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1期
启功 讲述 李修生 整理
此文为元白先生在1981—1982学年下学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的《元代诗文研究》专题课的记录稿，根据七八级3班同学章海生（现为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卓文（现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笔记整理。可分为两部分：一、元代文，三讲；二、元代诗，一讲（原计划多讲，因故只讲了总论部分）。
传统认为元代文学就是戏曲、散曲。讲中国文学史，元代一般不讲诗文，都跳过去了。事实上，元代诗文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元代散文的发展：承先，是承唐人韩愈。韩愈对文体改革起了极大的作用，而元人在韩愈开拓道路的基础上，加工提高；启后，对明朝前后七子、晚明小品影响甚大。到了清朝，桐城派的方苞、姚鼐自吹了不起，实际上所念的都是元朝人的文集，改头换面说是《史记》、唐宋八大家，从桐城派的手札中透露，他们所念的是元人文集。他们自称唐音、唐风，其实学元。元诗，李东阳及以后的前后七子，所说的唐风，实际是元人。钱谦益大吹李东阳的新乐府，其实是学元。明人王世贞标榜学唐音，实际上也是追踪元人诗。清人吴梅村等都学元。元朝人将诗打磨得光光溜溜，像一颗珍珠，将棱角打光，外表打亮。
《全元文》，李修生主编
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不只在形式上，改骈文为古文，有一个很大的改革，习惯上叫“古文运动”（我们喜欢说“运动”），有几方面大的变革。韩愈的特点是什么？改骈文为古文只是句法，而手法不同的地方还很多：大家习惯说韩愈诗“以文为诗”。诗应以形象感染人，诗可以跳跃，诗不应多发议论，诗里不能讲逻辑。当然《诗经》中有发议论的，如：“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特兮？”（《诗经·魏风·伐檀》）这也是议论。所以不能绝对!韩愈“以文为诗” 成为定论，而我说韩愈是“以诗为文”。我这个谬论还无人说。韩愈文不仅是散体，主要是给人形象居多，跳跃居多，抓住某几个特点来写。唐代碑铭传记文居多，称为“史笔”。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这类文章六朝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抓住要点，几个侧面，抓住典型事例、形象，用这一点使人由此推知其余。这种手法完全是诗的手法，所以六朝没有这样的文章。韩愈还有一种与六朝人不同。六朝人离开辞藻装饰不算文章，必用辞藻装饰句子，因为他们认为这才叫“文”。骈体叫“文”。“文”就是花纹，如瓷器上的花纹，有花就是瓷器，没有花是土器。华丽、对偶、整齐，组织成图案的，叫“文”。而散文六朝人叫“笔”——散体的、无装饰的、朴素的、简单的。六朝人为文的标准——对仗工整、图案性强、辞藻华丽，还有用典。韩愈就是以“笔”救“文”。《文选》好！读古典文学不念《文选》不行。杜甫对儿子的要求“熟读文选理”（《宗武生日》），否则基础差。又有“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的俗语。六朝文章的特点是以辞藻为装饰，还有一个特点是用典。为何用典，值得探讨。用典无可厚非。我们平时说话都在用典，天天用典，如看见柳树，说“我在杨柳岸”（“晓风残月”）；又比如“白骨精”，三个字包括众多内容：会变人、蒙人、颠倒唐僧师徒……典故压缩了一个事件，典故像一个小电脑（小集成电路），用典能引起联想，如“羽衣翩跹”想到飞鸣而过的仙鹤。《后赤壁赋》：“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顷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二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典故起压缩作用，便于作诗，使诗句句式整齐。刘半农等人曾批判用典，但为什么用典，他不谈。我们口语中有许多典故，习而不察，许多经过的事件、现象，用一个简单的词压缩了，就是典故。典故使人联想很多东西。韩愈的诗文都用典，但他不是生硬地把典故摆在那里，即用的使人不察。但你认为他说的是一个道理，使你很容易接受。这是他成功的地方。典故的好处是以少代多，以简代繁，是其为文省话意思多。但也有流弊，有人把柳叶比眉毛，叫“翠眉”，十分拙劣。诗用典太多，让人觉得累赘。辞藻用多了湮灭本意。唐初人作的碑文完全用典故代替，如说这人穷，就“箪食瓢饮”，那是孔子说颜回的。论富就说“日食万钱”（《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情况不同，不能说明问题。用典故代替事实也不行，唐初有记某人打过何仗，办过何事，全用典。如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论语·为政》）。后有人切割开，用“微管”“友于”做典故。唐初文完全无内容，是一大堆典故。这是六朝人之弊。韩将它改革了。韩不用典故代替人的事迹，而是直写人的事迹。
《红楼梦》，（清）孙温绘
《红楼梦》以前，写人物，多从头写到脚。头戴、脚蹬等等。《红楼梦》不这么写。从未写过贾政穿什么衣服，长相，但贾政的形象给人一个迂腐老官僚形象。六朝人写文章，会从头写到尾：头戴……穿什么靴，手拿的什么兵器，胯下……韩愈之前，陈子昂、独孤及、元结，写文试图改变文风，似未成功。韩愈成功了。韩愈适应大家的接受能力，打破六朝文的辞藻骈俪，语言比较通俗，手法上打破了模式，而是抓住几个侧面的形象，跳跃的，取信于人。如唐传奇，是通俗小说，可为通俗文章。韩与之比，可以说是相适应。元朝人比韩愈及宋人进了一步，打磨得更光滑、柔顺，不像韩，还有生硬处。例如：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文选》）蔡邕，汉朝大手笔，无愧是做好的碑文。但谁出生不是“诞应天衷”？十六字套谁头上均可。你讲讲，什么叫“孝友温恭”？怎么“仁笃慈惠”？再看北齐王屮《头陀寺碑》（《文选》）。头陀寺，和尚庙。“盖闻挹朝夕之池者，无以测其浅深；仰苍苍之色者，不足知其远近。……”他用比喻讲佛教的深奥，文章说了十几页，全是废话。寺在何处，一句没有。这样的文章，韩愈不该改革吗？而且全是用典。头陀寺在鄂州，而碑中不说具体地方。韩愈的《唐故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写作者与死者亲近的关系，六朝文中没有，起自韩愈。因为我认识碑主，我就是死者的证人，所以我说的有力量。铭文。六朝人铭文都是长篇。韩愈的铭文，有一个只两句：“不赢其躬，以尚其后人。”（《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躬、人，古韵不押。可韩愈用。韩愈只两句，铭文就完了，打破六朝人的框框。但韩愈也有毛病。如《曹成王碑》，写一个武将安定一方，“嘬锋蔡山，踣之。剜蕲之黄梅，大鞣长平，
广济，掀蕲春，撇蕲水，掇黄冈，汉阳，行跐汊川。还，大膊蕲水界中。”写得这般热闹，用了许多怪词儿，其实是在一个地方打了一个胜仗。出过这种洋相。所以韩愈也有毛病，好用艰涩僻字。韩愈这个毛病，直到元代文才没有。
宋朝人也没完成书面语言的纯洁。宋人刘煇作怪文“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梦溪笔谈》）。这样的句子、这样的文不好讲。宋人好作些晦涩的古文，从穆修、石介，到欧、苏，才文从字顺，平正通达。唐人樊宗师（字绍述，韩愈有《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愈的老朋友，文极难懂，樊的文章让人连断句都断不下来，不知道说的什么。樊是打破八代之衰，走向另一极端的代表。元朝人比韩愈更进一步，元朝人承先，主要是八家文体书面文，元朝作家，如元好问等，把艰涩古奥取消。元代书面文奠定了六百年的书面文体。我国方言复杂，说了别人不懂，可写出来别人懂。如我们说“喝茶”，福建人说“饮m茶”，《说文》是“饮茶”，说“喝茶”福建人不懂，说文言“饮茶”，福建人懂。所以，毛主席说“饮茶粤海未能忘”。我国这么大地域，维系语言交际是书面语。通行通俗文言文完成于元代。我叫它为净化的、柔化的、规范化的文言书面语。元朝人的文章在语言上起了定型的作用。也没有晚明小品的生硬，他们故意装进方言。如袁中郎写的文章，故意把方言用进去，如“乜mie、冇mao”（广东方言），“甭beng”（北京），不能通行，反而起隔阂作用。元朝骈体文有，但少；不像明清有大家专作骈文。元人作家不少是南宋人遗留下来的。遗留下的词家干脆去作通俗的曲去了。作文则都去作古文，诗亦如此。唐人的诗，如李白、杜甫很有名了，那么，我问你：“汉东太守来相迎”（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这是诗，还是鼓词？“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是杜甫的。不敢议论，两人太权威了。但把“昔有”换成“有个”有什么不同？“有个佳人公孙氏”，“汉东太守来相迎”，不是鼓词一样吗?“翠深开断壁，红远结飞楼”（杜甫《晓望白帝城盐山》）。表面看，写得好！可“开”“结”，在这两句诗中怎么讲？怎么“红”从远处和红楼结在一起？这是杜诗，可没人敢议论。此诗不通，翻译，讲不出来，可认为是好诗。元朝人诗中没有鼓词类的语言，打磨得干净，但弱点也在此。而明清人沿袭了元人的手法，可竟然无人提，我替元人打抱不平的就在这里。清朝顾嗣立搞了一个《元诗选》，收录了元代主要的作家。读古文，标点是重要的。古人说初入学要“离经”，即把经书句子能断开，“辨志”，即能理解意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大学》原文，私塾先生点错了。把“后”，把最后“能”，挖出，贴在墙上。《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注中有几个读法：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最后一种说法是朱熹注。究竟哪种对？我也不知道。标点、词语解释，不容易。封建时代文章写法，“……我朝，”“朝”上要空一格，“……我朝，”或另起顶格。
元好问（1190—1257），山西人。生在金朝，死在元朝。当时南方是南宋。元姓，北魏建都河南，鲜卑拓跋氏后用汉姓姓元。承奉班，金宣徽院有承奉班、内承奉班，负责本班承奉之事。承奉，就是承奉班内的一个承奉。介绍一个官员，介绍官、阶、勋。
元好问
官：实际工作职务。（如今，校长、教务长、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勋：封爵有，公、侯、伯、子、男，勋级有，上柱国、上护军……（如今雷锋式的英雄、南京路上好八连）公讳升，字德清。少不羁，喜从事鞍马间，欲复以武弁取官。及长，乃更谨饬，举措不碌碌。明昌、泰和，入仕路非有梯级不得进。公闲居乡里，郁郁不得志。然日课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养，禄食者不及也。贞祐丙子，自秀容避乱河南，客居嵩山。时公已衰，无复仕宦意。亲旧竞劝之，乃始以兄陇城府君荫奏补，得系承奉班。明年，当调官，而以疾终于登封寺庄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元升少不羁，就是不受约束。搬了一次家，投兄。荫：父兄为官，子弟可荫一个出身。补了一个承奉的资格，也没做上。无子，接一继子，继承产业。可见，没有可写的，也必须敷衍成篇。因为他祖上做过官，他的后代要继承产业，表示家产没落入他人之手，所以要写墓志铭。什么内容没有，也要写。这是以后八股文的古模式，以后八股文的开端。即将古人句子，无中生有的按程式写一通。如八股文，有人以“子曰”为题，他还写了六百多字。前二句破题，写“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谜语。你服不服？他能无中生有地写出这些话来。明清人的不实之文都是这一类文章。此文绕了几个弯，最有趣的是有许多新奇的比方，从苏轼学来的。“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意思是，诗是表达性情的，居然使人感到不知有字。此文此句是从苏轼来。苏轼《书钱塘程奕笔》：“使人作字，不知有笔，亦是一快。”笔做的好，使人写字时不觉手中有笔，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东坡作诗，纯是性情。设问，破论，骨鲠在喉，吐之为快。自《诗经》以来，以性情为主，并没有高深的目的、愿望，吐出便罢。好诗、真文学，是有不得不吐之真情。因病成妍，东坡如此，诗亦如此。如“关关雎鸠”，就似不雅，其实我觉得，模仿得还更像呢!西施有胃病或心脏病捧心，就成美态。金由中都（今北京）迁汴（今开封），即走下坡路之始，日薄西山。金被元人赶跑，还把宋赶跑了。当时民风国势，使人多愤而吐之。比喻、形象、艺术性，最怕正面描写。读诗词，话感受，形容一种艺术效果，讲清楚，不易。讲一个东西，最怕正面讲。“大珠小珠落玉盘”，我觉得笨。卢仝，韩愈的朋友。爱喝茶，喝到第四碗，汗毛孔散发出茶味道，发散出清汗，连内心的不平也从毛孔发散。我读诗如同喝茶，汗从毛孔散发般痛快。这是用来比喻读《新轩乐府》。比喻巧妙！又拉过韩愈诗来作比，这是滑头法。这比唐人聪明，也是明清人常用的办法。最后一段最重要。元好问对元时的生活不满。在这种情形下，我行乐。读《新轩乐府》，又有什么不可？《离骚》之《悲回风》《惜往日》，评者且以“露才扬己”“怨怼沉江”少之，若《孤愤》《四愁》《七哀》《九悼》绝命之辞，穷愁志、自怜赋，使乐天知命者见之，又当置之何地耶？治乱，时也。遇不遇，命也。衡门之下，自有成乐，而长歌之哀，甚于痛哭。安知愤而吐之者，非呼天称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轩，其何以自解？如清初余怀（1616—1696）《板桥杂记》，专写秦淮妓女生活，以表示不合作。你讲大道理我不管，我过颓废生活。陶渊明《述酒》，纪念晋帝被刘裕所杀，写得晦涩。你要认为元好问替《新轩乐府》说话，你是受他骗了。末一句借《新轩乐府》表达不满的意思露了出来。这种细腻是元朝人不同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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