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讲 | 冀建中：什么是西方
当我们把“地球”作为一个常用语放在我们的日常语境的时候，实际上也体现出了我们的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现代人才有的世界观。那么我们就又引入了一个概念，也就是“现代”，这实际上是更为复杂的一个概念。“现代”，我们的西学教室也好，这两天的讲座也好，一直会跟这个概念打交道，也一直会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进行探讨。究竟什么是“现代”？我们每个人对“现代”的理解是什么样子？
世界上最早的地球仪是由一个叫做马丁·贝海姆的德国人在1492年制造的。这个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了葡萄牙，作为葡萄牙国王的航海顾问，参加了很多的航海探险活动，从葡萄牙往南到达过几内亚。后来他回到了家乡纽伦堡，结合自己的地理知识，与工匠制作了世界上第一个地球仪。
1492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哥伦布通过四次的探险，到达了我们今天的巴哈马群岛附近，他以为自己到达的是亚洲，所以将当时到达的群岛叫做印度群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印度群岛，把看到的人称为印度人，也就是印第安人。我们今天当然知道不是这样，所以不管西印度群岛还是印第安人都是哥伦布在历史上因为错误的认识给我们今天留下的烙印。
前面的话作为我今天讲座的引言，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地球仪，二是1492年这个特别的年份，现代世界开启了。发展至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就多了一些经常使用的词语，比如说“西方”“世界”和“现代”。虽然我们经常使用这些词语和概念，但我们知道，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越是熟视，就越是熟视无睹，当我们对这几个词语进行追究，会发现许多的问题和疑问，而“现代”与“西方”也一直是我们西学教室特别主要的线索。
我们知道今天的主题是“西学与现代世界”。“西学”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西方的学问，当与“现代世界”结合起来，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逻辑的预设，就是“西方”等于“现代”，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现代化”实际上还原其本质就是“西方化”。在这里我们要打个问号，这个预设是否能够成立？我不希望各位同学被老师们所讲的一些预设所影响，而是希望大家可以针对这样一个假设来进行思考。
今天我希望可以提纲挈领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化”是否是“西方化”？
首先我们明确一件事情，当我们说到现代的时候，所指的并不是当下，不是所谓的just now，所指的并不是流动的时间，而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时间段，只是我们今天还没有走出这样一个时间段，所以把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之为现代。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现代这个词的英文，也就是“modern”，最早出现在公元6世纪，首先是由一位罗马的政治家和作家使用的，其起初使用这个词的出发点是为了证明自己作品的风格与以往早期的罗马教父的作品不同，在这里“modern”这个词也就是“新”的意思。直到17世纪，“现代性”的概念被开始使用，这个时候“现代性”的概念就是指“不同于以往的东西”。
我们说到“现代”这个词，简单来说就是“新”的意思。这种“新”不仅仅是已经存在的一种方式，而是面对未来的、可以生成一个新世界的方式，某种意义上带有开端的意思。而且过去是固定的，未来是开放的，人类可以通过“现代”走向未来，所以现代人就不仅仅存在于传统之中，而是因为人的创造，来规定未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就不仅仅是用时间来规定人，也意味着用人来规定时间。
当“现代”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对历史进行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划分，也就是古代、中世纪、现代。划分为三部分是有深意在其中的，也就是说有一个辉煌的古代，一个黑暗的中世纪，然后到了现代，那么这就与文艺复兴合题了。其中暗含的含义，可能就是我们的现代是要恢复到古代的文明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好的，而中世纪是不好的，也是所谓的返本开新。对古代肯定，对刚刚过去的中世纪的否定，对自己新时代的又一次肯定。所以现代也表达出了一种自信，与过去的割裂，对未来和更早时候的肯定。
以上是我们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为什么可以互相定义的原因。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问题，“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
任何一个概念在刚刚形成的时候，其所代表的意义和包含的内容都还很不充分。“现代性”的诞生之时也是这样，只更多地在表明一种与过往不同的姿态，渐渐地内容才充分，而这之中是有过程的。17世纪时，“现代”这个词拥有了特别确切的含义，从文化背景到政治制度，包括价值观念等等。
从内容上来说，这个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也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启蒙运动。通过这些阶段，“现代性”这个概念被装进去了什么内容，又被明确成了什么内容。
说到文艺复兴有无数大师云集，就从哲学和思想的深度来看，我认为彼得拉克是最重要的。彼得拉克也被称为“文艺复兴之父”和“第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是一个洁身自好的教父，而且对很多贪婪、放荡的神职人员，充满了仇恨。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想法，也就是是否能够净化这个教会。他认为，光靠着天主教的修行和教义，实际上是管不了人的，也就是说不光需要信仰，也需要道德实践。所以他提出了需要一种“新”的人。注意这里说的是人，而不是神。因为作为神自然是完美无瑕的，那么生活中可不可以找到这种人？他们是非常有道德的，非常具有智慧的。
所以“现代性”中的“新”，最早表现的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榜样式的个人。这种人是非常独立自主的个体，要有美德和智慧。这个概念在彼得拉克这里出现了，将目光注视到个人身上，这是人文主义对现代性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什么是“新人”？也就是摆脱了一切羁绊，不依附于城邦、宇宙、上帝之城，这里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人，总是要有一个立身之本的，既然说不依附于上面所说的这些，那么依附于什么呢？答案就是美德和智慧。所以彼得拉克认为，从事于政治，是获得美德和智慧的手段，而非目的。
在悠悠众生中，人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东西，当我们今天说肯定人的价值的时候，是仅仅肯定理性、智慧、美德，还是说也要肯定欲望、感情呢？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人这种动物是什么坏毛病都有的，当我们承认这也是人性的时候，实际上这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因为历史的发展不是要泯灭人性，而是要提升和顺应人性的，这个命题就落到了薄伽丘的身上。他的《十日谈》从更广泛的一个角度上来肯定人。通过肯定个体性，来肯定了我们的世俗生活，所以人只要有了自由意志，就可以自己去寻求一种美好的生活，来寻求至高无上的爱情。
但我们再怎么夸张也不能说人文主义已经冲破了基督教的束缚，说到底他们都不是异教徒，而都是基督教徒，而只是在努力地协调人性与对上帝的虔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用贴大字报的方式对教会的腐败进行了否定。他认为教会之所以会腐败的原因就是因为赎罪卷的发行。赎罪卷实际上就是人没有做善行，就给教会捐钱来代替，结果赎罪卷的面额越来越大，很多富人就买来求个心安，这也就给教会的腐败奠定了基础。马丁·路德在古代找到了一个改革宗教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因信称义”。也就是说，在基督教创立的时候，信徒的根据只有一个，就是“信”，只要你信上帝就可以了，这也是成为上帝选民唯一条件。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不破不立的方式来体现“新”的。新生事物的出现都需要一种打破和重立的过程，而且两者都采取了从古代寻找思想资源的思路，由此，他们的历史观是循环的，未来不是发散的。古代、中世纪、现代是有传承意义的，所以有新的性质，也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
如果说真正对现代世界构成建设作用的，以往没有的，从此诞生的，应该说就是第三个方面，也就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所创造的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的思维模式，这个新的思维模式，构成了“现代性”最为核心和最为支柱性的东西。
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呢？首先应该提到伽利略。他认为科学，首先问题要问对，要切中要害，所有致力关注的点就是这个世界如何运动；其次，既然要描述这个世界，就要用最好的语言，也就是数学，而不是那种从目的出发的，复杂的逻辑和哲学论证；然后，我们可以对观察到的运动搬到实验室里来进行实验、观察和归纳。当问题对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也对了，人、神、自然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位置就变化了，我们的人就不再仅仅是文艺复兴时期所说的只有美德的人，而是可以掌握自然、去开辟新世界的人。
所以我们也说科学革命使“现代性”呈现出了一种真实的可能性，不是回到古代，而是走向未来。所以这时候对个体性就有了两种解释，一种是人文主义的解释，一种是科学主义的解释。在那个时代，由于掌握和认识了自然，爆发出了一种对自然进行重新塑造的能力，也就拥有了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能力。
科学革命打破了人文主义的那种历史循环，导致了“现代性”的内涵变得更加的丰富，也使人文和科学成了“现代性”的两条思路。
当人成为个体的时候，每个人都如此的不同，而且都具有自己的权力，那么这些自由的人如何构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呢？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个人权力、个人自由和公民社会的问题，这是“现代性”无法回避的问题。
“现代性”认为人是可以依靠理性来解决个体与社会的构成问题的，这就是人构成一个政府和法律。那么，人构建的政府，或者自然出现的皇帝在人类社会中又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由于“现代性”让个人的自我权力意识越来越强，当强到一定程度，这个社会的管理和秩序都会出现问题。也就是在科学革命出现的英国，也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这绝不是偶然。
英国的《权利法案》就是要限制国王的权力，然后保证人民的权力，任何宪法和法案，特别是修正案，都是人民争取来的权力，限制的都是政府的权力。政府是一定要有的，因为人可能是恶的，但是有了权力的政府可能更恶，所以更需要人民的监督和权力之间的制衡。这也引申出了一个私有财产的问题，顺应人性来规范和发展社会是现代社会很重要的一个特征，而人性是自私的，所以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公民社会也应运而生。
16、17世纪，“现代性”的意义已经基本完整了，实际上“现代性”并不仅仅是一套理论，也是一场社会实践。因为其主要内容还是由具体的实践来完成的，比如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具体的实践过程，所以既然已经在理论的意义上已经成形了，那么剩下的工作就是对其进行传播。而对现代文明的传播就是“启蒙”。在启蒙的过程中，对“现代性”的理解是始终存在歧义的，也就是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虽然后来科学主义的理解战胜了人文主义的理解，但是在西方那个社会中人文主义的理解，浪漫主义和艺术的传统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当时法国的启蒙也分成了两派。实际上，因为有两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也使人们在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对现代社会的构建当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直至后来康德、黑格尔的发展。
到这里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总结：最初作为“现代性”的基石，也就是个体性，这是“现代性”概念中最为本源的东西。包括后来的基督教的世俗化，科学精神的工具理性，从宗教的领域，从认识世界、掌握世界、与世界的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是把人的能力和人的地位往高提，最后用法律的形式把个人的权力保障起来。
那么在人掌控的社会，我们进步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现代性”是什么？“现代性”从哪里来？现在我们要谈一下“现代性”往哪里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西方人充满了自信，认为这次大战可以说是结束战争的战争。没想到没过多久又来了第二次，然后苏联占领东欧，冷战爆发，核威胁等等。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很多思想家，比如海德格尔写了《存在与时间》、胡塞尔写了《欧洲科学的危机》等等，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这也出现了几条思路，一条思路就是胡塞尔的路，回到古代，恢复那种对美德和人的智慧的崇尚；再就是后现代，也就是对现代进行一种重新的解构；还有一种比较保守，但是很有力量，是说我们现代的危机不是现代性的危机，而是现代性中反现代性因素过分增长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