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时修水库的故事

修水库的“专业户”

1974年双抢刚结束,队上就派我和队上的几个社员,去一个叫平垒的山冲去修水库。

那年头“全国农业学大寨,誓把山河重安排”口号喊得震天响。每到秋末冬初就是修水库的日子。生产队的青壮年几乎都被派到工地上去劳动。不完成任务就不能回队生产。

为了早日完成公社下达的修水库任务,有的生产队被迫倾巢而出,全力以赴去工地突击劳动。也有的生产队派几个人常年在水库工地施工,待秋收结束后再派人前往支援。据我所在的生产队估计:每年有近五分之一的青壮劳动力,自带口粮、工具,无偿地去参加修建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劳动。

每到修水库大会战的日子,路上尽是各村屯去修水库的人群。大家挑着席子被盖、瓜菜薯粮、盆瓢锅碗,锄头刮子,浩浩荡荡地涌向水库建设工地。走饿了就随便在路边找个有水的地方埋锅煮饭。一路上饮烟尘土滚滚,人喧马叫热闹非凡。其阵式不亚于解放战争淮海三大战役时支援前线的民工队伍。

在这蚂蚁般的人群中,总少不了到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因为知青身体好,有力气。能适应水库建设高强度的劳动。再是没有家务锁事拖累。能安心在工地劳动。另外是修水库无需什么农业技术。更适合刚到农村插队的知青们工作。插队知识青年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兴修水利的主力军。每个水库建设工地都有知青们辛勤劳动的身影。

对于知青来说也乐意被派去修水库。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吃“大锅饭”。队上同去修水库的人都是集体开饭、统一住宿,共同劳动。免去了个人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担忧,没有了一日三餐做饭的烦恼。“管它吃得饱不饱,共同鼎锅把饭舀”。大家在一起在水库过的是集体生活,使知青暂时忘记了乡愁,缓解了内心的寂寞和思念。

我插队时就是修水库的“专业户”。每一年去修水库的人员中都有我的名字。曾先后参加过县内的兰洞水库、峻山水库,金钱洞水库和蛋子江水库的建设。

今年双枪一结束我又“荣幸”地被生产队派去参加平垒水库大会战。准备又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去了。

记得出发那天早晨,我们去修水库的人分别挑着被盖席子、锄头刮子和米菜锅碗,太阳刚出山就启程了。临行前队长还慷慨地叫养猪场送了100多斤做“饲料粮”的红薯给我们饯行。并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们注意安全,争取早日完成“水库工日”任务回来。

“水库工日”

“水库工日”是指在水库工地劳动,完成多少工作量才能算一个工作日的称谓。也是生产队对上级下达修水库任务的简称。

公社每年都把要兴修水库的人工折算为“水库工日”,再根据各生产队劳动力情况下达到各生产队。生产队则根据“水库工日”任务的多少,决定去修水库的人数和完成的时间。

所旷生产队派人去修水库通常叫做完成“水库工日”。去修水库的人则按照各自完成“水库工日”的多少回到生产队记工分。

“水库工日”有严格的考核定额。挖土挑泥、开石运砂各项工种有各自不同的定额。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县上修兰洞水库时,从500米开外挑够6000千斤黄泥巴到大坝上,才能算一个“水库工日”。

生产队给每个“水库工日”记10个工分(也有的队记12分)。相当于一个青壮劳动力一天的报酬。我所在的生产队10个工分的分值仅是3毛钱左右。

为了早日完成“水库工日”任务,民工们每天天不亮喝上二碗稀粥,吃几个红薯,就开始到工地劳动了。汗流夹背地一直干到日落西山才收工,每人免强才可以完成一个“水库工日”的工作量。虽然说是又累又苦,但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把这种艰苦的无偿劳动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现在看到祖国大地上70年代前修建的、每座碧波荡漾的水库、清水汨汨的每条沟渠,几乎都是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农民流血流汗、节衣缩食甚至吃糠嚥菜换来的。说农民穷,农村苦,其实是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民,默默无闻的地为新中国的农田基本建设,作出了无畏的牺牲和无私的奉献。

土方票

为了准确计算每个人完成“水库工日”的情况,水库工地上配有专职的施工员(验收员)进行考核验收。例如每挑一担黄土上大坝,工地上的施工员就会发给一张“土方票”。以示证明你的劳动成果。

土方票分为80斤、100斤、120斤、150斤等几个级别。每当我们挑着一担黄泥土上大坝时,施工员的眼睛就会远远地盯着你所挑的泥巴,心里立刻估算着这担土的重量。当你把泥巴挑到他身边倒好后,他就会从手里抽出一张“土方票”给你。

如果你认为他发少了给你,不服气的话,工地上还放有一把专用大称,随时都可以“兑称”。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兑称”后,给你的土方票重量低于你挑土的实际重量,就补足重量给你。如果高于你挑土的重量,就要没收给你的土方票。算是白挑了一担土。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教育你下不为例。不要干扰施工员的工作。

凭心而论绝大多施工员发给的土方票,基本上还是公平的。有时甚至还有些意外。

记得有次下午快五点钟时,气温突然下降并下起了小雨。洒满黄泥的挑土路上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个跟头。别说是挑泥,就是空手走路就得小心翼翼的。好多人都提前下工了,工地只有几十个人稀稀拉拉地还在坚持。

我仔细地数了数当天的“战果”:把重量不等的土方票加起来已有5000多斤了。盘算着只要再挑上三四担,就可以凑够6000斤了。于是决心咬牙继续挑上几担,准备完成一个“水库工日”才收工。

当时一个发土方票的施工员,看见我一身衣服不知被雨水淋的还是被汗水渗的浑身都湿透了。一双破了的解放鞋全是泥巴,脚指头露在破了的鞋帮外面,冻得象个小萝卜头又红又肿。可是我还在冒着北风冷雨,一步一滑地吃力地挑着泥巴上大坝。就关心地问我:“队里的人都收工了。怎么你一个人还在挑土?”

当他知道我想完成一个水库工日才收工的打算后。不知是我感动了他,还是他对知青的同情和怜悯。趁着无人看见的机会,一下子就偷偷地塞给了我几张土方票。并关心地说:“快收工吧。别弄出病来。”当时我摸着那摞厚实的土方票,感动得眼泪差不多流出来了。

得了份“爽工”

我刚到平垒水库工地住下的第二天,带队的副队长就通知我去“营部”政工组报到。

那时全国学解放军。参加修水库的民工又全是基干民兵,公社、大队、生产队就分别以营、连、排编制。在公社领导建设水库的机关称为营指挥部,民工都简称其为营部。

当我接到通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去营部政工组工作可是个“爽工”呀!同去修水库的社员都羡慕不已,赞叹地说:“还是有文化的人好呀!”

政工组没有具体的生产考核定额,做一天就能算一个水库工日。无需肩挑人扛,不用日晒雨淋,而且旱涝保收。就像当今考上了公务员。

接到通知后,我高兴得几乎一夜没睡。同时心里也有些纳闷:难道真是天上掉馅缾了,我怎么得了个这么好的“美差”?一夜辗转无眠。第二天一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也带着疑惑和不解去营部报到了。

去营部报到

营部设在离水库坝址有一里多地远的地方。我背着行李,东走西问才找到一间在斑驳的木质大门上贴着一张“栗木公社平垒水建设指挥部”的泥巴屋。旁边的人介绍:这就是营部了。

营部是间典型的桂北农村一堂二厢房屋: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也叫做“披纱屋”。

我刚跨进大门就从左侧的厢房里,走出一位身材壮实的中年人。我一看正是营指挥长黄永。黄永是归国华侨,50年代初就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了。文革前就曾担任栗木区副区长。文革后推选为公社革委副主任。平垒水库上马后公社党委派他来当指挥长。他给我们知青开过会,讲过话。下乡蹲点或者检查生产时也常见面彼此都认识。

我尊敬地向他问候:“黄指挥长好!”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接着他有些谦意的说:因为水库刚上马,营指挥部和各管理机构都没有办公场地,全部就近借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中。因为条件简陋,政工组与指挥部暂时在一起办公。这间堂屋就是政工组住宿和办公的地方。”

堂屋原是祀祭祖先和会客的地方。以前在堂屋的正墙上都贴有“香火”,供家人年节祭拜。文革“破四旧,立四新”把香火当作封资修产物都毁掉了。现在墙上正中贴着一张毛主席画像,两旁贴着“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一副对联。靠右侧的地方贴有一张36K大小的红纸,上面写着“水库政工组”五个大字。

打前站的人早己用毛竹在堂屋靠墙一边,搭好了一个高约40公分、长2米、宽约6米的竹架子,架子上高低不平地铺了些竹片。墙角上还堆着几梱禾草(稻草)。我参加修过多座水库,也算是“见多识广”。知道这就是我们铺床和当政工组桌子的地方了。

黄指挥长接着说:“你先铺好床,晚上好有个地方睡觉。天气冷多铺些禾草。”他关心地交待说:“等下公社团委书记兼通讯干事黄仁斌就从工地回来。他是水库政工组的组长。具体工作他会告诉你们的。”

黄仁斌是水库政工组长?听了黄指挥长的介绍后,我心里立刻“咯噔”了一下,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组长黄仁斌

“真是兵贵神速呀,这么早就来报到了!”刚铺好床,门外就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水库政工组长黄仁斌回来了。

黄仁斌毕业广西师大政治系。曾在上枧大队下布结生产队插队锻炼。后来抽调上来后任公社团委书记兼通讯干事。

记得他那时每天都背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黄布挎包,骑着辆除开铃铛不响,其余都响的破单车来往于山寨村屯,到各生产大队配合党的中心任务,领导和开展共青团的工作。是农村后生仔们的“娃仔头”,更是我们知青的“知心朋友”。我们希亲切地喊他“黄书记!”他听了总是谦虚地摇着头说:“叫我黄仁斌就行了。”

黄仁斌工作踏实,平易近人。有时下乡晚了就干脆不回公社,来到知青点与我们吃几个干辣椒送饭,洗个冷水脚后就和我们一起滚大铺。没有一点当领导的架子。我们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有什么事都爱向他倾诉,有什么困难也爱向他反映。他知道后也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予以解决。没事时就和我们天南地北的扯板路呱聊天。青年人都很喜欢地。

我当时是大队的团总支部书记。他常到大队指导和检查共青团工作,彼此都较熟悉。加上我在工余之时还经常为公社的广播站写点稿件。记得有次为了帮我修改一篇通讯稿,他硬是在知青屋等了我差不多一个下午。待我日落收工回来后,又逐字逐句逐段地教我怎样改写。他的敬业精神和丰富的文学知识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在黄仁斌的教育和帮助下,我除努力抓好共青团工作外,更加热爱业余写稿的工作。常常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躲在知青屋中,伏在煤油灯下,用笔把身边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学大寨的动人事迹表现出来。广播站常播出我写的通讯稿件。受到了公社和县革委会的表扬,还光荣地出席了自治区业余通讯员积极会子大会。

刚才听到黄指挥长说黄仁斌是政工组长后,我心里头豁然明白起来,昨晚的迷团也解开了:我来政工组肯定是黄仁斌书记推荐的!我才得以来到水库政工组工作。顿时心里涌现出一股激流,是他这个伯乐相中了我这匹“菜马”。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报答黄书记对我的关心。

水库政工组

黄仁斌组长回到指挥部不久,政工组其它人员也陆续到了。做事一贯干练利落的黄仁斌介绍大家相互认识后。立即召开了政工组的第一次会议。

他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然后严肃地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水库建设的根本。

政工组的工作就是为政治路线服务。主要是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工地上的先进典型和事例,鼓舞民工士气、激励斗志、大干快上。争取早日建成水库,为实现大寨县作出贡献。

真不愧是广西师大政治系的毕业生,黄仁斌一该起政治工作不仅轻车熟路,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更是浅入深出,通俗易懂。他接着说:

政工组的具体工作是负责水库的广播站、出版一份名叫《平垒工地》的小报,及时更新指挥部宣传栏和工地上的标语口号。

《平垒工地》是张64K页面的双面版小报。原则上每三天要出一期。主要发行对象是全县水库建设工地的对口部门、公社领导、各营连、排干部等。

黄仁斌同时强调:政工组是个政治很敏感的部门,宣传口径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写的不写。吃不准及有疑问的要及时汇报,千万不要自作主张。

最后黄仁斌殷切地对大家说:公社党委分工我组织水库政工组。政工组的编制是6个人。2个人负责采编;2个人负责刻印;还有2个是广播员。政工组上下班时间与营部一致,但是没有铁饭碗,不称职的就回生产队劳动。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不要辜负了公社党委的期望。

听了黄仁斌的讲话,我心里头完全明白了我来政工组是他的意见。政工组中6个人有4个是插队知青。可见他的知青情怀。难怪50年后一次县里知青聚会邀请他参加,他不顾70多岁高龄不仅一口答应热情参加,还在联欢会上表演了节目哩。

会议结束后政工组就开始工作起来了。

赶鸭子上架

按照黄仁斌组长的分工,我和一个名叫李成秋的负责采编。也就是负责为工地广播站和《平垒工地》写通讯稿。

专职撰写稿子,对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人来说,可以说是被“赶鸭子上架”。我这三脚猫功夫在生产队业余写几篇广播稿免强能凑合。可是在政工组真刀实枪地干,不知道是否称职。心里头有些怵,生怕做不好被撵回生产队。但是又不想打退堂鼓,失去这个“爽工”。一想起天天要去“出大力,流大汗”,挖泥挑土去挣“水库工日”更是不寒而栗。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学习的主要方法…干就是学习。”的教导,决心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干了先,否则就对不起黄仁斌!。

“勤能补拙”。每天吃过早饭就下到各营、排工地去采访。收集一些“出大力、流大汗”挖土挑泥的先进典型和好人好事的素材。然后回到政工组,伏在又是床铺桌子上开始写稿。那时每天的任务是要完成一篇通讯稿件。可是我坚持下基层多搜集材料,力争多写多练,平均一天写二篇甚至三篇的稿件。

加上那时写稿子一般都是“语录加例子”的套路。将收集到的素材,套上一段例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加上一些“立下愚公移山志,誓把山河重安排”的豪言壮语,就拼就成一篇稿子了。

稿子写好后就交给黄仁斌审核。如果黄仁斌回公社了就给李成秋过目。只要符合政治要求,语句通顺,农民能看得明、听得懂,基本上都能过关。

经过黄仁斌和李成秋的不断指点,使我逐渐适应了政工组的工作,慢慢地得心应手起来。

李成秋

李成秋也是知青。比我长6岁。身高一米七左右,不胖也不瘦。按当今女孩子的审美标准属于帅哥。他的左腮角下长着一颗黑痣,每当高兴或者紧张时,他都习惯地摸着痣上长出的几根胡须。虽然黄仁斌是政工组组长,但是若大的一个公社团委工作他必须去管。因此当黄仁斌不在工地时,李成秋实际就是政工组的业务负责人。

他1964年毕业于当时桂林地区名声显赫的平乐高中。没考上大学后曾在公社小学当过代课老师。算得上是镇上的“文化人”。

1966年4月县里动员青年上山下乡,他不知怎的,放着好好的老师不当,竞和我一样年报名插队了。他先是到虎尾桑场种桑养蚕,1969年又从蚕场转到常家大队务农。公社要修平垒水库,他就被抽调在政工组搞筹备,比我和广广早两天报到。

他凭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在政工组工作游刃有余。《平垒工地》的报头是他设计和书写的,一些重要的大块文章也都由他捉笔。包括黄指挥长的一些会议讲话及水库上的一些报告、总结也常由他撰写。是水库工地上公认的“笔杆子”。后来招工出来后,分到了公社教育组工作,不久还当上了栗木中学的校长哩。

刻腊纸

广广和一个名叫李冬秋的知青负责写字。大家现在也许觉得奇怪:怎么要设两个人专门写字呀?这是因为那时没有电脑和复印机。工地上要出一张《平垒工地》的小报,要先刻好腊纸,然后才能印刷,最后才是见报。

这刻腊纸实际就是写字!

但是这写字又与平常的写字有区别。首先是笔不同。这种笔不用上墨水,也不用醮墨汁。其笔尖是钢材特制的如同针状,所以叫做“铁笔”。再是纸不同。纸不是普通的书写纸,而是一张薄薄的双面涂有腊的纸。名曰“腊纸”。用铁笔在腊纸上写字,还必须有一块专门的钢板垫在腊纸下面,否则不仅写不上字还会弄坏腊纸。

因为在腊纸上写字可不是件轻松的事。首先这腊纸很薄,稍有折揉腊纸就有皱纹痕迹,油印时就会留在纸上面。同时在腊所上写字又不能改动,必须百分之百的正确。

写的时候先将腊纸垫在钢枝上,然后用铁笔小心翼翼地一笔一划地上腊纸上刻写。是类似于雕刻一般的手工活儿。正所以不叫写字而叫“刻字”就是这个道理。

这刻腊纸是个技术活,不仅要字写得好,而且在刻的时候用力要均匀,不能轻也不能重,轻了油印时字迹会不清楚,重了腊纸则容易烂。一般的人刻出来的腊纸印百十份就报废了,水平高的人刻出的腊纸印二、三百份不在话下。所以当时找个会刻腊纸的人,比当今找个会编程的高水平IT人员还难。

腊纸刻好后就可以印刷了。一台手工油印机是政工组唯一比较现代化的办公用具,每期《平垒工地》小报都靠它油印。

油印小报前要先把腊纸铺在油印机的纱网上,再用滚筒在油墨盆上来回滚动,使油黑调匀地沾涂在滚筒上,然后用滚在腊纸上顺着同一方向滚动,这就是印刷了。

油印像刻腊纸一样,也很讲究技术。用力过大腊纸容易皱折甚至断裂,造或腊纸报废。如果用力过小,字迹会不清楚,必须重印,既浪费了纸张又浪费了时间。所以在油印的时候不仅要用力要均匀,滚筒上的油墨涂抹也要均匀。这样印出的字迹才清晰。

印的时候还必须两人操作。一人持滚筒印刷,一人把印好的纸张翻开。印一张翻一张,急不得又快不得,是纯属手工活儿。

每次印报时都是广广他俩负责。有时我们也一起帮忙。

记得黄仁斌也感叹地说:“亏了当年的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印《挺进报》啊!”

广播员

两名女广播员分别来自栗木大队。一个叫“兰兰婆”,一广叫“何阿姨”。我至今都弄不明白:俩个年纪轻轾的妹仔,怎么被人叫了个这么老气的名字。

“东方红,太阳升…”每天早晨6点钟,指挥部的发电机开始发电,她们的广播喇叭就准时响起来。雄壮的歌声立刻响彻整个大坝工地,也久久地回荡在平垒的山谷中。

那时没有什么流行歌曲,广播站的几个大喇叭,除放些毛主席语录歌曲外,其余时间就是反复地不厌其烦地播送我们采访的新闻稿件。如果没有电时,两个广播员还要拿着个铁皮喇叭去到工地上喊叫。

广 广

广广是乳名,书名叫黄继锦。他比我少三岁,人很灵活聪明,鬼点子也多。尤其是字写得漂亮。他来政工组写字可以说是“物尽其才”了。

说起写字,不得不佩服广广的聪明。他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在家了。他在栗木街上的的一个邻居,曾经当过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文职人员,姓洪,文革时被清退回家了。一手字写得非常漂亮,无论楷书、隶书写在纸上如同印刷的样。每年春节及街方四邻的红白喜事,都请他书写春联及贺语悼词之类,常常略有一些收入。

生性聪明的广广立刻就萌生了跟他学写字的念头。心里想如果自已也学会了这一手,说不准是个弄钱的门道。

从此他就多了一个心眼:每当洪老先生要写字时,他立刻帮他搬桌摆凳,铺纸拿墨。然后在一旁认真地观看洪老先生运笔。从起坐到落点,横竖撇点折一招一式仔细观看,心里也暗暗揣摸。回到家后就立刻练习。不懂的地方就拿去向洪老先生请教。

洪老先生见广广的悟性好,写出的字也有模有样,很受感动。那年头像广广这年纪都是“造反有理”的学生哥,天天喊打减杀的四处乱跑。没有几个看书拿笔的后生仔。而广广不受影响能静下心来学写字,真是难能可贵了。就高兴地收了他作“关门弟子”,一有机会就教广广写字。

“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广广不断地刻苦练习,加上冯老先生的耐心指导,广广的写字水平迅速提高,在同龄人中已小有名气。

在毛主席“知识青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广广也报名下农村插队了。虽然书法家没当成,但是由于写得一于好字,全村大凡小事包括春节对联,只要是用得上写字的,几乎都由广广包了。这下平垒修水库,他又成了政工组专门写字的人。也算是“人尽其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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