎骑射为主。四大重数节日的起源故事虽然透露了节日的一些主要观念习俗，但要真正客观地探讨节日的源起，依靠此类带有虚构成分的叙述远远不够。刘宗迪在《从节气到节日:从历法史的角度看中国节日系统的形成和变迁》一文中指出，研究节日与节日观念习俗的源头问题需要从中国古代历法制度演变的宏观视角来把握，因为节日的前身是节气，而节气是农耕文化的产物，故节日与节日观念习俗的起源与意义，必须追溯到其与农时周期的渊源关系，才能得到最合理的答案，而这种思考路径可以为民俗学构建出一套探究节日民俗的起源与意义的理论方法。实际上，虽然九月九日等重数节日表面上只与序数纪日有关，但深入探究就会发现，成文历法中的四大重数节日都与观象授时时期对应的节气息息相关。首先，三月三日上巳节，干支纪日法通行时在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举行，序数纪日通行后改为三月三日，除了起源故事中提到的临水祓禊，三月三日最主要的观念习俗是祭祀高媒、会合男女，《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有“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的记载，上巳节的祭祀高媒源于先秦仲春三月即春分左右举行的仪式，而会合男女则是与祭高媒求婚求子密切相关的活动。在没有精确成文历法的观象授时时期，古人主要依靠的是物候与天文来标识时间，此处，玄鸟的到来正是祭祀高媒的时间标志。第二，五月五日端午节，干支纪日法通行时在五月的第一个午日举行，序数节日通行后改为五月五日，上述《风土记》中已明确说明端午节与夏至同。闻一多《端午考》认为端午节来源于吴越民族对龙图腾的祭祀，实际上，端午节频繁出现的“龙”应是天上的苍龙星象，龙星标志着先秦仲夏五月祈雨仪式活动的开始，体现的是天文作为时间标志。第三，七月七日七夕节，刘宗迪的《七夕故事考》认为七夕乞巧风俗来源于先秦孟秋七月妇女纺线织布以备寒衣的仪式活动，而七夕的主角——天上的织女星正是初秋到来以及妇功开始的时间标志。最后，九月九日重阳节，毫无疑问，与前三个重数节日相同，九月九日的核心源于农时周期中相应节气的仪式活动，故秋季一系列有关的仪式活动都应列入考虑的范围。《管子·幼官》在“西方本图”即秋季对应政令中载有“养老弱而勿通，信利周而无私”，在“北方本图”即冬季对应政令中载有“再会诸侯，令曰: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礼记·月令》对养老的时间有更精确的记载，《礼记·月令》云:“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可见先秦时期秋季要举行养老活动，这种养老活动到东汉时期仍有沿承，《后汉书·礼仪志》云:“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对比三月三日与九月九日的前身，春季会合男女求婚求子，秋季养老祈寿，一个追求生命最初的诞生，一个追求生命最后的延续，两种对人生最基本的渴望融合对应于春秋两季的岁时节日之中。仲春时节玄鸟至，而后祭祀高媒，并举行会合男女的活动，那么仲秋时节的养老活动又有何种天文物候作为时间标志?又会有什么样的祭祀仪式?这两个问题古籍中没有直接的答案，不过《史记·天官书》中关于老人星的记载，以及《史记·封禅书》中关于寿星祠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线索。首先，《史记·天官书》云:“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唐张守节《正义》云:“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为人主占寿命延长之应。常以秋分之曙见于丙，春分之夕见于丁。”在中国天官系统中，西方白虎之参宿、觜宿与天狼星、弧矢星的南方，有一颗明亮的星，被称为老人星，又名寿星。由于位置极南，在先秦中原地区，老人星一年中只在仲春与仲秋两个时间段短期升起于南方地平线。由其运行规律以及名字意义推测，仲秋旦时见于正南天的老人星极有可能与仲秋时节的养老活动密切相关，《礼记·月令》云:“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仲秋之月老人星随着参宿、觜宿升至最高处，在旦时见于正南天低处，此时正值养老活动的举行，正如织女星因标志着初秋到来以及妇功开始被命名为织女星，老人星也正是因为标志着仲秋到来以及养老活动开始被命名为老人星。其次，《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朝统一天下之后，深感前代礼仪制度损毁严重，开始着手整理和恢复先前周天子与诸侯之礼，发现“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便“以岁时奉祠”。唐司马贞《索隐》云:“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唐杜佑《通典》提及“周立寿星祠於下杜、亳，时奉焉”，“周制……秋分日，享寿星於南郊”。可见，周代存在祭祀老人星的寿星祠。祭祀老人星与仲秋养老活动的关系在《后汉书·礼仪志》中表现无疑，前文提及该书记载仲秋之月要举行“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的养老活动，其后紧跟的一句便是“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由此推测，周代仲秋时节不仅有养老活动，还有老人星祭祀仪式。老人星因作为养老活动的时间标志而被命名，由于具备了长寿之意，人们便开始修庙建祠祭祀之以祈求长寿。养老活动加上对老人星的祭祀构成了盛大的养老节，九月九日的核心即来源于此。除了养老节，秋尝之祭也与九月九日密切相关。《礼记·月令》云:“季秋之月，……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并且提到“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秋季农事已闭，五谷丰收、牺牲养成，是时候报答神灵、庆祝丰收、享用成果，此即《周礼·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中四时祭之一的秋尝。秋尝一是要祭祀祖先，二是要举行宴饮歌舞，《诗经》中有许多描述秋尝的乐歌，如《商颂·那》、《商颂·烈祖》、《周颂·丰年》、《周颂·载芟》、《鲁颂·閟宫》等，其中《鲁颂·閟宫》云:
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骍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保彼东方，鲁邦是常。不亏不崩，不震不腾。三寿作朋，如冈如陵。
鲁国的秋尝之祭有盛大的宴饮歌舞活动，可见其实为东汉九月九日朝廷聚会宴饮以及后世民间各种户外娱乐活动之源。此外，秋尝仪式的祭祀祖先与歌舞宴饮中还包含祈寿、祝寿的观念，即在祭祀中向祖先祈寿、宴饮中相互祝寿的活动，如《小雅·楚茨》云: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诗句描述了秋后黍稷盈仓、牺牲养成，人们用收获的谷物制成酒食，将饲养完好的牛羊宰杀烹调，用它们来祭祀祖先，以此向祖先祈求长寿。又如《豳风·七月》云: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诗句描述了秋后人们聚在一起宴饮之时互相饮酒祝寿的场景。可见，东汉九月九日追求长寿的观念除了可以溯源至养老节，亦可在秋尝之祭的祈寿、祝寿活动中找到源头。虽然自魏晋南北朝发展与定型以来，九月九日在传统社会中一直以“辟邪消灾”为基调，“养老祈寿”的观念习俗并不突出，但经由上文在历法制度演变的大背景下追溯重阳节至先秦农时周期上的源头可知，“养老祈寿”比“辟邪消灾”有着更悠久的渊源，重阳节从根源上来自秋季的养老节与秋尝之祭，故将重阳节重新命名定义为老年节，实际上是剥离了节日中儒家灾异论与神仙方士思想的因素，将早已被遗忘的“养老祈寿”之观念习俗重新拉回当代人们的视线之中，使其更接近节日在农耕文明之中的本质。本文选编自郭佳《九月九日重阳节探源》，《文化遗产》201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