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已被中国落下了一大截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代表着城镇化的方向和未来。即将于10月18日至20日在湖南长沙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将就智慧城市等议题进行探讨。
智慧城市包治百病吗？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到目前的阶段，有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有哪些？
🔹国是直通车 侯雨彤 制图
围绕以上问题，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近日专访了原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不局限于减碳和降低能源消耗的目标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在“双碳”目标和“数字中国”愿景的驱动下,中国智慧城市的内涵有哪些？
李铁：我曾经考察过欧美国家和日韩等经济发达国家的智慧城市项目，这些项目的宗旨都是从减碳出发，通过智慧化的管理来降低能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智慧城市自打提出那天起就与“双碳”目标亲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中国提出智慧城市其实与发达国家的目标还是有所区别。首先，通过手机和互联网应用的大规模普及，奠定了数字化应用的基础。
其次，中国的数字化应用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通过市场以及需求方带来的数字化变革，让生活更加便利，甚至产生了严重的依赖。这些数字应用也基本以城市空间作为基础。
再次是从政府导向中提出的数字或者智慧的城市，其实已经远远落后于市场化的数字和智慧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说，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目前在城市智慧和数字应用方面，已经被中国落下了一大截。因此，中国的智慧城市从需求端推动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利用，已经超越了发达国家仅仅局限于减碳和降低能源消耗的目标。
此外，就是当我们充分地利用了数字和智慧的社会化应用时，客观上也大大提高了社会运行的效率，从实际上推动了减碳和降低能耗的作用。例如网约车和共享单车就是最典型的案例。而无现金支付更是节约了每个人或者机构的出行成本和办事成本。
最后，对智慧城市的认定已经逐步开始从政府一头向社会一头实现转变。可以说，智慧城市的提出，不再仅仅是城市政府的工程，而是社会上利用数字和智慧开展的各种创新的应用以及迅速普及。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提出双碳目标，最重要的就是要降低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当我们提出数字中国和智慧城市理念时，并不是要大面积地在各级地方政府建设数据中心，而是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数据资源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化的服务。
日常社会化智慧应用与突发性事件治理有机结合
国是直通车：智慧城市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在应急管理等方面有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李铁：很多人认为智慧城市可以包治百病，这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认识上的误区。我国城市的智慧化应用应该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在应对突发性应急事件方面，还是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仅就城市洪涝灾害防治一事，这既涉及到一些突发性事件的概率，也涉及到长期的投入，更涉及到日常智慧应用的管理。毕竟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概率较小，但是针对突发性事件单独建立所谓的智慧网络体系，显然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会出现日常利用的闲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探索如何把日常的社会化智慧应用与突发性事件的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前者可以在解决社会应用中，实现有效的投入回报，后者在突发性事件中可以及时发挥作用，使得投入与社会效益基本吻合。
在国际上这种社会化服务和公共服务相结合的案例，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的作用，而政府只是通过PPP的方式购买其中自己所需要的服务，甚至可以在智慧控制中心专门设立自己的办公空间和专门的值班人员，来解决各种应急事件的处理问题。而其他的日常应用可以交给企业来运行和管理。
数据安全问题要通过各种案例的实践来逐步解决
国是直通车：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如何看待与之相关的数据安全问题？
李铁：既然提到数字和智慧城市，我们就不能不涉及到数据的安全问题。针对市场化的数据，特别是手机和互联网应用带来的大数据问题，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制定相应的安全保护规则。但是绝不能过度放大所谓的数据安全而限制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发展，造成因噎废食的后果。
据我了解，许多互联网和大的国有通讯公司，由于专业方面的限制，数据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甚至导致数据资源大量闲置。在这里就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开放数据，二是如何确保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的泄露。这些都是在我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逐步要解决的问题，甚至要上升到法律层面来规范的问题。
但是，大前提是要通过发展，通过时间，通过各种案例的实践来逐步解决。而不能因为某一件事情出了问题就采取一刀切的封杀，这会大大影响我国已经领先于世界的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前景。
智慧城市要切忌搞政绩工程
国是直通车：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有哪些认知误区值得警惕？
李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未来市场主导的互联网应用还是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在充分利用数字和智慧的成果之后，也可以通过有效地监管来防止负面作用的放大。但是一定要把握尺度，给予市场化的探索留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二是智慧城市要切忌搞政绩工程，搞政府低效的大投入，不能把智慧城市和数字应用局限在有限的政府内部数据中，而是要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场化更大的数据规模和资源的成果。
这次防疫过程中，市场化的数据体系就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各大通讯公司和互联网应用公司在精准防控和人员轨迹跟踪过程中都是以大数据作为基础，而这些数据几乎已经覆盖了绝大部分人口。
三是防止过度放大所谓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存在，但是并不能妨碍数字化应用和智慧应用的历史发展进程。毕竟我国的智慧化应用在目前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它所带来的方便、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好处太多，而且还在向其他的领域进行延伸。这就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下取得的最大的智慧应用成果。
如何实现治理过程中两权相利取其重，还需要各级城市的管理者运用智慧的方式来解决和处理问题，而不能被部分社会舆论所误导。特别是把这种治理方式纳入法治化轨道，才能做到既有利于更新的智慧应用探索，同时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