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中国古代建筑的“语法”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修的有关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性质类似于今日的设计手册加上建筑规范，由将作监（土建设计施工机构官员）李诫编修后，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正式刊行。它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必备参考书，在明清两代有许多抄本流传，被梁思成比喻为中国古代建筑的“语法”。《营造法式》收录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第686分册中。

▲《营造法式》内页

出生于1901年的梁思成，将自己研究中国建筑的事业称为“逆时代的工作”：在西化、现代化的潮流和战争的摧毁下，研究和保护中国古代建筑。1944年，他曾这样描述自己三十多年来所目睹的现象——原有的精美建筑物被拙劣的“西式楼房”取而代之；小县城为“整顿市容”将刻工精良的市屋门楼尽数拆除；城市街心充满艺术趣味的街市消失，纷纷树立起卑小简陋的洋灰造外国式喷水池；市民毫不觉得可惜，国民熟视无睹（《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应该说，这些破坏行为并非简单的“西化”，而是19世纪末中国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彻底惊醒后，试图通过跟随西方的“现代性”来追求民族和国家自立、富强的一种表现。对于那一代人来说，生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一连串的割地赔款、军阀混战、党派互斗、外敌入侵，使得有识之士心中积累起对民族命运的一种普遍焦虑，这种心情自然地催生出他们追求国家富强的理想。投射到行动之中，一些人追随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他们成为时代的潮流；还有一些人选择用西方先进的理念、制度和技术保护中国固有的文化，后者的行动看似是“逆时代”的，其实与前者出于同一种对民族命运的焦虑。

▲梁思成测绘山西大同善化寺普贤阁 1933年 中国营造学社影像资料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营造法式》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挖掘出来的。它是北宋官修的有关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性质类似于今日的设计手册加上建筑规范，是由将作监（土建设计施工机构官员）李诫编修后，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正式刊行的。它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在明清两代已有不少抄本流传。

《营造法式》全书共三十四卷，第一、二卷为“总释”，对各种建筑专用名词作出定义，并说明一些基本的计算方法；第三至十五卷为“诸作制度”，解释各种建筑物及其构件、装饰的做法；第六卷至第二十五卷为“功限”，是针对第三至十五卷的各种工种，对施工人力和时间标准的规定；第二十六卷至二十八卷为“料例”，是施工用料的标准定额；第二十九卷至三十四卷是“图样”，包括关于测量仪器、各种建筑构件和雕饰、彩画的图示，以及建筑的平面图、横断面图。此外，在全书开头还有目录和看详，各占一卷篇幅，其中“看详”是对建筑部分常用概念的历史依据的梳理和阐释。

▲《营造法式》内页

1919年，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负责重建过多个北京重要建筑物的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来自丁丙八千卷楼收藏的《营造法式》抄本后，交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两年后，朱启钤到欧美旅行，“见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专书”（《重刊营造法式后序》），大受刺激，意识到必须开始整理《营造法式》中所记载的中国旧有的建筑工艺。回国后，朱启钤便开始搜集各种该书的公私传本，邀请陶湘、傅增湘、罗振玉等人，用清代《四库全书》藏本、蒋式蜜韵楼本、丁丙抄本互相勘校，又按照内阁大库散出的宋本残叶的版画形式，延请老匠师重新绘图、镂版，终于在1925年刊行。这一装帧考究、校订精良的版本即是“陶本”，出版后立即引起当时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

▲《营造法式》（陶本）1925年 朱启钤旧藏

今年8月23日，“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在第一单元“求学与归成”的开始，展厅门口正中的橱窗里，便摆放着一本朱启钤旧藏的“陶本”——1925年在美国留学读建筑系的梁思成从父亲梁启超处收到的即是这个版本。梁思成回忆说，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失望和苦恼的，因为他发现这部精美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营造法式〉注释序》）。为整理和破译《营造法式》，朱启钤于1929年投资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希望在发掘、保护中国建筑的历史价值和美术价值之上，“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中国营造学社缘起》），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二者并不矛盾。

▲《营造法式》内页

《营造法式》成书于北宋，大量的建筑名词晦涩难懂，为了搞懂其中所记载的建筑工艺，必须从现存古建筑的实例中去学习。1931年东北沦陷后，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建筑系，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文献，由刘敦桢主持；二是法式，也就是实地调查古建筑的形制，由梁思成主持。梁思成决定先从较近的时代入手，他先是拜北京老木匠、老画师为师，学习《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实地研究北平的大量清代建筑，1934年出版《清式营造则例》；此后十余年间，和营造学社成员一起，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的1930-1940年间，走遍十五省的两百二十余县，通过实地调查唐、宋、辽、金的建筑实物，在实物研究中逐步释读《营造法式》。

梁思成坚信，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文字校勘上，而是“必须用现代科学的投影几何的画法，用准确的比例尺，并附加等角投影或透视的画法表现出来。这样做，可以有助于对《法式》文字的进一步理解”（《营造法式》注释序）。1937年6月，梁思成与莫宗江、林徽因和一名技工共赴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实地考察，此次调查的测绘图纸和调查报告，在今年“栋梁”展的第二单元“书写中国建筑史与破译'天书’”中展出。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天坛祈年殿屋顶 1935年 中国营造学社影像资料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横剖面草图 中国营造学社测绘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林徽因测绘佛光寺唐代经幢 1937年7月 中国营造学社影像资料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可以发现，有时实例可以和《营造法式》的记载互相印证：

“就梁栿与柱之关系论，则有内槽与外槽两组。内槽大梁（'四椽明栿’）为前后内柱间之联络（第十一图）。此种配合，即《营造法式》所谓'八架椽屋前后乳栿用四柱’者也。”（《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收于1944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1.2期）

但是，有时实例亦和《法式》的说法不尽相同，如：

“月梁：殿所用月梁其权衡及卷杀之法亦与《营造法式》之法异（第七图）。佛殿四椽明栿之广（即高度）为60cm，约合斗栱用材之二十九分°强（见下文斗栱分析），与法式'明栿广四十二分°……四椽栿广五十分°’之规定均相去甚远。”（《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梁思成 “宋《营造法式》注释序(未定稿)”手稿 1963年 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唯有实地调查，才能给建筑这种具备工程结构和艺术造型的实体，带来形象而准确的解释。《营造法式》作为传统建筑工艺的法则，被梁思成比喻为中国古代建筑的“语法”，他认为必须用现代测绘图清晰解释工程结构的要素和名称，将这部“天书”翻译成更多建筑师能够读懂的指南，才能增加他们对本国建筑的学识和传统的熏陶，创造出适合于自己的建筑，摆脱东施效颦的尴尬。

▲《营造法式》原书中的大木作图样

▲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书中对上图的“翻译”

如今，这部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建筑技术专书，经过朱启钤、梁思成、陈明达几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得到破译，其中蕴藏的智慧和美感，一定会为今日中国的建筑师提供更多创造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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